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师说的赏析
韩愈师说是一篇说明教师的重要作用、从师学习的必要性以及择师的原则的论说文。下面就随小编一起去阅读韩愈师说的赏析，相信能带给大家帮助。
韩愈师说的赏析
韩愈所处的唐朝中后期，儒学的师道观已逐渐淡化，世人不以相师为荣，反以求师为耻，特别是知识分子更是耻于学师。为了扭转这种轻师道的风气，韩愈以《师说》为宣言挺身而出，敢于为师。《师说》中所包含的教育思想很广，本文只对几个方面进行了简单的分析。
1、教师的任务
文章明确指出“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这就是说教师的任务。
“传道”，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进行思想品德和政治思想教育，这里当然指封建社会的封建道德和为封建统治阶级政治服务的政治思想教育，也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这是第一位的，也是根本。
所谓“授业”就是指传授什么内容，既传授儒家的经典。为了使学生能够掌握这些知识，必然教给学生读写算的能力，也就是使学生受到文化知识技能方面的教育。
“解惑”是指在传道授业过程中，学生总会遇到许多不明白的事，教师的任务就是解答学生在传道和受业方面的疑惑。
以上三方面不是并行的，而是以传道为主。三者的位置摆得很清楚，第一是传道，其次是授业，最后是解惑。教师向学生讲授儒家的典籍或者解答疑难，都是以传道为教育目的的。教师在教学中必须使学生掌握一定的古文典籍和儒家经典，受到文化知识技能方面的教育，使其具有一定的读写和生存常识，并通过不断解答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出现的在“道”与“业”方面的疑惑，达到使学生领悟“道”的内涵，最终使儒家道统代代相传的目的。韩愈指出教师最终传授给学生不是“业”，更不是“惑”，而是“道”。
韩愈认为教学目的与任务，首先要对学生进行思想道德教育，其次是文化知识教育，最终达到发展学生智力的目的。在现代教育中，教学的目的与任务仍没有脱离这三方面，只是由于时代不同其具体内容不同而已。
韩愈对教师任务的论述同样可以为我们所用，用它来说明智育和德育之间的辩证关系，也是合理的。
2、教师的重要性
《师说》中第一句话就说“古之学者必有师”。为什么必有师呢？韩愈说：“人非生而知之者”，既然不是“生而知之”，就会有疑惑不解之事，就需要有人为之解惑。这样短短的几句话，就说明了教师的作用，如果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进一步说明了从师的重要性。
3、教师的标准
韩愈说清楚了教师的任务及其重要性，但什么才是师呢？他认为掌握了道的人就是师，他说：“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韩愈在那个时代谈的是封建之道，衡量教师的标准始终是以政治为第一位，所以我们认为，如果把道理解为政治标准，韩愈的观点是正确的。
“道”必须通过授业解惑来完成，要能更好地传道，就必须善于授业和解惑，所以教师不仅自己懂“道”，更要善于传“道”。换言之，教师必须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和专业修养，才能更好地传道。
4、师生关系
韩愈明确提出“圣人无常师”，并提出“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也就是说不管什么人，只要谁先懂得道，谁有学问，谁就是教师，实际上是在“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的标准上进一步讲清楚何以为师的道理，这是符合择师之道的。
他认为“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连续运用两个“不必”强调了三个问题：首先，强调了“弟子不必不如师”，学生将来甚至现在都完全可能在某些方面超过教师；其次，强调了“师不必贤于弟子”，学生是求学者，但对教师来说，不是绝对的求学者，而是相对的求学者，师生关系是相对的；最后，强调既然师不可能事事“贤于弟子”，那么就要求教师不应该满足现有知识，而应学而不厌，精益求精，不断前进。韩愈指出：“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孔子日：‘三人行，则必有我师’。”可见，韩愈强调的是一种相互学习、相互促进的民主、平等、互动开放的师生关系，他极力主张“尊师重道”，却没有走向过分强调师道尊严和教师权威的极端，这对我们今天处理师生关系仍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总之，韩愈围绕“教师”作了较全面的阐述，对教师的任务、作用、地位等各方面给予具体的说明并提出了圣者为师的观点，实际就是能者为师的观点，今天看来，仍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当然，由于时代与阶级的局限性，韩愈的《师说》中所表现的师道观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他办教育的目的是复兴儒学、排斥佛教和推行文学革新运动，因此他所强调的“道”是儒家之道，他所强调的教学内容是“圣人之书”。他的教学方式明显地带有枯燥说教和硬性灌输的特点，不利于学生的创新思维与个性的培养。
学史以鉴今。在教育事业大力改革和发展的今天，我们研究古代圣人的教育思想，是为了“温故而知新”，在继承中发展。《师说》中闪烁的积极教育思想，特别是通识教育观、平等师生观、创新学习观及终身教育观等无不对现代教育起着十分重要的借鉴和指导作用。
韩愈
