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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陕西散文
陕西文学有两个传统。一是源远流长的秦地古代文学传统，其中特别以司马迁的亦史亦文、“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对当代陕西文学影响最大。许多陕西作家追求的文学的“史诗”品格固然也与他们汲取苏俄等国文学艺术养分有关，但《史记》的影响则是最亲近的也是根性的。除了作品的“史诗”品格，司马迁这位韩城先贤对陕西作家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心理影响和暗示，那就是作为一个作家，所写作品要追求不朽。另一个传统是红色延安的革命文学，这是最近也是最现实的一个影响，当代陕西文学的一些开创性作家就是从这个传统的源头一路走来，并为当代陕西文学奠定了基石。这个传统对陕西作家的影响主要是深入生活，贴近现实，以艺术之笔描写普通民众，探求民族前进的光明之路。古代传统与现代传统在某些方面的有机融合，就构成了陕西作家的历史文化背景，并在一定程度上积淀为他们的艺术理想。从新中国成立初期柳青的《创业史》，到新时期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陈忠实的《白鹿原》、贾先生的《秦腔》、杨争光的《从两个蛋开始》、叶广芩的《青木川》、冯积岐的《村子》等作品看，三代作家，尽管他们的思想侧重点不同，艺术透视的焦点也有异，但可以概括出一些共同的艺术特征：农村生活，现实主义，史诗意识，厚重大气。这些作家也有一些共同的特点：一、重视生活体验对于创作的重要性；二、既有现实关怀更有历史眼光；三、目光聚焦于农村，重点研究中国社会的最大群体——农民；四、看重作家思想的力量；五、探寻北方大地的乡村美学；六、重视作家自身人格的修为。
陕西一些作家，像柳青、路遥、陈忠实、邹志安、王晓新、赵熙等，都有一种文学圣徒的“殉道”精神，他们视文学为神圣之事业，甘愿为文学“虽九死而不悔”。柳青扎根长安农村14年，若不是“文革”被揪斗回城还会久住乡下；路遥为文学拼命，英年早逝；陈忠实蛰居乡村50年，忍受清贫，甘于寂寞，认为不写出一部死后可以垫棺做枕的作品就是白活；邹志安贫病交加，在罹患绝症之时犹写《不悔》以明誓志；王晓新数十年沉潜民间，赵熙多年居于深山之中，为的是体验真实的生活，感受大地的脉动，写出接地气、真生活的作品。
时代的变迁带来艺术的嬗变，陕西不同代际的作家各自呈现出不同的艺术风貌。评论家胡采用“从生活到艺术”就概括了以柳青、王汶石、杜鹏程为代表的1950年代那一批作家普遍性的艺术特征。到了1980年代，陈忠实、贾先生、路遥等作家，用传统现实主义已无法概括他们的艺术特色：路遥始终坚持现实主义；陈忠实在坚持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同时，也吸收和融入了魔幻、心理分析等艺术表现手法；贾先生则在写实和表现之间自由游走，具象、意象、象征并用，既有宏大叙事的史诗性的追求，也有感觉性的碎片化的串缀。1990年以后，活跃于文坛的更新一代的作家，则一人一世界，呈现出多元、多姿的艺术样态。如上世纪40年代后期出生的王观胜、叶广芩等作家，他们在艺术观念上还比较传统或接近传统，他们的小说还着重于写人物。叶广芩的小说是将倾覆的庙堂与落入坊间的以及归于山林的这三种文化形态糅合在了一起，张扬民族传统的精神，特别是文人士大夫的风骨与神韵，并以之来与当下世俗社会进行精神上的对抗。像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冯积岐、杨争光等，就既有传统的一面，也有挣脱传统追求新潮的一面。冯积岐的长篇小说《村子》是改革开放20年后农村社会和农民生活的实写，而他的短篇小说《曾经失明过的唢呐王三》写一个民间艺人在目明与目盲、光明与黑暗不同的生命状态中对生命的感受与参悟，则具有一种现代寓言性质。