韩愈师说中的教师观

时间:2023-09-22 09:15:46 泽滨 韩愈 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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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师说中的教师观

  韩愈是我国唐代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他更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和理念不止对当时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对后世也影响深远,下面是小编整理的韩愈师说中的教师观,一起来看看吧!

韩愈师说中的教师观

  韩愈师说中的教师观

  韩愈《师说》的基本精神就在于“存师卫道”。它从师与道、道与业、师与生等各方面系统地论述了教师问题。提出了卓越的见解。其主要见解:

  (1)教师的作用与地位韩愈从“存师卫道”的角度阐述了教师的独特功能,他认为师是“传道”的,儒家的道统是封建社会的精神支柱。而道要靠教师来传递,传道须有师。卫道必须先尊师,师与道是密切结合、不可分离的。“道之所存,师之所存”。

  (2)教师的基本任务针对教师的基本任务,韩愈作了经典性地表述,即“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他认为教师的三大任务为:传递儒家道统,传授古文六艺之业,解决学生在学习道与业过程中存在的困惑。

  (3)教师的资格韩愈认为教师的选择,不应受年龄、地位、资格等限制,主要是用道与业来衡量。谁先有“道”,谁在术业上有专攻,谁就能成为教师。

  (4)师生关系韩愈提出了“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的命题,含有“能者为师”和“教学相长”的意思,确立了新型的师生关系。

  总之,《师说》是我国古代第一篇集中论述教师问题的文章,他既肯定教师在传道、授业、解惑中的主导作用,又强调教师要尊重学生,向学生学习,教学相长;既要求学生虚心向教师学习,又鼓励学生敢于超过教师;既提倡乐为人师,又强调不耻下问,虚心拜人为师。其看到了师与道、道与业、师与生之间统一关系,含有朴素辩证法因素,对于我们正确理解和处理教师的职责、政治与业务、德育与智育、教书与育人,教师与学生关系等有一定参考价值和启发意义。

  唐代杰出的文学家韩愈在德宗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为提倡师道,抨击当时佛教盛行,教育遭受摧残,学生“耻于从师”,教师“惧为人师”的时弊而写下的《师说》一文,虽只有五百多字,但言简意赅,说服力强,感人至深。文中提出了许多合理的见解,不仅在当时十分新鲜,就是在今天,其与现代教育的观念也不冲突,同样富有启发意义。

  韩愈《师说》对现代教育的启示

  一、尊师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师说》的开头一句,即是“古之学者必有师”,说明“从师而学”是古代的优良传统;而当时的现实社会却弥散着“耻于从师”的不良风气,这是与传统背道而驰的。

  的确,一个民族要获得文明,一个人要得到知识,都离不开教师的作用。自古以来,为了后代的健康成长,不少从事教育工作的人,呕心沥血,贡献出毕生的精力。他们的地位和学问一向为人们所尊重,他们的事业为历史所传颂。尊敬教师,一直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就已盛行尊师风气。那时由于孔子的倡导,打破了“学在官府”的局面,教育事业得以发展,人们对教师也就愈来愈尊重。孔子不但有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而且是人们所崇敬的“至圣先师”,后来更成为世代称颂的“万世师表”。

  关于尊重教师地位的问题,我国古代的学者有过很多的论述。成书于西汉的《礼记·学记》就提出了“师道尊严”的概念:“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2在先,孟子根据《尚书》“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的说法,把君和师并列起来看待。荀子更进一步说:“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将天、地、君、亲、师相提并论。荀子还阐述了教师在国政中的地位,他说:“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无君师,恶治?”“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国将衰,必贱师而轻傅。”由此他得出结论说:“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

  古代统治者多懂得“尊师重道”的重要性。据《学记》记载,古代天子召见文武百官的礼节是:天子南面而立,臣则北面而朝;但天子对于祭祀的主人和学校的师长,并不要求他们北面而立,即不用见臣子的礼节对待他们,以示“尊师重道”。

  古时学生对教师尊敬的例子就更多了。《后汉书·李固列传》记载说,李固为寻求一个好的老师,常常是“步行寻师,不远千里”。宋朝的杨时,有一次去洛阳拜见老师程颐,不巧程正在睡觉。他不忍心叫醒他,便站在一旁等着。当时天正下雪,等程颐醒来时,门外已积雪一尺深。这就是著名的“程门立雪”的故事。

  至当代,改革开放以后,教师的地位较以往有所提高;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提高教师地位的工作做得还很不够。历史早已表明:民族振兴必须提高生产力,生产力的跃进必须依靠科技,科技的发达必须依靠教育,发展教育则必须大力提高教师地位。要使教师职业真正成为受人们羡慕的职业,还必须采取一系列扎扎实实的具体措施。