韩愈，身为唐宋八大家之首，素有“文起八代之衰”和笔力雄健之称，而《师说》应当是最能体现这种文风的作品之一，文章大开大阖，立中有破，破中有立，破立结合，叙事说理如同大江之水，滔滔不绝，令人不敢迫近猝读。
初入教师行当，教授这篇文章，大多着力在字、词、句的落实，久之再教，才发现经典之文非但在遣词造句上出类拔萃、思想方面高屋建瓴具真知灼见，其实在论证的理路方面也属典范，而这种典范恰恰可以通过文章的言语形式得以解读，达到文言并重的教学之效。
“说”之文体，侧重议论，申明事理，或偏重叙事，如《捕蛇者说》；或重于抒情，如《爱莲说》，而《师说》却偏重说理，类似杂文，一般针对现实问题而生发议论，破立结合，刺美现实，文章共四个段落，引导学生关注第二段首句“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可见此文具有针砭时弊之效，是针对现实社会中存在的“不从师”的不良现象而发，而两句18个字中有8个虚词，几近一半，读之回环往复，抑扬顿挫，铿锵有力，有金属之音，饱含了作者为之痛彻心扉的愤慨与不平，除去这8个虚词，“师道不传久！欲人无惑难！”让同学再读，效果索然寡味，那么，作者究竟想在文章里表达什么？关注至此，学生的阅读兴趣也悄然升起。
研读言语形式，梳理文章脉络，我们会发现，全文形成“立—破——立”的论证理路。
细读首段，“古之学者必有师”“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直接正面论证，给出观点，告诉当下及后人这样一个道理：学必有师，唯道是学。韩愈以为由古至今，一定有老师的传、帮、带，才有“求学的人”代代成长，薪火相传，而选择老师的标准并不在于门阀制度的贵贱、年龄的长幼，而在于儒家之道，因而，老师在这篇文章里的内涵并非单指由中央到地方的官学中的专职教师，而是抽象出懂得儒家之道的人都可以成为老师，试想，这是一种何等样的胸襟？韩愈之孤明先发可见一斑，此一段为正面论证，令人耳目一新，即便今天也有现实意义！
有立方能有破，破立结合才能形成艺术张力，二段破解时下之弊，作者连接古今，纵横比较，通过对比手法彰显“学必有师”的重要性，三组对比：
（一）纵向 “古之圣人”与“今之众人”截然不同的从师态度作对比，以出人也远矣的古之圣人，仍然从师问道，对比当今下圣人也远矣的众人，而耻学于师，结论圣人益圣，愚人益愚，告诉当时之人从师之重要。
（二）自身 “爱其子择师而教之”的“小学句读”与“于其身也则耻师焉”的“大遗其惑”，形成因小失大，舍本逐末的鲜明对比，告诉时下之人这样作法有失明智。
（三）横向“位卑的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与“官盛的士大夫之族互相嘲笑从师”相对比，结论“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告诉时下之人，如果不懂得从师学习，残末的门阀制度终不可靠！
典范的论说文不会仅仅停留于观点的论证上，而是在此基础上纵深发展，三四两段，正面论证，例证典型，勾连古今，事实胜于雄辩，一则为万世师表的圣人孔子，以郯子、苌弘、师襄、老聃为师，告诉时下及后人即便是圣人也没有固定的老师，弟子与老师不必拘泥身份上的尊卑，唯一的区别在于术业专攻与闻道先后的区别；另一则是从师好学的李蟠（唐德宗贞元十九年进士），不受时俗拘束，实行古人从师之道，再次紧扣“唯道是学”的择师标准，而自己敢于逆流俗而上，甘为人师，如同北岛《回答》里的“第一千零一个挑战者”，更加突现自己爱憎之情，即便成为千夫所指的靶子，也希望以此唤醒社会世风转变，大家能够以从师为尊。
通过言语形式，我们会发现作者运用正反对比、破立结合的论证理路去彰显自己的主旨和写作意图，二段与一、三、四也可形成结构上的对比，每个段落里也都明（隐）里含有对比，这种对立对比的写作思维，恰恰也是甄别遴选各种观点和现象的一根点石成金的金手指，韩愈之名的流传，得于其彪炳千古的文章，而文章的著述又源于其高拔的创作思想，“词必己出”与“不平则鸣”，养护了韩子一身浩然之气，敢于在批判中大胆创新，悯怀众生，除去陈言与陋习。
有人说，《师说》的最大的亮点与贡献在于韩愈能够冒社会之流弊，破六朝骈文华而不实之文风，在批判声中昂然前行，表现出非凡的勇气和卓越的见识，其实，在批判声中昂然前行的不仅仅是背景知识透露给我们的勇气与见识，就文本本身构成的生态，更是如此，“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与“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遥相呼应，告诉当时的人们，老师只是一种身份和意识，并不神圣，弟子在某些方面可能也是老师的老师，一切都应以懂得儒家之道为划分标准，打破了由古以来的“天→地→君→亲→师”“一日师，终身父”的旧有等级樊篱，更给魏晋以来“门阀制度”系统下天生具有优越性的士族接受“从师问道”的可能性做了一个很好的心理铺垫，可谓用心良苦。“人非生而知之者”语本《论语·述而》：“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论语·季氏》：“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孔子囿于时代认为有生而知之的人，但自己并非如此，按照孔子的逻辑，生而知之的人可以不必从师，而韩愈却进一步明确了世上没有生而知之的人，因而“学必有师”，论点更无懈可击，所以，韩愈在本文中批判的不仅仅只是当时流弊之不足，更纠正了由古以来对于老师和认知方面出现的误区，他始终能够站在对立对比的思维上思考问题，批判声中昂然行在本文中恰如宝剑的两刃，既有纠偏时弊，更有发展旧说。
除此之外，受魏晋骈文负面影响的文章华靡委顿，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是唐时人们所共知的，但是，造成个中问题的主要并非是“骈体文”这个形式，根本上，仍然是写作时的思想和内容的双向缺失，因而，韩愈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忧愤出诗人，不平有文章，《师说》便是用骈散结合的言语形式，写出文质兼胜作品的典范，读之朗朗上口，颇有音韵美感，而我们也应当学会通过言语形式，深挖其背后的意蕴，批判性地继承与发展！
