咏怀原文及鉴赏

时间:2021-02-23 09:39:57 古籍 我要投稿

咏怀原文及鉴赏

咏怀原文及鉴赏1

  夜中不能寐,

  起坐弹鸣琴。

  薄帷鉴明月,

  清风吹我襟。

  孤鸿号外野,

  翔鸟鸣北林。

  徘徊将何见?

  忧思独伤心。

  鉴赏

  阮籍的诗大量运用了比兴象征、神话传说、以景寓情、借古讽今等表现手法,曲折隐晦地抒写愤世嫉俗、感慨郁闷的内心世界,形成了言近旨远的艺术风格。

  阮籍是“正始之音”的代表。他的《咏怀》82首是十分有名的抒情组诗。其中有些诗反映了诗人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中,在种种醉态、狂态掩盖下的内心的无限孤独寂寞、痛苦忧愤。有些诗表现了诗人害怕政治风险,希冀避世远祸的思想面貌;有些诗借古讽今,寄托了对时政的抨击或感慨,表现了诗人对国事的关切;还有些诗嘲讽了矫揉造作的虚伪的礼法之士。总的来说,阮籍的《咏怀》诗以“忧思独伤心”为主要基调,具有强烈的抒情色彩。在艺术上多采用比兴、寄托、象征等手法,因而形成了一种“悲愤哀怨,隐晦曲折”的诗风。

  这是阮籍八十二首五言《咏怀诗》中的第一首。诗歌表达了诗人内心愤懑、悲凉、落寞、忧虑等复杂的感情。不过,尽管诗人发出“忧思独伤心”的长叹,却始终没有把“忧思”直接说破,而是“直举情形色相以示人”,将内心的情绪含蕴在形象的描写中。冷月清风、旷野孤鸿、深夜不眠的弹琴者,将无形的 “忧思”化为直观的形象,犹如在人的眼前耳畔。读者可从诗中所展示的“情形色相”中感受到诗人幽寂孤愤的心境。但是那股“忧思”仅仅是一种情绪、一种体验、一种感受,人们可以领略到其中蕴涵的孤独、悲苦之味,却难以把握其具体的内容。“言在耳日之内,情寄八荒之外”,即是此诗显著的特点。

  其实,如果能透彻地了解阮籍其人,此诗也并不难解。阮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晋书·阮籍传》)。正如他“醉六十日”,以使文帝之“为武帝求婚于籍”,终于“不得言而止”(同上)一样,“酣饮”不过是他用以逃避现实的手段,内心的痛苦却是无法排遣的。史书中“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的描写,就正是他痛苦内心的深刻表现。所以这首诗,只要看他“孤”“独”二字,就不难“曲径通幽”了。

  此诗起首,诗人就把读者引入了一个孤冷凄清的夜境:“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酣饮为常”的诗人在此众生入梦之时,却难以入睡,他披衣起坐,弹响起了抒发心曲的琴弦。这是从实景来理解。然而,也不妨把这“夜”看成是时代之夜,在此漫长的黑夜里,“众人皆醉我独醒”,这伟大的孤独者,弹唱起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诗章。“英风截云霓,超世发奇声”(《其六十一》)呵!这两句诗,实际上是化用王桀《七哀诗》诗句:“独夜不能寐,摄衣起抚琴”。

  三四句诗人进一步描写这个不眠之夜。清人吴淇说:“‘鉴’字从‘薄’字生出……堂上止有薄帷。……堂上帷既薄,则自能漏月光若鉴然。风反因之而透入,吹我衿矣”(《六朝诗选定论》)。进一步,我们还可以从这幅画面的表层意义上,感受到诗人的旨趣。诗人写月之明,风之清,正衬托了自己的高洁不群;写“薄帷”、写“吹我襟”,真让人感觉冷意透背。这虽非屈子那种“登昆仑兮食玉英”的浪漫境界,但那种特立危行,不被世俗所理解的精神却是一致的。

  五六句,诗人着重从视觉、感觉的角度描写,五六句不但进一步增加了“孤鸿”“翔鸟”的意象,而且在画面上增添了“号”“鸣”的音响。这悲号长鸣的“孤鸿”“翔鸟”既是诗人的眼之物、眼前之景,又同时是诗人自我的象征,它孤独地飞翔在漫漫的长夜里,唱着一曲哀伤的歌。“北林”化用《诗经》“鴥(“音郁”)彼晨风,郁彼北林。未见君子,忧心钦钦”(《秦风·晨风》)之典,从而暗含了思念与忧心之意。“北林”与“外野”一起进一步构成了凄清幽冷之境界。