  二、教师担负着崇高的社会责任

  韩愈在《师说》中概括地指出了教师的任务:“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即是说,教师,是传授道理,讲授学业,解疑答难的。

  韩愈所说的“道”,在他的文章里是有确定含义的,指的是儒家的尧舜禹汤文武孔孟之道,侧重点在于个人修养、道德品质、立身处世诸方面。韩愈在《原道》中为“道”定义说:“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5可见这所谓“道”,就是行仁义,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所以韩愈笔下的“传道”,就是传播圣人之道,“授业”,就是讲授学业,“业”指的是各种学业技艺,即是《师说》后文所说的“六艺经传”,所以“授业”实际上也是“传道”;“解惑”,就是解疑答难,解除疑惑,解答“道”同“业”两方面的疑难问题。这就是说,教师要负起向学生传授道理、知识和解疑答难的责任。一句话,教师必须是“既教书,又教人”。这是教师职业所赋予教师的崇高的社会责任。

  不同的社会必有不同的教育之“道”。处于封建社会的韩愈,必然会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的立场,去维护和宣传封建社会之“道”—作为封建社会统治思想的儒家之道,以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维护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国家。这是毫不奇怪的。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也是应该肯定的。

  在今天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时代,也应该有社会主义的教育之“道”。那么,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教育之“道”呢?我认为,其要点,即如中共中央《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所说:“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相契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相承接,是我们党凝聚全党全社会价值共识作出的重要论断。”这里提出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24字,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将24字核心价值观分成了三个层面:“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意见》明确指出:“这24个字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基本遵循。”其实,这24个字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教育之道的基本思想、基本遵循。

  教师应该通过各种手段,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的教育之道与传统的“传道、授业、解惑”观有机地结合起来,以此引导学生健康地成长。

  三、学习的对象应该是广泛的

  封建社会时期的韩愈,已认识到了“人非生而知之”这一唯物主义的命题,因而他主张每一个人都应该“从师学道”,不然“惑”就会“终不解”。那么,应该以什么人为师,向什么人求教呢?韩愈在《师说》中提出了“从师”的标准或“择师”的原则。他认为:只要他有学问,懂得的知识比我早,就可以以他为师,而不用去管他的地位是高还是低,不用去管他的年龄是老还是少。这就是他所说的:“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既然“圣人无常师”,何况普通人呢!

  韩愈关于从师的标准或择师的原则,在当时,是对不重道、不重师的社会风气、包括即使谈到“师”,又斤斤计较于“师”的地位、年龄等等坏风气的批驳,这是十分正确的。在今天,如果我们把韩愈关于“道”的内函重新予以确定,把它作为“真理”的同义词来理解,那么,这个原则就是“谁掌握了真理,谁就是我的老师”。这无疑是非常正确的。我们常说:要向有真才实学的人学习,要向内行学习,实际上也体现了《师说》所谓“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的精神,只不过这“道”并非韩愈所主张的孔孟之道罢了。

  由于知识海洋的广阔,而一个人的精力和能力有限,故而要在有限的时间里使自己成为一个门门精通的专家,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在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今天,要想掌握更多的新知识,就必须不断学习,广泛学习,深入学习。潮涌般出现的科学技术、急剧增加的知识量,不断涌现的新理论、新学科,需要每一个人去自觉接受“终身教育”,才可能适应社会,适应工作。因此,更需要向一切有学问的人虚心学习,利用一切机会向在某一方面长于自己的人学习,这样,才会永葆生活的青春;才会不断更新知识,充实知识,便知识面更广,基础打得更牢,从而不断地获得新的创造和发现。

  四、教和学是可以相长的

  韩愈在《师说》中,还阐明了另一个哲理:“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学生不一定就不如老师,老师也不一定就比学生高明。因为“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懂得道理有先有后,技艺和学业各有各的专门研究,知识领域无限宽广,学生是完全可能在某一方面逐渐超过老师的。因而,“青出于蓝”;反过来说,“蓝”也完全可以更“出于青”,获得新的知识和进步的。

  这个关于“教师”和“弟子”相互关系的见解,在今天看来,仍然十分正确。但是,要真正明白这一点(不是从字面上或抽象的道理上)很不容易;更别说去实践了。为什么师生关系时有不正常呢?这是因为当教师的自以为一切都比学生强,听不得半点来自学生的不同意见;或者因为发现学生确有比自己高明之处而妒忌学生,压制学生。做学生的呢,则当发现教师某一点不那么正确,就认为他一切都不行,不够资格当教师;或者径直认为自己已经比教师强了,于是就不再尊重教师了,更不用说继续虚心地向他学习了。师生矛盾的这两方面,显然都不正确,都是需要检讨和纠正的。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是久经证明的客观真理,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需要格外认真地去体会和领悟这个道理。