因此，韩愈之文语言练达，辞锋骏利，气势壮盛，并非止于口舌，而在于其锐利的眼光，深邃的思想，中正的心态，除此之外，韩子本状元出身，行文跌宕起伏外也非常合乎规范，全文27个“之”字，“之”作为虚词的含义和用法基本上都能穷尽，这也是本文教学方面很重要的语言点。
韩愈师说的赏析
韩愈是著名的散文家和诗人。他和柳宗元等是唐代古诗文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反对六朝以来的只重形式的骈文，大力提倡继承先秦两汉以“言之有物”的语言表情达意的优良传统，形成了一种文风和文学语言的革新运动。他和柳宗元等人以自己的写作实践推动了这一运动的的发展，改变了不良文风，起到了解放文体的作用，对当时和后世，都有重大影响
《师说》是韩愈散文中一篇重要的论说的文。此文作于唐德宗贞元十八年（802）。文章论述了从师学习的必要性和原则，批判了当时社会上“耻学于师”的陋习，表现出非凡的勇气和斗争精神，也表现出作者不顾世俗独抒己见的精神。并以实际行动鼓励后进，应当刻苦学习，勇攀高峰。韩愈的这篇力作，历久弥新，今天我们再读这篇文章，仍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全文共分四段。
第一段，提出中心论点：古之学者必有师。从正面论述从师学习的重要性和择师标准。
“古之学者必有师。”提笔点题，单刀直入。“古”字指出从师的`历史传统，“必有”二字，语气极为肯定，强调从师的必要。一开头就揭示出学者和教师的关系，作为全篇纲领，肯定坚决，不容辩驳。“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全面规定了老师的职责范围，指出老师的作用，说明从师的必要性。“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指出认识事物的一种客观规律性，连用两个“惑”字，突出说明不从师的害处。“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列举两种情况，旨在说明“闻道”是从师的标准。“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既诠释前文，又强调从师是为了学道，凡有道者皆可为师。“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的所存也。”进一步论述择师的原则。这是作者所说师道的基本精神。这种有道为师（包括“能者为师”）的原则，正中当时积弊。
第二段，指出今人不从师的恶果、表现和原因，批判不重师道的错误态度和耻于从师的不良风气。从反面论述从师的重要性，突出了文章的中心思想。这一段用对比的方法分三层论述：
“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段首以感慨的语句开头，笔锋突转，引起读者注意。承上文“解惑”，从反面指斥当时不重视从师的不良风气。“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以古之圣人与今之众人相比，旨在说明士大夫的无知。“是故圣益圣，愚益愚。”连用两的个表程度的副词“益”来说明，从师的态度不同，因而所造成的结果也截然不同。“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于此乎？”补充上文，进一步点出结果，以反问的口气启发读者深思。以上为分论的第一层。把“古之圣人”“从师而问焉”和“今之众人”耻学于师相对比，指出是否尊师重道，是圣愚分野的关键所在。
“爱其子，择师而教之；于其身也，则耻师焉，惑矣。”以对比的方式，指出众人的糊涂。“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解释童子之师的作用，既有比较的意思，又为下文的“小学而大遗”做铺垫。“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比较的结果，落在“小学而大遗”上，足见那些耻师之人是糊涂的。以上为分论的第二层，以为子择师而自己不从师作对比，指出“小学而大遗”的谬误。
“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对比居于下层的人与士大夫之族对待从师的态度。“问之，则曰：“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写出士大夫极为荒谬的话的是为下文的评说感叹准备条件。“呜呼！师道之不复可知矣。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欤！”这几句是作者的感叹之词。点明师道不复的原因，对君子之徒的愚昧表示慨叹。以上为分论的第三层，以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与士大夫之族作对比，批判当时社会上轻视师道的风气。
第三段，以孔子对待老师的言行为例，说明从师应有的态度，阐明教和学的关系以及能者为师的道理。照应篇首“传道授业”。
“圣人无常师。”此语见解精辟，与第1段“古之学者必有师”呼应，并且往前推进一步，由“学者”推进到“圣人”，由“必有师”推进到“无常师”，引出择师的典范。“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从师的行为。“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从师的言论，举孔子为例加以论述，因为孔子在人们心目中是至圣先师，举孔子为例就有代表性，能加强说服力。“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这是紧呈上文得出的结论，且与开头的“闻道”、“师道”相呼应。
