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导语：作家贾平凹是我国现代有名的鬼才，他的作品有很多都获了奖，这个一代鬼才，他的写作秘密是什么?
贾平凹写作的秘密
《秦腔》诞生，评论家李敬泽说：我吃惊于贾平凹这个作家永远能和我们这个时代在出人意表的地方建立一个非常秘密而直接的通道。
为什么能?
评论家李星说：从《废都》以来，贾平凹的语言已进入到一个极高的艺术境界，并且形成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独特的语言符号系统。
怎么来的?
怀揣若干个问号，我从咸阳机场往城市中心去。沿途除了寻常的商业户外，还望见四五位书画家的巨型广告牌，虽是皮相，也很商业，但仍是别处少见。想起贾平凹说：陕西这地方，土厚。
19岁前，贾平凹没有走出过棣花街方圆三十里。他留盖盖头，穿草鞋，会做各种农活。自小多病，却从没去过医院，只喝姜汤捂汗、拔火罐或是用磁片割破眉心放血;若久病不愈，家里人则请神作法以驱鬼。他在祠堂改成的教室里学会了认字;在不知不觉中学会了秦腔、写对联和铭锦。
这块土地统称商洛。商洛六县一市，自古是通往中原和湘楚的必经之路。棣花村人很为李白、杜甫、王维、韩愈来过这里并留下诗句而自豪，尽管土匪们也常来。如今，他们会领外来宾客去看山墙上的一行石墨字——“天生我才必有用”，那是村里自产的大作家平娃当年刻下的;然而，他们又很有些不以为然：像他那样的，这里能拉一车!
很多年里，这村镇上没一个胖子，人人脖子细长。就在这群人中，藏着能人：善制木的，能泥塑的，通文墨的，精胡琴的，理鼓谱的，唱秦腔的;有人盘腿搭手说着《封神演义》，据说和书上一字不差;有人偷偷读《易经》，成了阴阳先生;有人拿锅黑当墨，在墙上画出二十四孝图;还有人率领弟子修建了全县几乎所有的重要建筑。以至于干部派下来，来前必有人嘱：到棣花街不敢随便说文写字。
贾平凹长在一个22口人的大家族里。父亲行四，硬是由3位兄长供养成贾家第一个有文化的人，一辈子教书乡间。17个孙男孙女绕在祖母膝下，4房共一口大环锅，直到60年代分家。贾平凹如今回乡，看着村口年轻人的面孔说出他们各自爷爷的名字和当年的渊源，年轻人就“哦”一声：八爷回来了。他在10个孙男中排行第八。
童年，他的个子总矮人一头，体育竞赛断无优势，看女孩子玩石子跳房子久也无趣，于是早早学会了枯坐呆想，长时间盯着地缝中的蚂蚁、柳叶上的蝉蜕、喇叭花上的白斑、向日葵上的彩蝶，以及生死搏斗的昆虫——他日后常在作品中带入大段对这类动植物世界的描摹。
关于个子这件事，活到六十，他的话里脸上还有深深的遗憾：兄弟姐妹4个，两头矮小中间的高大，也不知咋回事。在文章里说，他恨故乡的贫困，令他的身体始终没长开;又疑心是大学时代在尚无供暖盖被又薄的冬夜踡成一团不敢伸直了睡的缘故，还是一个穷字。可一有机会，他就托着下巴跟人逗个乐，自己是不笑的：
(寄居朋友家写《废都》)渭北的天气比户县还要冷，房子里虽然有煤火炉，我依然得借穿了他的一件羊皮背心，又买了一条棉裤，穿得臃臃肿肿。我个子原本不高，几乎成了一个圆球，每次下那陡陡的楼梯就想到如果一脚不慎滚下去，一定会骨碌碌直滚到院门口去的。
(政协开会期间)冯骥才要跟我照相，我说，我不跟你照。北京有朋友跟我说，冯骥才1米9，你1米6，你见了他，远远打个招呼就可以了。
所以，在他的世界里，美人都是高个、长腿。
我是个农民，善良本分，又自私好强，能出大力，有了苦不对人说。
贾平凹的性格来自父亲，灵气很可能来自母亲。他心软，不会拒绝人，狠不起来。60年代初闹饥荒，想吃肉，他跟弟弟合伙勒死只猫，弟弟把猫挂在门栓上剥皮，他躲到屋后抹眼泪。
