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起龙及其史论研究论文
明中叶以来，随着《史通》的渐次传布，一些学者相继对《史通》进行了校对、撮要、评论和注释，掀起《史通》整理和研究的热潮。在较多整理和研究《史通》的学者中，浦起龙所著《史通通释》是《史通》注释本中影响最大的一部。正如傅振伦先生所云:“注《史通》者，此最后出，用力又最勤，引据详明，世称博洽。”迄今学界对浦起龙及其《史通通释》尙缺乏深入的研究，对浦氏史论的研究更是无人问津。因此有必要对此进行深入探研。
一
浦起龙(1679—1762)，字二田，江苏金匮(今无锡)人。晚年自号三山伧父或三山伧叟，学者称之为三伧先生。浦氏出生于金匮一个穷困的书香门第，史称:“公家甚贫，书甚富，口甚拙，手甚敏，待人甚厚而校书甚严，故于《左》、《史》、汉魏六朝、三唐宋明诸著作，旁及释典、道藏、天人律历、形势建革，上下古今，皆尝窥其端绪，而究其指归。”又称:“公自束发就傅而迄乎杖乡(案:指60岁)、杖国(案:指70岁)、杖朝(案:指80岁)，伏处蓬茅而及乎服官羁旅，晦明风雨，无不载书以行，是迨好之、乐之，而不啻其性之也。”可见他虽出身贫穷，但家中藏书甚多。他不仅藏书，而且严于校书，乐于读书。他涉猎的书籍，遍及经史子集、佛经、道藏、天文地理，是一个非常勤奋的博学之士。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考中举人。雍正八年(1730年)以二甲十六名的成绩考中进士，而此时他已是52岁。中第后曾选授扬州府学教授，因其丁父忧而未能赴任。后应云贵总督尹继善的.邀请，去云南担任五华书院山长。三年后回乡，居家三年后任苏州紫阳书院教授。浦氏在苏州前后呆了六年，因被排挤，辞职回乡，此后一直赋闲在家，从事著述和讲学。史称:“公晚年声名达九重，历掌五华、紫阳书院，与巨公相过从，一时秀异之士咸出门下。”
浦氏勤于笔耕，先后著有《读杜心解》、《古文眉铨》、《三山老人不是集》、《酿蜜集》、《史通通释》等。后人评价其著述“莫不别开生面，发人所未发，又非炫异矜奇，而适得庐山真面。宜乎，书一出而上达宸聪，风行海内，即榕门(案:指曾任东阁大学士陈宏谋)、牧园(案:指曾任内阁大学士翁方钢)、复初(案:指曾任翰林院庶吉士、湖南督学吴大受)、归思(案:指曾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的沈德潜)诸巨公，见之亦顿首至地曰:‘真不愧为读书人也’。”可见其人与著述影响之大。
二
浦氏的史学代表作为《史通通释》。他最早接触《史通》大约在乾隆初年。他自称:“先是己未(1739年)代匮苏郡校，坐春风亭，抽架上书，得《史通》，循览粗过，旋舍去。乙丑(1745年)归老，诸知旧来起居，伧父方手裒乱帙，咸笑以谓书生习气，老殢故纸犹昔耶?”可见其在归乡后，仍然致力于古书的整理。浦氏最初接触的所谓“春风亭本”，即为明大梁王惟俭《史通训故》本。该书是王惟俭在注释《文心雕龙》后，仿注《文心雕龙》的体例对《史通》进行校勘、注释的。浦氏称其“粪除诸评，世称佳本。然其蔽善匿，蒙焉何豁，讹焉何正，脱焉何贯，未见其能别彻也。”这里所说的“诸评”，应指成书于万历之季李维桢的《史通评释》、郭孔延续写的《史通评释》等。四库馆臣评论李氏之书云:“维祯所评，不出明人游谈之习，无足置论。”认为郭孔延所释“较有引据，而所征故事，率不著其出典，亦颇有舛漏。”黄叔琳也称郭书“援引踳驳，枝蔓无益，又疏于考订，每多讹误。”浦氏认为王惟俭的《史通训故》能够摒除李、郭两书之弊，然却匿其所善，很难达到解惑、正讹、补阙之目的。他指出:“刘氏世职史，而文沿齐、梁，距今又千年，所进退群册，已太半亡阙;所建立标指，又苦骈枝长语，迷瞀主客。此其可以履豨故智塞事乎?”认为刘知幾《史通》文字沿用齐梁的骈文形式，所依据各书已大半亡佚，所建立的史书编纂准则，因其繁复冗长的表述形式而使人迷惑。为其注释必须做到“蹑亡阙之蹤，导骈枝之窾，而逆之以中据之封畛，以求无蔽。”为此，他先后参考了王惟俭《史通训故》、李维桢、郭孔延的《史通评释》，博采旁搜，于乾隆十二年(1747年)撰成《史通通释》初稿。次年得北平黄叔琳《史通训诂补》，互证若干条，又经多次修改，于乾隆十七年(1752年)梓行。