第四段，交代做本文的原因，从表扬的李蟠，再肯定从师。总结全文，点明主题。
“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不拘于时，学于余。”重视师道。“余嘉其能行古道，”能行师道“作师说以贻之。”结尾点题。
本文的主旨是论述老师的作用，兼及从师学习的重要性。在论述过程中，批判了当时士大夫之族在从师学习问题上的愚妄态度，阐明了自己对师生关系的见解。论述时先从正面立论阐述，再从反面提出驳议，驳议时使用了对比手法。然后以孔子为例，得出强有力的结论。除开头立论部分外，每一部分都摆事实、讲道理，很有说服力。起句奇崛，气势磅礴。这篇文章不但开篇第一句突兀干脆，而且此后的每一段的起句几乎都是这样。韩愈常把自己的结论凝结成精辟的句子突然端出，给人以极为深刻的印象。
行文时用了大量排偶句式，大大增强了文章的气势。
韩愈师说
原文：
师说
古之学者必有师。
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
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
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
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
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
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
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嗟乎！
师道之不传也久矣！
欲人之无惑也难矣！
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
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
是故圣益圣，愚益愚。
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于此乎？
爱其子，择师而教之；
于其身也，则耻师焉，惑矣。
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
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
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
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
问之，则曰：“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
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
”呜呼！
师道之不复可知矣。
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欤！
圣人无常师。
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
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
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
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不拘于时，学于余。
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师说以贻之。
译文：
古代求学的人一定有老师。老师，是（可以）依靠来传授道理、教授学业、解答疑难问题的。人不是生下来就懂得道理的，谁能没有疑惑？（有了）疑惑，如果不跟从老师（学习），那些成为疑难问题的，就最终不能理解了。生在我前面，他懂得道理本来就早于我，我（应该）跟从（他）把他当作老师；生在我后面，（如果）他懂得的道理也早于我，我（也应该）跟从（他）把他当作老师。我（是向他）学习道理啊，哪管他的生年比我早还是比我晚呢？因此，无论地位高低贵贱，无论年纪大小，道理存在的地方，就是老师存在的地方。
唉，（古代）从师（学习）的风尚不流传已经很久了，想要人没有疑惑难啊!古代的圣人，他们超出一般人很远，尚且跟从老师而请教；现在的一般人，他们（的才智）低于圣人很远，却以向老师学习为耻。因此圣人就更加圣明，愚人就更加愚昧。圣人之所以能成为圣人，愚人之所以能成为愚人，大概都出于这吧？（人们）爱他们的孩子，就选择老师来教他，（但是）对于他自己呢，却以跟从老师（学习）为可耻，真是糊涂啊!那些孩子们的老师，是教他们读书，（帮助他们）学习断句的，不是我所说的能传授那些道理，解答那些疑难问题的。（一方面）不通晓句读，（另一方面）不能解决疑惑，有的（句读）向老师学习，有的（疑惑）却不向老师学习；小的方面倒要学习，大的方面反而放弃（不学），我没看出那种人是明智的。巫医乐师和各种工匠这些人，不以互相学习为耻。士大夫这类人，（听到）称“老师”称“弟子”的，就成群聚在一起讥笑人家。问他们（为什么讥笑），就说：“他和他年龄差不多，道德学问也差不多，（以）地位低（的人为师），就觉得羞耻，（以）官职高（的人为师），就近乎谄媚了。”唉!（古代那种）跟从老师学习的风尚不能恢复，（从这些话里就）可以明白了。巫医乐师和各种工匠这些人，君子们不屑一提，现在他们的见识竟反而赶不上（这些人），真是令人奇怪啊!