再如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红柯、寇挥等则比较先锋，他们的小说重在写意象，作品中的人物已是意象和现代观念的存在。红柯的许多小说是以意象构成，这些意象独特而具有草原文化特征，如沾满牛粪的靴子之类。他的小说重视感觉，并把感觉放大，这样的感觉有一种超现实性，呈现出陌生化的艺术效果。可以说，这一代作家是一个多样化的群体，他们的价值判断是多元化的，创作方法也是多样化的，既有现实主义的，也有浪漫主义的和现代主义的。
陕西几代散文作家群星灿烂，以文章华彩构建了文学陕西的另一方风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从红色延安走出来的李若冰书写大西北风物、人情与生产建设的散文，由军旅转业的魏钢焰写纺织工人的报告文学，都极具时代风采，传诵一时。与这些热情歌颂的散文异乎其趣的，是新时期一批散文家的散文，这些散文更为贴近作家的主体人格。贾先生才情恣肆，涉笔成趣；刘成章的陕北风物和人情刻画，独具风采；和谷的故乡抒怀，真挚质朴；毛锜的文史杂谈，博雅持正；李天芳的怀人纪事，清新淡雅；李佩芝的生命咏叹，意味深长。活跃于“后新时期”的散文作家基本上是知识分子型作家，他们思想敏锐，视野广阔，散文艺术更上层楼。朱鸿的散文走访关中大地，行行重行行，叩问历史，探寻文化；方英文的散文常常注目于人不经意处，独有发见，幽默智慧，有魏晋之风；李汉荣的散文委婉灵秀，诗意盎然；柏峰的散文有着浓郁的书卷气，渊博而透彻；刘炜评的散文文白并举，典雅有致；孔明的散文颇见性情，妙趣横生。这一批散文作家正处在创作的巅峰期，是文学陕西的今天和未来，让人拭目以待。
陕西文学，既有骄人的过去和也还灿烂的当下，但也有后劲乏力、后继无人之隐忧。毋庸置疑，时风对于文风的影响乃至塑造不可小视。所谓“时风”，不外是官风、名风和利风。作家也好，或称文人、知识分子也好，本来应该是熟知历史而胸怀天下、放眼未来的社会精英，但曾几何时，时风吹得文人醉，很多身影本来也还巍峨的作家也汲汲于当下，戚戚于眼前，扑扑于名利。时风所及，导致价值观念混乱，文学的神圣性和价值都被人质疑，文学创作的后劲乏力和后继乏人也就是逻辑的必然。
时风为何会影响文风？究其因，一与文学组织近多年的价值导引有关。文学组织本来是众望所归，但组织重官轻文，官而名，名而利，真作家默默无闻，好作品得不到重视，而庸作借红包研讨得以炒作，盛名之下，败絮其中，也败坏了读者的胃口，影响了当代文学的声誉。二是严肃及时的文学评论缺失。陕西本来有良好的文学评论传统，从“十七年文学”的胡采到新时期初期的“笔耕组”诸评论家，无论是在文学组织内部还是在高校之中，他们都是作家的朋友也是诤友。友谊归友谊，批评归批评，陈忠实这些作家就是在被批评中汲取养分逐渐成长起来的。现在的批评据称主要是所谓的“学院派”，但学院派整天忙于课题，很多所谓学术研究其实与创作实践相当隔膜。也有一些有见解的批评和研究，但发表阵地阙如，批评刊物几乎成了学院派学术研究和成果的汇编，报纸则以明星娱乐为其主打。久而久之，想批评的人和批评的声音就都销声匿迹，完事大吉。三是相当多和相当有成就的作家都跻身于不是衙门胜似衙门的各种机构之内，他们与官名利很近，而离生活很远。人在体制之内，文在生活之外。这样写出来的东西，对于当代生活，总有一种“隔”，根深蒂固的“隔”。人在体制之内，身在生活之外，就只能是生活的“看客”，是时代的“过客”，而不可能是真实生活的实践者，不可能是时代前进的亲历者。这样写出来的东西，往往浮光掠影，捕风捉影，得形失意，得鱼忘筌。
文学陕西，也曾灿烂，也有迷茫。正是，倚栏心事凭谁问，烟锁河山两茫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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