  时代在变,生活在变,学生也在变。充满青春活力的学生对生活的热爱与思考,对未来的憧憬与追求往往表现得比教师更热烈、更奔放、更浪漫。作为新时代的教师也要跟着变,努力使自己成为站在时代潮头、永葆学问(或知识)青春的进取者,使自己和学生与时俱进,共同成长。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教师和学生的关系,其实已经是一种新型的社会化的平等关系。这种关系,是以互相尊重为前提的。教师是这种关系的主导方面。作为教师,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耕耘者、传播者,要去启迪学生的心智,为社会主义祖国培养品德高尚、知识丰富、体魄健全的一代新人。教师的一言一行对学生的影响都很大;因为学生模仿性强,可塑性大。他们对教师最信任、最崇敬,对教师的一言一行都爱仿效。正因为如此,一个好的教师必须随时好好检查自己,鞭策自己,使自己成为优良品德的先行者,良好习惯的先导者,科学、人文知识的培育者。同时,作为教师,因为不可能事事精通,在教学的过程中也包含着自我学习和不断完善的努力,要虚心地向包括自己学生在内的一切高于自己、长于自己的人学习,争取不断地进步。特别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后,作为人民教师的自我修养、自我素质的提升,当是十分必要的。

  党的十九大报告说:“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必须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深化教育改革,加快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毋庸置疑,学习包括《师说》在内的古代优秀教育文化传统,并将之运用于今天的教育改革,才可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从《师说》看韩愈的师道观

  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韩愈被苏轼称为“文起八代之衰”,被明朝人列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他在《师说》中以其丰富的学识、卓越的胆识提出了骇世惊俗的师道观。

  首先,韩愈对老师的作用有自己独特的认识。他突破了一般人对教师作用认识的局限,从“授之书而习其句读”的“受业”,扩大到“传道”“解惑”,明确提出“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的全新界定。在他看来,既能做经师,又能做人师的人才是真正的老师。他将“传道”放在“受业”“解惑”前面说,表明他把教学生做人比做学问看得更为重要。韩愈心目中的老师不是一般官学老师,也不是学业启蒙老师,而是学有所成的人。他在“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非吾所谓传道受业解惑者也”中,明显流露出了对浅薄之师的鄙夷与嘲讽。

  其次,韩愈提出的择师标准体现了一种朴素的民主平等意识。针对上层“士大夫之族”的门第观念,他明确主张“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这种全新的师道观是一种石破天惊的新观念,开拓了为师者的广阔领域。“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表现出鲜明的态度、坚定的信念。从师即是学道,惟“道”是问,凡是闻道者无论贵贱长幼都可为师。这种能者为师的择师标准表现出一种谦逊的学风、不耻下问的胸襟。韩愈“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的感慨是沉痛的。因为远远超过一般人的古之圣人“犹且从师而问”,而远远低于圣人的普通人却“耻学于师”,也因此才有“圣益圣,愚益愚”的不幸结局。

  再次,韩愈提出了转益多师、教学相长的新型师生观。他认为“圣人无常师”,即有学问的圣人从来没有固定的老师,甚至可以向根本比不上自己的人学习。他举例说“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韩愈从“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的客观事实出发,推论出“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的崭新观点,这种转益多师、教学相长的师生观闪耀着朴素的辩证唯物论的思想光辉。

  最后,韩愈提倡敢为人师的反时俗精神,鼓励青年从师勤学。在“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的社会背景下,学生李蟠好古文,不拘于时,“能行古道”,韩愈嘉许之。他收李蟠这样“好古文”的学生,表现出敢为人师的反时俗的勇敢精神。韩愈对当时士大夫中流行的“耻学于师”的现象深恶痛绝,对一般浅薄的士大夫之族“群聚而笑”的丑态予以辛辣的调侃。他主张做大学问,鼓励青年从师勤学,深入研究。“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中流露出了对浅尝辄止、不深入研究的人的蔑视。他认为学业的精进在于勤勉。“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韩愈强调一个人要着力于“业精”、“行成”,即在学业上做到“精”,在品德上要做到“成”。

  当然,由于时代与阶级的局限性,韩愈《师说》中所表现的师道观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他办教育的目的是复兴儒学、排斥佛老和推行文学革新运动,因此他所强调的“道”是儒家之道,他所强调的教学内容是“所读皆圣人之书,杨墨释老之学无所入于其心”,“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视,非圣人之旨不敢存”,“口不绝吟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他的教学方式明显地带有枯燥说教和硬性灌输的特点,不利于学生的创新思维与个性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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