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战争诗的主题类型及其情感特质
战争诗是《诗经》极具典范意义的诗歌类型之一，它以描写周人的战争生活和抒发因此而生发的情感体验为主。
文学作品的各种激情基本上是由作品的题材和主题造成的。”其实，不仅仅是文学作品的激情源自于作品的题材和主题，换言之，文学作品的主题是形成其情感特质的基本元素和美学品格的源泉。“艺术地反映生活的原则包含着作品的主题与题材的相互关系。”因而，主题与题材的交叉性、复合型往往形成了文学作品主题的繁复性和多重性。
《诗经》作为我国古代最早的诗歌总集，不仅是中国文学的光辉起点，而且在文学题材方面开创了多种文学主题，泽被后世文学，源远流长。如农耕、婚恋、战争、徭役、宴飨、祭祀等等，都是《诗经》所创的题材。而其中以战争为题材的诗歌不仅影响了中国后世战争题材诗歌的创作，由其开创的与战争相关的主题，成为后世战争诗歌创作的典范。
所谓战争诗特指以战争事件为题材，描写战争场面或围绕战争而展开叙写的诗歌。同时，从另一个侧面描写征人思妇之愁，写战争带给人民的悲惨生活，抒发对战争怨恨的诗歌也应该包括在战争诗之内。众所周知，战争作为一种重大的军事行为，有着强烈的政治意义，故而在战争诗中表现出明显的政治思想，因此，战争诗又可称为武勋诗。
《诗经》时代，以农耕为主的生产方式决定了周人定居的生活模式。“其民尤有先王之风，好稼穑，植五谷。”(《史记·货殖列传》)农耕文明培养了周人安土重迁的民族品格，如《汉书·元帝纪》所言“安土重迁，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愿也。”农耕的天性培育了周人有别于其他民族的情感意蕴，古老的农业生活培养了他们遵守农时和热爱田园的心理习惯，也培养了他们对大地的深厚情感。“农业的发展，一方面使中国人很早就摆脱了依赖自然采集和渔猎的谋生方式，有了更为可靠的食物来源，促进了文明的进步;另一方面也改变了因采集和渔猎不得不经常迁徙的生活方式，形成了高于周边民族的定居农耕文化。从而也很早就培养了中国人那种根植于农业生产的安土重迁、勤劳守成的浓重的乡土情蕴。”的确，正是这种根植于农耕的生活，使得他们把自己的生命与故土紧紧联系在一起，他们热爱家园，不事扩张;他们重视亲情伦理，不愿冒险;他们热爱和平，依恋故土。
基于深层次的文化心理，周人一方面将“万里行王事”的战争视为神圣的使命，缘于宗族伦理意识和社会伦理道德去参战，不仅是责任，也是无上荣光之事。另一方面，远离家乡的痛苦时时摧裂着征人的心，故乡亲人的召唤萦绕在心头，将士们远去的背影永远是闺中妻子梦中依稀的影子。这三者共同构成了《诗经》战争诗主题的主旋律，从而形成了以体验神圣使命感为核心的爱国主题，以凸显出征将士情感的怀乡主题，以表现闺中思妇情感的闺怨主题这三大主题类型，围绕这三大主题，诗人表达着他们有关家国、民族、人生、生命的思考，折射出周人朴素的情感体验。
一、爱国主题
爱国主题的形成与忧患意识关系极为密切，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固有的优秀传统，爱国主题亦是中国文学最基本的文学主题。品读《诗经》305篇，最能使人壮怀激烈、豪情倍增者莫过于战争诗，其中如《大雅·江汉》、《大雅·常武》、《小雅·采薇》、《小雅·六月》、《豳风·破斧》、《邶风·击鼓》、《秦风·小戎》、《秦风·无衣》等诗歌中充盈的爱国激情，是祖先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成为激励着后世无数英雄的精神动力，这些诗篇奏出是中国诗坛上最强健的音调。
《小雅·出车》、《小雅·采薇》是《诗经》爱国主题的典范，是以周代将士的鲜血和生命谱写出的动人诗篇。史载周朝自厉王之后，王室渐衰，北方玁狁部族，便乘机骚扰中原地区。至周宣王时，周朝与玁狁之战时有发生。这两首诗都是以反映周室与猃狁的.战争事件为内容，诗歌表现出诗人强烈的忧患意识，这也是形成《诗经》爱国主题的重要元素，同时也是构成中国悲情文学的忧患意识和爱国深情的重要内容。吕思勉先生指出：“四夷之为中国患者，莫如北族。北族之为中原患者，多在漠南北，中原人对于朔方，遂有一种恐惧心，以为敌之起于是者，皆不可御也。”
