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倾诉性和景观化特征

时间:2020-08-22 20:36:44 迟子建 我要投稿

《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倾诉性和景观化特征

  《额尔古纳河右岸》用第一人称完成叙述,饱含民族情感,具有强烈的倾诉性。

  《额尔古纳河右岸》借九旬鄂温克族老人之口,在老人一天的回忆中,向我们讲述了她和她的民族一起走过的百年历程。该作品于2008年获得第七届茅盾文学奖。正如颁奖词所说:“迟子建怀着素有的真挚澄澈的心,进入鄂温克族人的生活世界,以温情的抒情方式诗意地讲述了一个少数民族的顽强坚守和文化变化。……”

  本文试从倾诉性和景观化两大特征入手,分析《额尔古纳河右岸》获得成功的文本自身原因。

  一、倾诉性――民族情感张扬

  20世纪80年代,文坛上出现了大量饱含民族情感的“汉写民”文学,马原、高建群、冉平、红柯、迟子建等人都是其中的优秀代表。而在众多“汉写民”作品中,《额尔古纳河右岸》能脱颖而出,原因在于,迟子建作为一个“他者”,成功地实现了对鄂温克民族文化的认同,并在创作中,把这种认同借九旬老人“我”的叙述得到了近乎完美的倾诉,从而形成了文本饱含民族情感的倾诉性特征。

  1. 倾诉方式――第一人称。《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叙事方式是回顾自身经历的第一人称。小说在开篇便向我们展示了一幅沧桑的画面:九十岁的鄂温克族老妇人“我”,端坐在皮褥上,喝着茶,向我们讲述她的百年心路历程。

  在这种“追忆”中,“第一人称‘我’兼有两个主体:一是讲故事时的‘叙述主体’,二是经历故事事件时的‘体验主体’。”因此,在作品中,也就相应地“有两种不同的叙事眼光。一为叙述者‘我’目前追忆往事的眼光,另一为被追忆的‘我’过去正在经历事件时的眼光。”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既有“我”叙述出来的过去时空发生的事件,又有作为追忆主体的“我”处在现在时空的复杂的内心讲述。过去和现在两个时空交错呈现,构成对比,老人强烈的民族情感也在现实感受与历史追忆的徘徊叹惋中得以倾诉。

  2. 倾诉视角――女性视角。文本的倾诉视角是文本中抒发情感和讲述故事的角度,是作者赋予文本的情感基点。迟子建曾在《北极村童话》中模拟儿童的视角完成叙述。而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她却巧妙地借用鄂温克族最后一个酋长妻子的视角,将这个民族的百年历史娓娓道来。

  首先,女性视角使文本的倾诉以女性在日常生活中的独特体验为主要线索。这一特点突出表现在对抒情意象的运用上。因为“构成故事环境的各种事实从来不是‘以它们自身出现’而总是根据某种眼光、某个观察点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倾诉视角代表了作品抒发感情的价值取向。迟子建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借用女性视角,抓住女性在观察事物时的独特心理,选取游牧生活中常遇到的事物,如:鸟儿、河流、熊、驯鹿等作为抒情意象,并运用与女性心理相契合的写作手法,完成情感倾诉。在“我”的故事中,经常出现各种动物意象。比如:鸟儿代表归属感,有亲人死于意外,“我们”会说“她已经和天上的小鸟在一起了”;熊代表神性,每次族人猎到熊,“我们”会举行仪式祭奠它;母驯鹿因为自己的鹿仔代替列娜死去了而奶水枯竭……这些简单的意象,被赋予母性的人文关怀和细腻的情感意蕴。文本也因此在与其他“汉写民”作品的比较中脱颖而出。

  其次,女性视角,以充满温情的形式,彰显历史的深刻内涵。《额尔古纳河右岸》把一幅幅历史画卷以女性视角呈现给读者,我们并没有在文本中发现任何悲壮情感的渲染,有的只是平静的陈述。这一点突出表现在“我”对悲痛情感的倾诉中。本来亲人的死亡是十分沉痛的。然而,面对林克死于雷电、拉吉达死于暴风雪、尼都萨满死于对日本人的反抗……文中的“我”并没有过多渲染哀伤,而是在温和的'诉说中,倾诉真情。比如,当“我”得知瓦罗加为了救人而在与黑熊的搏斗中丧生时,文中有这样一段描写:“我想瓦罗加想得心疼,当我用手抚摩心口的时候,突然觉得我的胸脯已经变成了一块坚硬的岩石。我脱掉上衣,拿着画棒,在上面随意描画着。……这时妮浩进来了,她帮我擦干净了脸上的泪水和胸脯上的颜料,为我披上衣服。事后她对我说,我在胸脯上画了一只熊。”④

  二、景观化――民俗画卷舒展

  作者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运用大量民俗描写,这种创作手法使文本自然呈现出另一个重要特征,即:景观化。景观化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批评家们对一些文学现象的概括。所谓景观化,就是在文学创作中,把历史和文化写成可供观赏、消费的景致。

  民族生活景观。鄂温克族是北方少数民族中十分独特的一支。他们生活在额尔古纳河右岸繁茂的森林中,与大自然和谐相伴。因此,“我”在讲述故事时,也用亲切的语言描述着“我们”的衣食住行:“希楞柱”、“桦皮船”、“靠老宝”、“羽毛裙”……“剥下的桦树皮可以做多种多样的东西,如果是做桶和盒子,这样的桦树皮只需在火上微微烤一下,使它变得柔软就可以用了。……”⑤这些场景,对于读者而言,带着原始和古老的气息,构成了独特的“景致”。文本俨然呈现出一幅幅鄂温克族风俗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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