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事散文《红薯的事》

时间：2020-12-06 11:01:21 散文我要投稿

记事散文《红薯的事》

　　说起红薯，四十岁以上的几乎所有的河南人都会有说不完的话，每个人都能讲出与红薯有关的很多故事，那故事，大多裹夹着诸多的叹谓和生命的酸甜苦辣。其它的不说，只与红薯有关的谚语这一个内容，人们都能说出许多条，如：红薯汤，红薯馍，离了红薯不能活；提起来刚金棍，叫我骂八辈；一顿吃半碗，就有死的味儿……在四十岁以上人们的印象中，红薯作为一种救命粮，它既是一根救命的稻草，也是演绎无数生灵悲欢离合故事的祸首。所以，一提红薯，大家都把它与昨天、贫穷和苦难联系起来。

记事散文《红薯的事》

　　那个时代的豫东，包括整个河南乃至更广大的地区，红薯不但是广大人民赖以生存的主粮，而且，有相当一部分人连这样的食品也吃不上。回想起来，那个时候的一切几乎都是红薯的事。

　　年关没到，大地还在隆冬时节，农人就开始用麦草烧红薯畦子，为育好来年的红薯秧做准备。春末的时候，农人从红薯畦子里取秧种春红薯。这样的红薯生长时间长，直到夏末才开始收获，红薯块大而粉多。收了麦以后在麦茬地里种的红薯叫麦茬红薯。种麦茬红薯用的秧子很省事，也挺有意思，把春红薯地里旺而长的秧子一截一截截下来摁地里就成。不过，栽麦茬红薯的初夏地容易旱，农人要一担担去老远的井里挑水浇秧子，妇女小孩都出动，一棵秧子一碗水。那种辛苦是农人们很难忘的。

　　麦茬红薯在地里生长的时间也很长，很多红薯到过了霜降还在地里长着，这样的红薯根多块小，好的年份亩产量也不过四五百斤。在红薯生长过程中的阴雨大的月份，有一种农活叫翻红薯秧（以免秧子也扎根争地劲），一般是妇女小孩干。在豫东，收红薯称为捯红薯。捯红薯之前还有两种轻松悠然的活，农人们争着干，一个是割红薯秧，一个是扫红薯叶。一般大老爷们挨不上这活。饥荒年月，红薯沟里扫起来的老黑干碎的柴禾一样的叶子也可以充饥。

　　对孩子来说，割草的时候在豆地里烧红薯窑是令人高兴的事。大家先在豆地里用铲子挖个坑，把挖出的新土一把一把搦成椭圆的团、垒起来，点豆秸或棒子（玉米）秸火把土团靠里的部分烧得红红的，马上把准备好了的匀溜块红薯填进火坑，再噼噼啪啪用脚把热土团跺封。割半箩头草再来扒红薯吃，那味道真是美极了。不肖说，包括今天在内的所有做的红薯食物的品类中，这种窑烧出来的红薯味道最佳。

　　应当说，在所有与红薯有关的活计中，削（豫东人称sou）红薯干（片）和拾红薯干是两件又苦又累又惊险的烦人的事，尤其对孩子来说，它能让人记八辈子。

　　为使红薯这种口粮易于保存，农人们要不失时机地将其削成湿片，并尽快在地里将它们晒干。红薯干几乎是农人们全年的口粮，没有它，大家将无法生存。一年一次的削红薯干，若赶上晴天，是农人求之不得谢天谢地的大好事，如此的话，农人们就可以保准吃到白白净净的红薯干了。但是，在那些年月，也不知道咋回事，削、晒红薯干正需要响晴天的时候它偏阴天下雨。

　　干了一天生产队的公家的活，夜间还要打起精神给自家削红薯干，本来是谁也不愿意干，但事在那儿摆着，谁孬也孬不掉。天擦黑的时候，每家男女老小都在地里守着一大堆红薯，准备好了的削子（切薯干用的'农人自制的一种刀具，由木板和镰刀组成）摆在红薯堆旁，红薯多的家户还摆了两个削子。