《小雅·出车》是一首描写周室军队出征与凯旋情景的诗歌，着重赞美南仲率众征伐玁狁而大获全胜的事迹。诗首章奠定了其爱国主题的基调：“我出我车，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谓我来矣。召彼仆夫，谓之载矣。王事多难，维其棘矣。”首章总起，以将帅口吻，极言王事危急，急如星火班的紧急备战情景，突出将士们的声威，彰显豪迈的士气。第二章在叙写兵强马壮、旗帜飘扬的牧郊壮景。既表现威武之师的雄姿，又描写普通士兵“忧心悄悄，仆夫况瘁”的忧患意识。第三章，作者多次转换视角，先首先军容之盛：“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车彭彭，旂旐央央”;次写将帅的镇定自若：“天子命我，城彼朔方”;最后笔锋直接转至士兵们获胜后欢呼的情景：“赫赫南仲，猃狁于襄”。至此，诗歌的爱国主题已鲜明而突出。而第四章转向个体士兵的心怀倾诉，从归途所见之景与所思写起：“昔我往矣，黍稷方华。今我来思，雨雪载涂”，虽然表现出由今昔对比而产生的一丝哀怨，但诗章的主旨却在“王事多难，不遑启居。
岂不怀归，畏此简书。”很显然，简书之命胜过一切，《毛传》解释“简书”言：“戒命也。邻国有急，以简书相告，则奔命救之。”此章补充了前三章将士们意气风发的原因，进一步突出了诗歌的爱国主题。五章叙述角度又一转，以闺中妻子之口，反复赞叹威名赫赫的南仲“赫赫南仲，薄伐西戎。”其中虽然流露出闺怨之情，但其中心的命意，则是凸显爱国之情。如此写法，既避免了重复，又把主题表达得淋漓尽致。正如王夫之《诗绎》所言：“······南仲之功，震于闺阁，室家之欣幸，遥想其然，而证人之意得可知矣。乃以次而称南仲，又影中取影，趋紧人情之极至者也。”此评可谓精确。而末章又从正面着笔写征人归途实景，“春日迟迟，卉木萋萋。仓庚喈喈，采蘩祁其祁。”以华美的语言描写物色的浓艳和植物的繁茂，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和勃勃生机，一股豪迈昂扬之情溢于言表。而诗人怀抱的那一份忠厚之心，爱国之情，令人顿生崇敬之意，千载之下，依然动人心魄!
《小雅·采薇》一至五章从多角度、多层面描写战争的紧张、士气的高涨、武器的精良等，展示将士的爱国情感，但是第六章笔锋一转，抒写久戍得归的士兵的复杂心情，“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似尤有深意，诗人心中深层次的忧患究竟几人知晓?他们哀伤的定然不是自己遭受的痛苦，国家的危难才是萦绕在他们心头的忧患，“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走进诗人的内心深处，方能读懂诗人更深沉的情怀，那些所谓厌战、愁苦之说也不过是隔靴搔痒而已，如此解读只是停留在诗歌语言的层面，并没有真正体会诗人内心深处的情感思想，实不可取。而“这些士兵们非但未被胜利的喜悦所激动，反而深味着空虚与悲凉。”也许这里有“近乡情更怯”(宋之问《渡汉水》)的担忧，也有前途未卜的惶恐，但其中最重要的应该是对国家命运的忧患，这才是诗歌主题的主旋律。与《采薇》主题相同的还有《邶风·击鼓》、《秦风·小戎》、《小雅·出车》等诗歌。
而《大雅·江汉》、《常武》、《小雅·六月》、《小雅·采芑》、《豳风·破斧》、《秦风·无衣》等诗篇则以直接彰显军威、赞美士气作为诗歌的核心，意在表现出征将士们的雄健、威武和豪迈之情，与上述诗歌在格调上虽有不同，但在表现爱国主题方面并无二致。
《诗经》中的这些反映战争主题的诗篇，可称为唐代边塞诗的鼻祖。其中蕴含的忧患意识与爱国情感使诗歌获得了较高的文学价值，或细腻委婉，或激昂慷慨，打动着千百万读者的心弦，成为中国后世文学的典范!