  结尾二句“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诗人的笔触从客体的自然回复到主观的自我,有如庄周梦为蝴蝶后“蘧(音“渠”)蘧然而觉”,心里有无限感慨,却又无处诉说,他也许想到许多许多:“壮士何慷慨,志欲威八荒”(《其三十九》),却“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其三十三》),“独坐空堂上,谁可与亲者”(《其十七》)。诗人只能永远得不到慰藉,只能是无限的忧思,孤独地徘徊,永恒的悲哀。

  纵观全诗,似是“反复零乱,兴寄无端”(沈德潜语),“如晴云出岫,舒卷无定质”(王夫之语),但如果把握了诗人“悲在衷心”的旨趣,就自可理解这首“旷世绝作”。“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钟嵘在《诗品》中对阮籍诗的评价,当是不易之论吧!

咏怀原文及鉴赏2

  岁夜咏怀

  唐代:刘禹锡

  弥年不得意,新岁又如何?

  念昔同游者,而今有几多?

  以闲为自在,将寿补蹉跎。

  春色无情故,幽居亦见过。

  译文及注释

  译文

  我一年比一年不得意,新的一年又将会如何?回忆过去一起交游的朋友,现在活着的还有多少?我把闲居当作自由自在,把长寿看作补回岁月蹉跎。只有春色不管人情世故,在闲居的时候还来探望我。

  注释

  弥年:即经年,多年来。

  新岁:犹新年。

  同游者:指志同道合,同游共处的人们。同游:互相交往。

  自在:自由;无拘束。

  蹉跎:失意;虚度光阴。

  无情故:不问人情世故。

  幽居:隐居,不出仕。见过:谦辞。犹来访。

  鉴赏

  一般说来,守岁之夜(即除夕)人们常常盼望来年的诸事如意,大运亨通。而此诗却一反常情,首联便说:“弥年不得意,新岁又如何?”“意思是说:多年来就在坎坷不得意中渡过,新的一年又当如何呢?言外之意是不会有新的希望了。

  颔联说:“念昔同游者,而今有几多?”“同游者”在这里是指柳宗元、王伾、王叔文、韩泰、陆质、吕温、李景俭、韩晔、陈谏、凌准、程异、房启等政治上的`革新派。他们有的被杀,有的病死,有的渺无音信。这里应特别提出新亡的好友柳宗元。元和十二年,朝廷派柳宗元到条件较好的柳州做刺史,而把刘禹锡派往条件极差的“恶处”(《因话录》)播州(即今遵义地区)。柳宗元考虑刘禹锡的老母年近九旬,不宜去往荒远之地,便主动要求与刘对调。而今比诗人年轻二十三岁的柳宗元却在“恶处”困病而亡,这不能不使诗人倍加伤怀。因此,这“有几多”固然是伤悼众友早逝,更主要的是对挚友柳宗元的痛悼;表现的是“一人突逝,举目寂空”的沉痛之情。

  颈联表面是写自己的颓伤,表现的是无所作为之情,实际是牢骚之语,抒发的是愤激之情。诗人早年苦读,不慕荣华,注重品格修养;中年积极参加政治革新,极力革新政治,成为永贞革新中最核心的人物之一,时称“二王刘柳”;革新失败,流徒边州,在极端的困境中,不但写了大量的政治讽刺诗,痛斥宦官权臣和趋炎附势之徒是一批渺小而又可恶蚊虫(《聚蚊谣》),并写下不少相当有份量的政治散文;遇赦放还,仍痛骂靠镇压永贞革新而上台的人物为“桃李颜”之徒。他战斗不息,从来没有以“安闲为自在”过。这种以生死置之度外的不屈精神,绝不能说是“将寿补蹉跎”。因而可以说,此联抒发的是一种极端痛苦的愤慨和牢骚,是正意以反语出之。

