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站昨天的记忆-散文
1975年3月，在那个时候，湘黔铁路刚刚投入运营。支援新线建设的父亲，带着我们全家，从四川搬到贵州，安家在绿色环抱的苗岭小站——翁塘。
在那个时候，这地方只有几幢简陋的平房，稀稀落落散落在小站下面的洼凼里。家属区四周是层层稻田，整个一个夏天，此起彼伏的蛙鸣声，成了这里一道亮丽的风景。
在那个时候，父亲天天都是迎着朝阳，送走晚霞，肩扛捣镐和工友们一道养护着线路。尽管那时工作条件极为艰苦，但是父亲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古老生活方式，依旧天天在小站上演着。他们的想法太简单不过了，上满全勤，挣足每月几十元的工资，一家人生活有着落，孩子们一年的学习费用不愁也就足够了。
在那个时候，我和一帮职工子弟，就读于小站下游的农村小学。我记得最清楚不过，学校四周有六株翠柏，尤以门前那株树龄为最，少说也有五百年，其离树干两米高处，长满密实的树枝。每当课间休息，我都会和几个调皮的朋友蹿上树，四处眺望。有时，父亲和他的那班工友正好在学校旁的铁路桥上维修线路，桥下树上的我则会兴高采烈大呼小叫地引起他们的注意。
在那个时候，特别是夏日的傍晚，小站家属区最是热闹。劳累一天的父亲，经常和工友们一起，把工区的大电石灯抬出工具房，打开灯盒，放进电石，加上足够的水，在家属区不大的院坝里点亮，然后围坐在灯下抽着廉价的香烟，探讨白天工作中遇到的难题。我和一帮小伙伴喜欢借此机会，凑着“热闹”，大玩“躲猫猫”游戏。一番手心手背，“轰”地在家属区四周散开，让猜输了的小伙伴寻找。于是，一场“战斗”开始了。嗬！热闹极了。我们无忧无虑地玩耍，直到电石灯熄灭了，才在父亲的催促下，急不情愿地停止战斗。
在那个时候，工友们眼里，我的父亲算得上是有大学问的人了。旧社会上过高中的父亲，时常让工友们刮目相看。他多才多艺，有时一高兴，也会在电石灯光下，拉着二胡，唱上几段川戏。很有表演天赋的我，这个时候，也喜欢表现自己，常常跑回家中，翻出父亲的劳保棉大衣，穿在身上，有板有眼地唱上一段京剧《智取威虎山》，还有板有眼地学着戏里杨子荣的招式。一番演唱和比划，时常也会博得大人们一阵阵喝彩声。
在那个时候，我惟一感到欣慰的是，毕竟比父亲洒脱得多。野气十足的我，除了睡觉时还算有几分老实外，其余时间，不是上山边采菌子边疯玩，就是放学后和一帮子弟下河沟捉鱼虾。遇到大雨天，我会喜滋滋地拿上一个撮箕，到家属区下面的涵洞口守候着，等待上游冲下来的鱼虾“自投落网”。涨水期间，收获三五斤小鱼虾是常事。鱼虾拿回家，经过母亲加工，就成了过年过节和招待来宾的美味佳肴。到了秋天，我会用父亲发的'劳保口罩，精心缝上一个小口袋，绑在竹竿上，放学或星期天就蹲在河沟边，耐心守候着，网到小鱼虾，在一个小瓶里放些清水养起来。这给我的童年增添了不少乐趣。渐渐地天气冷起来了，小站下雪了。我们这帮小淘气鬼在雪地上捏雪球，在家属区的院坝里追逐、嬉戏，喊声、笑声连成了一片……
离开小站翁塘是一年以后的事，父亲调到领工区代理计工员，我终于去了小站人以为的大地方读书。离开的那天，整个屋子挤满了人，那些熟悉的人叮咛、祝福的话语连连。如今，顶替父亲工作近三十年的我，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成长为一名中层干部，然而，小站的昨天还那么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中，挥之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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