二、怀乡主题
基于周代特殊的文化思想，在《诗经》战争诗中表现出明显的怀乡主题。在《诗经》战争诗中，我们几乎看不到周人主动出击的战争事件，而多数战争的发生则是迫不得已。在周人的价值观中，任何目的的战争无疑是对家园的极大破坏。每一次的出征都使他们远离故乡亲人，每一场战争都带给亲人残酷的伤害。无论在战场还是在归途，乡愁总是萦绕在士兵们的心头，难以拂去。因此，怀归主题的反复呈现内具有很强的民族文化心理意义，也表现出深层次的家园意识。
怀乡主题表现最突出的当首推《豳风·东山》，根据《毛诗序》的阐释，这是抒写一位跟从“《东山》周公东征三年而归”的征夫之情的诗篇，这是中国文学史上较早集中表现怀归主题的诗篇，久戍得归踏上归途的诗人并没有表现出生还的喜悦，而是反复抒发对妻子的深深怀念之情，不胜凄婉与温柔之美。诗每一章皆以“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四句起兴，蒙蒙的细雨与绵绵的情思相融合，为诗人归来的心境营造了一个凄苦而悲怆的环境氛围，为诗人情感的抒发奠定了浓郁的感伤基调，王照圆《诗说》言：“《东山》诗，何故四章俱云‘零雨其濛’?盖行者思家，惟雨雪之际，最难为怀”。诗中回忆新婚妻子美丽的形象与新婚生活的幸福甜蜜，感叹归途的路程遥远，追忆军旅生涯的艰难困苦，悬想家中现在的情景以及妻子的容貌，这一切情思感伤却富有浓浓的温情，语言清丽而情思悱恻，牛运震《诗志》言此诗曰：“一篇悲喜离合，都从室家男女生情。开端‘敦彼独宿，亦在车下’，隐然动劳人久旷之感;后文‘妇叹于室’、‘其新孔嘉’，惓惓于此。三至意焉。夫人情所不能已，圣人弗禁。东征之士，谁无父母?岂鲜兄弟?而夫妇艳情之私尤所缱切。此诗曲体人情，无隐不透，只从三军肺腑，扪摅一过，而温挚婉恻，感激动人。”诗中乡思怀归之情如一股涓涓细流，从诗人的心田流出，流过千百年来多少游子的心灵，激荡起层层涟漪，中唐诗人李益《夜上受降城闻笛》中“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的诗句不正是《东山》诗人思乡情感遥远的回响么!故乡的山水、故乡的亲人，永远在征人回首时的盈盈泪光里。
农业生产最重要的特点是顺应自然，遵循农时，重视农时是农耕的根本，而不违农时也是周统治者的治国原则。“因此，《东山》中抒情主人公由行役逾时而产生强烈的怀归之情，其中渗透着民族心理，具有普遍的审美意义。”诗中描写的荒凉景象，使诗人感物伤怀，怀归之情油然而生。
《小雅·采薇》的另一主题与《东山》有异曲同工之妙。诗歌从薇菜的生长过程起兴，“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归曰归，岁亦莫止。”、“曰归曰归，心亦忧止”、“曰归曰归，岁亦阳止。”、“忧心孔疚，我行不来。”这些诗句共同指向一个抒情主题即深深的思乡之情，尤其末章将主人公的怀归之情推向一个高潮：“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踏上归途的诗人没有回忆曾经美好的生活，也没有过多的回想战争的艰苦，更没有想象今后生活的情景，而只有浓浓的哀伤积压在心中，无法言说也无法说出，战争给出征将士带来的心理灾难比实际的苦难更多也更为深远。读此诗，一位经久沙场之苦却得归的征人形象跃然纸上，也使读者感受到战争带给普通民众的灾难和痛苦。当然，征途的遥远，出征时间之长久，也使诗人产生厌战情绪而怀乡思归的症结所在。在《东山》中，诗人反复感叹“我徂东山，慆慆不归”与《采薇》“曰归曰归，岁亦莫止。”极言心之忧，更言征之久。其实，《东山》、《采薇》的主题意义还在于：战争不仅仅使家园荒芜，甚至抹杀了个体生命的意义;战争不仅仅使国家遭受灾难，更使普通百姓的生活陷入困厄。