　　那种铺天盖地千家万户男女老少全上阵的场面煞是惊人。这么繁重而特别重要的活，每个家庭又必须把它安排在夜里干，因为，白天是农人们在生产队里干活（上班）挣工分的时间。有些能干的女人，半夜不到就削了好几百斤红薯。

　　削红薯干的时候天下雨也没啥要紧的，下雨可以停削；烦人的是，削好薯干许多天秋雨连绵，一直下个不停。即使后来晴了天，但因湿薯干摆在了湿地上，秋深了、天也冷，晒出来的红薯干青头紫脸，加上风一刮、土一粘，红薯干没有不灰不溜秋的，吃的时候就免不了又苦又涩了（有时候我就想，那时代的农人不知吃下了多少带土带菌的食物，大家却少有疾病；卫生得没办法的现代人连吃最鲜的猪肉和雪白的白菜芯也洗好多遍，用的碗筷洗了再洗还要电消毒，但身上病的种类却越来越多）。

　　红薯干待收的时候也挺喜人的，一眼望去满地一片白。豆地麦地红薯地，一片一片的全是红薯干。晚上喝汤（吃晚饭）的时候，天如果一起风、一长毛，农人们心里可就慌了。有时候，大家刚摸住碗，西北方呼噜噜地起了雷声，这时候没人命令，整村整村的男女老少，拿箩头的拿箩头、掂簸簯的掂簸簯，大呼小叫飞风似地往地里跑。人们白慌一阵，雨没有下下来，有惊无损拾了薯干也算庆幸。最烦人的是半夜三更阴天打雷。二更三更，累了一天的农人正睡得香，老天不作美，呼拉拉猛然下起雨来。这时候是最难为人的，也是农人最苦又很矛盾的时候：起床吧，又困又累，实在不想动；不起吧，一年的口粮是好是坏，命运就在此一举。大人们喊着跑着到地里拾红薯干去了，偷懒的孩子则蒙头打呼噜装睡着。

　　红薯浑身都是宝（也无法不把它作宝）。饥荒年月里，连平常作柴禾烧的又干又黑的红薯秧也成了最好最紧缺的美食。五七、五八年的时候，唯有六七岁以下的儿童才可享受到红薯秧面馍，每个儿童每天只能分得两个火柴盒一样大小的红薯秧馍。

　　有一个谚语叫人饿生歹心。所谓的“歹心”，在那个时代就是偷。偷，听起来很不好，但对于因缺少食物而面临死亡威胁的人来说，偷就成了常事（人们也不应当把它看作什么不光彩的事）。红薯窖里仅剩的几块泥巴一样的坏红薯也有人偷，那是为了活命。

　　有一种活技叫拾红薯，就是在生产队（公家）的地里拣没有收完的红薯。有时是跟在牲口拉的犁子后面（就是紧跟在犁耙手的屁股后面）拾，有时是跟在耙后面拾，每拾到一块红薯都很高兴，拾到一块大的红薯则是一个惊喜。过了年冰雪化尽，在去年犁耙好的红薯地表面也能拾到红薯，它们是被一冬的雨雪洗露出来的，虽然拾不多，但也挺喜人（因为没有其它食物充饥）的，农人称这样的红薯为冻红薯，吃起来脆脆的，水多、微甜。

　　想当年（尤其七十年代），很多人吃红薯吃得够够的，不是胃酸就是发撑（肚子胀），提起来红薯就条件反射口流酸水……

　　天地变了，天地间的一切变了，随着时代的演进，人们对同一种事物的态度在不同的时代里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就说红薯，它给三十岁以下人们的印象就很美好，它变成了稀有物、珍贵品，大家都喜欢吃红薯，无论煮的烤的馏的，

　　红薯干红薯汤，包括蒸红薯叶调红薯梗，只要是红薯的内容，没有一样是现代人所不喜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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