《史通通释》首先对《史通》进行校勘正讹的工作。蔡焯敦指出:“是书之失在字者，盖亦多也。”主要包括以下几种情况:一是讹文，比如“乌孙”而讹为“乌孤”，“文王”而讹为“文丁”等。二是倒文，如“文省”而曰“省文”，“朔方”而曰“方朔”，“武宣”而曰“宣武”等。三是脱文，如“昭后略”漏“昭”字，“言学者”漏“言”字，“楚、汉列国”漏“国”字等。四是衍文，如“名班祚土”，“班”下衍“爵”字，“以其类逆”，“逆”下衍“者”字等。大约文字之失有二百二十多处，浦氏一一予以订正。在订正文字之失时，“其刊去者仍注见之，不没旧本。”此外浦氏还纠正了《史通》中的错简、倒句等现象。但需要注意的是，浦氏在校雠的过程中也出现过一些主观臆断，肆意改窜史书原文的现象。
其次采用释、按、证释、证按、夹释、杂按等六种形式对《史通》进行注释。所谓“释”，即“析节而疏其义”也。如《史通·二体》云:“丘明传《春秋》，子长著《史记》，载笔之体，於斯备矣。……盖荀悦、张璠，丘明之党也;班固、华峤，子长之流也。”浦氏释云:“已上总为二体标出原委大意。言自得左、马分创，史家千古宗之。”指出《史通》以《左传》、《史记》分别为编年体和纪传体之祖，史书体例，至此基本完备。后世荀悦《汉纪》、张璠《后汉纪》是仿效《左传》编年体的，班固《汉书》、华峤《汉后书》是仿效《史记》纪传体的。《左传》和《史记》均为后世史家所宗仰。
所谓“按”，亦即“释”也。“既释以辨之，复按以会之。”“按”语往往放在《史通》正文章节后。如《史通·六家》评论《史记》记事:“疆域辽阔，年月遐长，而分以纪传，散以书表。每论家国一政，而胡、越相悬;叙君臣一时，而参、商是隔。此其为体之失者也。兼其所载，多聚旧记，时採杂言，故使览之者事罕异闻，而语饶重出，此撰录之烦者也”认为《史记》记家国之政，叙君臣一时之事，则分散在纪、传、书、表各篇之中。造成“胡、越相悬”、“参、商是隔”，加之其叙事“多聚旧记，时採杂言”，造成语言的繁复。浦氏对此按曰:“此章乃是著述家深识利病之言。闻人通患，率在夸多，代远文庞，荒诞滋炽。……《史通》盖为《通史》、《科录》芜编纷出，滥觞实由司马，故重诫之。其别家于班，正复为此。评者不察，认是诋諆迁史，误矣。”认为此节批评《史记》纪传体通史体例的缺失，意在警醒后来史家在撰写纪传体通史著作时，在力求克服纪传体史书自身存在的弊病的同时，要防止像吴均等所撰《通史》、元晖雅所撰《科录》那样“芜编纷出”，力求言语精炼，行文简洁。
和此前王本、黄本一样，浦氏把训释的重点放在“证释”即“取证古书，用释今义”上。以《史通通释》“直书篇”为例，在正文之后一方面交待文中用语的出处，如“直如弦四句”注明“《乐府集》郭茂倩注云:《后汉书·五行志》，顺帝之末京都童谣。”另一方面则引用史书的材料注明诸如“董狐”、“书崔弑”、“述汉非”、“崔浩犯讳”、“渭曲见屈”、“云台取伤”等人物或事件的详情。
浦氏《史通通释》是目前最为流行的注释本之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引据详明，足称该洽。”杨明照也称其“征事数典，颇称详赡”。但其中难免出现漏释、释错、释而不详等问题。如《史通·曲笔篇》云:“昔秦人不死，验符生之后诬; 蜀老犹存，知葛亮之多枉。”浦氏注曰“不详”。又云:“按:《困学纪闻》云:蜀老犹存，知葛亮之多枉，武侯事迹湮没多矣。然则蜀老事，王氏亦未有所考也。”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则指出:浦氏“定为无考，而不知秦人事出《洛阳伽蓝记》，蜀老事出《魏书·毛修之传》。”因此后来有陈汉章作《史通补释》，杨明照作《史通通释补》以弥补其缺漏，订正其错误。
浦氏还著有读书札记《酿蜜集》。“其间经谊史裁，天文地理、兵阵算术暨字学、诗学之属，凡诸繁赜，靡不赅备。”被学者称为“有用之书”。该书的命名，实也反映浦氏治学之勤笃。正如陈开骥所云:“先生之为学，犹蜂之于华，撷菁英，去糟粕，酝酿既深厚，然后吐而为蜜，其勤笃如此。”
总而言之，浦起龙在读史和注释《史通》的过程中，十分重视史学评论。虽然其中有些史论缺乏新意，但由于评论的角度与前人有所不同，因此仍能给后人不少的启迪。其中关于刘知幾和《史通》的评论，则多能发前人之所未发，为《史通》的研究起着“导乎先路”的作用。但浦氏史论中也不乏武断和偏颇之处，这是需要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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