《邶风·击鼓》中，诗人被迫参加伐郑，“不我以归”的痛苦使诗人心中充满了无限的忧伤。而“于磋阔兮，不我活兮!于磋询兮，不我信兮”的怒号是发自征人内心深处的声音。方玉润《诗经原始》中的解释：“然细玩诗意，乃戍卒磋怨之辞，非军行劳苦之诗······久而不归，故至嗟怨，发为诗歌。始序南行之故，继写久留懈散之形，因而追忆室家叙别之盟。言此行虽远而苦，然不久当归，尚堪与子共期偕老，以乐承平。不以诸军悉回，我独久戍不归。······今竟不能生还也。”’诗中沉潜着的浓浓忧伤，读之令人低回无限!“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深情之言成为千古情语之典范。姜亚林在其博士论文《诗经战争诗研究》一文中指出“出征时幸福的场景以及当时的誓言都成为永恒，定格在出征将士的心中。”可谓中的之解。
无论在“杨柳依依”的春日，还是在“雨雪霏霏”的秋天，无论在“一月三捷”的沙场，还是在“行道迟迟”的归途中，诗人心中拂不去的是那深沉的怀归与思乡之情，使战争诗蒙上了一层淡淡的忧伤和一缕暖暖的温情。战争诗这一怀归主题在后世的战争文学中不断复现，成了中国战争文学永恒的主题。
三、闺怨主题
“三百篇，里巷歌谣，思妇劳人之吟咏居其半。”，而《诗经》战争诗闺中思妇之叹则显得格外温婉哀伤。《白虎通征伐》云：“古者师出不逾时者，为怨思也。天道一时生，一时养。人者，天之贵物也。逾时则内有怨女，外有旷夫。”外有征夫，内有怨女，自古而然，然惟《诗经》表现得尤为贴近人心而已。较之《诗经》，唐人高适“少妇城南欲断肠，征人蓟北空回首”、王昌龄之“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陈陶“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等诗句虽写得精致工整却多了文人的色彩，与《诗经》之战争诗相比，读起来在情感的体验上似乎有点淡淡的陌生感。
《诗经》中与战争题材相关的诗歌在表现闺怨主题时，有对面着笔和正面抒写两种表达方式。所谓对面着笔即是从对方落墨，诗人悬想闺中妻子思念丈夫的情状来表达相思之苦，诗人用此法将闺中思妇忧伤而细腻的心曲一一展现出来。《小雅·出车》中，诗人采用对面着笔法，在外之久的诗人焦虑的不是自己艰苦的处境，而是闺中妻子对自己处境的焦心，所以，诗人为之悄然动容，神驰千里，不言自己如何思念之苦，而是直写“喓喓草虫，趯趯阜螽。未见君子，忧心忡忡。既见君子，我心则降。”这几句刻画了一位忧心忡忡的思妇形象，诗从彼岸飞来，使诗歌呈现出浓郁的闺怨主题。无独有偶，《豳风·东山》之“鹤鸣于侄，妇叹于室。洒扫弯窒，我征聿至”的情感模式与《小雅·出车》有异曲同工之妙，诗歌在妻子温情的思念中突出闺怨主题，尤能动人。这种曲尽人情之妙的抒情手法，不仅使诗歌情感细腻温婉，而且给读者以更广阔的想象空间和更多的回味，也使诗歌获得了更高的艺术成就。同时，在这种不胜温情中也淡化了诗人因战争而产生的强烈的怨恨，或者，当诗人意识到诗歌关涉的是在关于王事的战争事件，所以，刻意将个人的怨恨作此转化而淡化，这其实也是消解个体痛苦的一种曲折之法，但这样的消解方式却加深了诗歌的悲剧意味，温润和雅的语言下沉潜着深层次的人生悲剧，这正是《诗经》战争诗闺怨主题独特的情感特质，它赋予了《诗经》战争诗悲剧的意蕴，此类作品也可归入所谓“悲剧性的作品”，有学者把《诗经》的悲剧性作品在其风格方面称为“和雅之悲”，堪为独见。“《诗经》悲剧性作品早在两千多年前把悲剧冲突放在心灵层次上展开，这是中华民族的悲剧精神比较成熟的表现。从《诗经》开始，中国的悲剧观念主要就显示出这种内悲外和的特色，也即是所谓的‘和雅之悲’。”这种对面着笔的手法使诗歌收到了由此及彼，以一当十的艺术效果，对后世诗歌的创作影响深远，唐代诗人王昌龄的《青楼曲》：“白马金鞍从武皇，旌旗十万宿长杨。
楼头小妇鸣筝坐，遥见飞尘入建章。驰道杨花满御沟，红妆漫绾上青楼。金章紫绶千余骑，夫婿朝回初拜侯。”这首诗在构思上显然受《诗经》之沾溉，其获得的艺术震撼力亦源于此。