大学时代，班上一对男女同学在花园里说悄悄话，据说脸皮擦到了一起。有人要他作证，他一口咬定：没看见。他因此没当上团小组长。毕业后，那对公开了关系的同学送他一本大大的笔记本。旁人又说他有心计。
那时每次回乡，临走前一天晚上，父亲会跟他讲到后半夜。其实，那些如何自处、如何与人相处的道理，早已由大家族和教书先生传给了他。
女儿贾浅浅告诉我，这么多年，从没听父亲背后臧否过什么人。即使我在他的文字中读出一些，也是谈艺时的平和之语，且点到为止。当我问他：在很多人不要看先生的这些年里，您为啥同他交往并保持私谊?他回：“谁写得好我就佩服谁。出个人才不容易。他对文学是有贡献的。”当我终于又问他对莫言得奖后的争议的看法，他回：“那有什么争议的?这么好的一个作家获得那么大一个奖，我们应该祝贺和致敬。”
父亲并不总教他温良恭俭忍——商州人有吃“忍杮”的习俗，“忍事”的意思。1982年贾平凹第一次因创作遭批判，老贾先生忧心忡忡，却对儿子说：娃啊，人没事不要找事，有了事不要怕事。李星说，贾平凹一向避谈政治，十分谨慎。那些对扭曲时代“政治行为”的不原谅和对前时代“政治正确”的攻击，很可能是因为评论者生未逢时，或不在其中，或是对人性缺乏足够开阔的视域——理想主义者的易于失望、愤怒，是没有看透在各种困境之下，人世本就是它已经呈现的那样，并将永远那样。在人类道德的漫长进退史中，良善者所能作为，即如贾平凹借带灯之口说出的：我只想让我接触到的人不变得那么坏。即如他多年喜欢的萤火虫，自带了小灯;家乡的棠棣花，自染了颜色。
贾平凹说起一件事：有个副县长，假期里借了小学校的操场给父亲摆酒过寿，收了些礼;有个二十出头的记者娃娃把这事写成了批评报道;副县长当不成了，改做文人，写得还不错。他叹了口气：也许只有这记者娃娃有一天也给他老爹摆寿宴了，才能明白自己当年做了什么。
有一年，他在书房里贴出了字画的润格，很被朋友们议论了一阵;西安城里到处可见他的墨迹，人们说他掉进了钱眼里。全方位打量这个岁末我的考察对象，我只能留点余地说：这是一个对俗世有着深刻理解并身在其中的人。
我必须逢年过节就回故乡，去参加老亲世故的寿辰、婚嫁、丧葬，行门户，吃宴席，我一进村镇的街道，村镇人并不看重我是个作家，只是说：贾家老四的儿子回来了!我得赶紧上前递纸烟。我城里小屋在相当长的年月里都是故乡在省城的办事处，我备了一大摞粗瓷海碗，几副钢丝床，小屋里一来人肯定要吃捞面，腥油拌的辣子，大疙瘩蒜，喝酒就划拳，惹得同楼道的人家怒目而视。所以，棣花街上发生了任何事，比如谁得了孙子，是顺生还是横生，谁又死了，埋完人后的饭是上了一道肉还是两道肉，谁家的媳妇不会过日子，谁家兄弟分家为一个笸篮致成了仇人，我全知道。
老家人要进城看病、孩子念书或者办事，常来找他。他说，有时也烦，但不忍心，尤其是来看病的。父母在哪儿，故乡就在哪儿。咱斩不断，斩断你咋回去?
采访中，老家又来人，临走又要照相。贾平凹往乡亲身边靠一靠，然后，用女儿浅浅的话说，挺着肚子;脸上是他献给这世界最多的表情：平淡，木讷，宠辱不惊。
李星是个黑脸汉子，也是评论界的一条汉子。他今年68，跟贾平凹一样，越老越爱吃家乡饭。采访，是在一碗荞麦面落肚后开始的。
70年代初，陕西恢复了一个综合性的文学杂志，叫《陕西文艺》。经常见贾平凹投稿，字写得很好看。当时他在西大中文系上学，经常一投两三篇，投稿信里还总有这句：这是我的又一篇稿子……如蒙采用，感激不尽。
他一开始就跟陕西的文学，跟那个时代的潮流不搭调。时代调子是阶级斗争、反走资派，陕西当时是柳青为首的现实主义文学路子，至少你也得写写农村的先进人物吧。贾平凹的作品老是唯美的一些东西，爱情呀、情感呀，是主观情绪型的，散文化的。分管小说的一个女编辑就很生气，说：贾平凹这个人小资产阶级思想很严重，以后他的稿子就不看!