  尾联:“春色无新故,幽居亦见过。”表面是说年年的春色皆同,在贬谪幽居时也是如此。而真正的含义却是:自然界的春天是无所谓的,可惜的是看不到政治的春天降临人间,看不到国家兴旺景象的来临。刘禹锡虽然才华横溢,但他并不甘心当一名文士,而是希望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以利国计民生。他奋斗一生,壮志未酬,这是十分苦闷的。此诗表面似乎是表现诗人的平静、闲适、甚至有些颓伤;但字里行间,却隐透出诗人极端的苦闷。这种隐真意实情于字背的方法,是这首诗的主要特色之一。特点之二是“对仗”。本来,律诗只要求中间两联对偶,首尾两联是无所谓的。但此诗却能用字字平易、句句明白如话的语言,写得联联对仗,句句通俗,这是不易做到的。

  创作背景

  “永贞革新”。刘禹锡被贬,元和十四年(819年),刘禹锡老母病逝,在护送寻柩过衡阳时又接到好友柳宗元去世的消息。诗人闻讯异常悲痛,写下许多悼友之作。此后两年在洛阳守丧,《岁夜咏怀》约写于居丧时期。

  刘禹锡

  刘禹锡(772-842),字梦得,汉族,中国唐朝彭城(今徐州)人,祖籍洛阳,唐朝文学家,哲学家,自称是汉中山靖王后裔,曾任监察御史,是王叔文政治改革集团的一员。唐代中晚期著名诗人,有“诗豪”之称。他的家庭是一个世代以儒学相传的书香门第。政治上主张革新,是王叔文派政治革新活动的中心人物之一。后来永贞革新失败被贬为朗州司马(今湖南常德)。据湖南常德历史学家、收藏家周新国先生考证刘禹锡被贬为朗州司马其间写了著名的“汉寿城春望”。

  晚年生活

  大和元年,刘禹锡任东都尚书。次年回朝任主客郎中写了《再游玄都观绝句》,表现了屡遭打击而始终不屈的意志。以后历官苏州、汝州、同州刺史。从开成元年(836年)开始,改任太子宾客、秘书监分司东都的闲职。

  会昌元年(841年),加检校礼部尚书衔。世称刘宾客、刘尚书。刘禹锡晚年到洛阳,与朋友白居易、裴度、韦庄等交游赋诗,唱和对吟,生活闲适,和白居易留有《刘白唱和集》、《刘白吴洛寄和卷》,与白居易,裴度留有《汝洛集》等对吟唱和佳作。此后,他历任集贤殿学士、礼部郎中、苏州刺史、汝州刺吏、同州刺史,最后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

  会昌二年(842年)病卒于洛阳,享年七十一岁。死后被追赠为户部尚书,葬在河南荥阳(今郑州荥阳)。

  哲学成就——唯物主义倾向

  刘禹锡的哲学思想具有鲜明的唯物主义倾向。主要著作是《天论》三篇。在宇宙论方面,他的唯物主义思想比柳宗元更进步。关于自然与人的关系,刘禹锡提出了天与人“交相胜,还相用”的观点,具有积极的进取精神。他认为,人之所以产生唯心主义思想,是与社会现实有密切关系的。“法大行”的时候,社会上“是为公是,非为公非”,人们就不会产生祸福来自天命的思想;“法大弛”的时候,社会上是非颠倒,人不能胜天,天命论就在人间得到了宣扬的条件;“法小弛”的时候,社会上是非不清,人们就会对天命将信将疑。刘禹锡用社会实践解释天命论产生的根源,是在认识论方面的一个重大贡献。这也是刘禹锡对有神论社会根源的看法。他认为,在法大行的社会里,是为公是,非为公非,蹈道必赏,违善必罚,人们就会说,祸福决定于人的行为,与天没有关系。在法大弛的社会里,是非颠倒过来,赏恒在佞,罚恒在直,人们对不合理的现象找不到解释,就不得不把一切归之于天。他又认为,当“理明”时,人们就不会讲“天命”;当“理昧”时,就不会不讲天命。刘禹锡从法弛和理昧来解释有神论产生的根源,可谓见解独到,他指出神是人在一定条件下创造出来的,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他在所写的《天论》三篇中,力求把柳宗元与韩愈的论战深入下去,进一步探索天人关系问题。他认为,“大凡入形器者,皆有能有不能。天(自然),有形之大者也;人,动物之尤者也。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天与人各有其自身的自然特点,“交相胜”,“还相用”。人虽不能干预自然界的职能和规律,但却可以利用和改造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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