诚然，较之于对面着笔法，正面的抒情似乎少了些许的含蓄，但又不失酣畅淋漓之气。《卫风伯兮》云：“伯兮朅兮，邦之桀兮。伯也执殳，为王前驱。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其雨其雨，杲杲出日。愿言思伯，甘心首疾。焉得萱草?言树之背。愿言思伯，使我心痗。”诗歌代思妇立言，表达了一位思妇对其夫随周王东征丈夫的思念之情，是一首思妇怀人之作，“此诗室家之怨切矣”。朱熹《诗集传》曰：“妇人以夫久从征役而做是诗，言其君子之才美如是，今方执殳而为王前驱也。”诗歌从正面着笔，以层层递进的手法，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主人公对丈夫的深情思念。诗歌以细腻的笔调展示出思妇微妙的内心情感世界，表达了闺中妻子对丈夫的忠贞情感。“伯兮朅兮，邦之桀兮”这显然是夸夫之言，当然此诗的夸夫与《陌上桑》中罗敷的夸夫不尽相同，罗敷夸夫意在突出夫婿的地位，其目的在于傲使君，而《伯兮》中女主人公的夸夫是为了表达深沉的相思，思妇心中的丈夫是一位“洵美且武”(郑风叔于田》)的英雄，诗句中掩不住女子对丈夫的一往情深，和以夫为荣的无比骄傲，却也抑不住思妇内心的孤独和忧伤，一位“玉容寂寞泪阑干”(白居易《长恨歌》)的思妇形象跃然纸上，以丈夫形象之美显示自己思念之深，可谓语丽而情悲，读之令人为之动容。“自伯之东，首如飞蓬”的诗句另翻一层情思，“以自己形象之‘丑’，显示思念之苦”，通过思妇鲜明的外在形象凸现了了女主人公焦灼不安的思念之情，也审足了闺怨主题。从诗歌的格调而言，这首诗在表达感情方面远远超出《诗经》“哀而不伤，乐而不淫”的“中和”原则，而把思妇之情表达的强烈夸张。其实，她的这种情感带有一定的普遍意义，也使诗歌主题富有了更有强烈的共性，“宛然闺阁中语，汉魏诗多袭此调”，因而后世思妇之作，常踵其武，常用其法，如魏国徐干《室思》第三章：“自君之出矣，明镜暗不治。思君如流水，何有穷已时。”晋乐府诗《清商曲辞攀杨枝》：“自从别君来，不复著绫罗。画眉不注口，施朱当奈何。”唐张九龄《赋得自君之出矣》：“自君之出矣，不复理残机。思君如满月，夜夜减清辉。”唐雍裕之《自君之出矣》：“自君之出矣，宝镜为谁明?思君如陇水，长闻呜咽声。”唐陈叔达《自君之出矣》(其二)：“自君之出矣，明镜罢红妆。思君如夜烛，煎泪几千行。”等等，模拟之作，不胜枚举，从“自伯之东”化出的“自君之出矣”几乎成了表达同类闺怨主题的基本模式。
《秦风·小戎》的主题亦如此。诗歌从闺中妻子的角度抒发对君子的相思之情：“言念君子，温其如玉。在其板屋，乱我心曲”、“言念君子，温其在邑。方何为期?胡然我念之”、“言念君子，载寝载兴。厌厌良人，秩秩德音”。可谓一唱三叹，极尽人情之妙!诗歌每一章的前三句则分别描述了华美的战车、雄健的战马和精良的武器，而这些恰恰衬托出征人勇武伟岸的气概，这与《伯兮》中思妇对征夫的描写如出一辙，有所不同的是，此诗在艺术上获得了更高的成就，诗歌既表达出思妇缠绵温柔之情，也凸显征人“温其如玉”、“秩秩德音”的品德之美。全诗格调刚柔结合，感情怨悱相宜，色彩浓淡相间，却使意蕴深沉醇厚。故牛运震《诗志》云：“叙典制，断连整错有法，骨方神园。”“一篇典制繁重文字，参一二三情思语，便觉通体灵动。极铺张处，纯是一片摹想也。”其语言清丽，其情感忧伤，纯然是一片闺中思妇浓浓的情思，极缠绵，极温柔，极尽婉曲哀怨之情。
总之，爱国主题、怀乡主题和闺怨主题作为《诗经》战争诗中出现的三大主题类型，既表现了周人的民族心理，也成为后世战争文学永远的主题。它以其丰富的主题内涵，独特的情感特质，深厚的文化底蕴，辉煌的艺术成就，为后的世边塞诗在主题、抒情、审美、精神诸多方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衣被后世，沾溉文学，绝非一代，堪为中国战争文学中一颗璀璨的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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