贾平凹的稿子积了五六篇，没人看。我当时年轻，人说小李，你把这些看看，看完就处理了。我现在就后悔，当时要把这五六万字留下来就好了。
我看了，也觉得确实是胡编乱造呢!唯美主义在当时就是为赋新词强说愁，就是无病呻吟、玩弄文字，很吃不开。但我也感觉到贾平凹这个人爱写。后来听他的同学说，大家游行——那时候游行多——走累了坐在马路上，贾平凹坐在队伍里，灵感来了，就把香烟盒里衬的纸反过来写，很勤奋。
但贾平凹在北方根本发不出作品，上海绝对是他的福地。《满月儿》发在《上海文学》头条，陕西才开始看到这个人。当时对他评价最高的，是上海那批评论家：周介人、李子云，后来是陈思和。《山地笔记》一出来，上海评论家已经当他大作家看了。而陕西从老一代批评家胡采到中年那一代骨干，一直到我这一代人，对他评价都不高。
82年那次批判他，是因为他在80、81年写了一批反映人性黑暗的中短篇小说，像《二月杏》、《厦屋婆记事》、《沙地》、《年关夜景》，等等。他还涉及官场，《下棋》，就是让棋给领导;《山镇夜店》，就是来领导了，让大家腾房子走人。当时一些老同志很有看法。当时我在《延河》评论组，就找了个帽子来批他，叫：贾平凹走向了历史唯心主义道路。
在贾平凹自己，这一段是他对之前写作的反动。80年代以前，他基本是以童稚清纯的眼光来看世界的，唯美、抒情，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进了城，他看到了世界的、人性的阴暗面。他感受到了，自然要写。
陕西有个十几人的评论家小组，全国有名，叫笔耕小组，82年3月，笔耕小组出面，在西北大学图书馆会议室开了一次贾平凹作品研讨会，明说研讨会就是帮助他纠正方向的!会议纪要连《人民日报》都发了，给人感觉就是贾平凹犯错误了在大批判。当时给他家人很大压力，我知道他父亲还专门赶到西安来。
但这次批评的一个效果，就是贾平凹写出了《商州初录》、《商州又录》、《商州再录》。接着又写了《鸡窝洼人家》、《腊月正月》那一批作品，拍成叫《野山》，得了金鸡奖。
我自己的文学观念，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反省的。三四年后，我还为那事跟他道过歉。他说：有啥么。
李星说，贾平凹对文字、对文学的不肯随流、独自摸索贯穿了他的整个写作生涯。虽然那种脱胎于古汉语，又源于心灵感受的语句曾被讥为不通，但他始终没有放弃。那种情绪性、心灵性的内倾气质弥漫了他所有的作品。
孙见喜却认为商州系列是苦恼中的贾平凹的反抗之作，就像一个皮球被按下去会弹得更高。他的这批清新散文，比之前的“黑暗小说”更引人注目。难怪他的大学同学冯友源说：我觉得他写得最好的还是散文。
冯友源大病初愈，在家中接待了我。
1973年，贾平凹、冯友源在《陕西文艺》上发表了他们的第一篇作品《一双袜子》。我看到冯友源收藏的这篇少作，纸已泛黄，标题底下还有一个括弧：革命故事。这也是贾平凹这个署名的第一次。
大学时代，常有同学拿着退稿信向贾平凹扬着：你的小说发表啦。贾平凹私下反应：老子总有一天发表给你们看!
那时候中文系的营养来自苏联文学和欧美文学，如托尔斯泰、巴尔扎克、欧亨利。他们学习怎样排布情境，设计意外。比方《圣诞节的礼物》中，男主角卖掉了怀表，女主角卖掉了长发，结尾，读者在惋惜中感受爱是个啥。
贾平凹曾在他担任务虚院长的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文学院里，正经给同学们讲过课，讲过语言，讲过闲笔，讲过张爱玲。他讲比喻：三月的春风拂面，感觉像什么?像婴儿的屁股，嫩嫩的，滑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