圣人没有固定的老师。孔子曾以郯子、苌弘、师襄、老聃为师。郯子这些人，他们的贤能都比不上孔子。孔子说：“几个人一起走，（其中）一定有（可以当）我的老师（的人）。”因此学生不一定不如老师，老师不一定比学生贤能，听到的道理有早有晚，学问技艺各有专长，如此罢了。
李家的孩子蟠，年龄十七，喜欢古文，六经的经文和传文都普遍地学习了，不受时俗的拘束，向我学习。我赞许他能够遵行古人（从师）的途径，写这篇《师说》来赠送他。
注释：
1.学者：求学的人。
2.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老师，是用来传授道理、交给学业、解释疑难问题的人。所以，用来……的。道，指儒家之道。受，通“授”，传授。业，泛指古代经、史、诸子之学及古文写作。惑，疑难问题
3.人非生而知之者：人不是生下来就懂得道理。之，指知识和道理。
《论语·季氏》：“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之；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知，懂得。
4.其为惑也：他所存在的疑惑。
5.生乎吾前：即生乎吾前者。乎：相当于“于”，与下文“先乎吾”的“乎”相同。
6.闻：听见，引申为知道，懂得。
7.从而师之：跟从（他），拜他为老师。师，意动用法，以……为师。从师，跟从老师学习。
8.吾师道也：我（是向他）学习道理。师，用做动词。
9.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哪里去考虑他的年龄比我大还是小呢？庸，发语词，难道。知，了解、知道。之，取独。
10.是故：因此，所以。
11.无：无论、不分。
12.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意思说哪里有道存在，哪里就有我的老师存在。
13.师道：从师的传统。即上文所说的“古之学者必有师”。
14.出人：超出于众人之上。
15.犹且：尚且。
16.众人：普通人，一般人。
17.下：不如，名作动。
18.耻学于师：以向老师学习为耻。耻，以……为耻
19.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因此圣人更加圣明，愚人更加愚昧。益，更加、越发。
20.于其身：对于他自己。身，自身、自己。
21.惑矣：（真是）糊涂啊！
22.彼童子之师：那些教小孩子的（启蒙）老师。
23.授之书而习其句读（dòu）：教给他书，（帮助他）学习其中的文句。之，指童子。习，使……学习。其，指书。句读，也叫句逗，古人指文辞休止和停顿处。文辞意尽处为句，语意未尽而须停顿处为读（逗）。古代书籍上没有标点，老师教学童读书时要进行句读（逗）的教学。
24.句读之不知：不知断句风逗。与下文“惑之不解”结构相同。之，提宾标志。
25.或师焉，或不焉：有的（指“句读之不知”这样的小事）从师，有的（指“惑之不解”这样的大事）不从师。不，通“否”。
26.小学而大遗：学了小的（指“句读之不知”）却丢了大的（指“惑之不解”）。遗，丢弃，放弃。
27.巫医：古时巫、医不分，指以看病和降神祈祷为职业的人。
28.百工：各种手艺。
29.相师：拜别人为师。
30.族：类。
31.曰师曰弟子云者：说起老师、弟子的时候。
32.年相若：年岁相近。
33.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以地位低的人为师就感到羞耻，以高官为师就近乎谄媚。足，可，够得上。盛，高大。谀，谄媚。
34.复：恢复。
35.君子：即上文的“士大夫之族”。
36.不齿：不屑与之同列，即看不起。或作“鄙之”。
37.乃：竟，竟然。
38.其可怪也欤：难道值得奇怪吗。其，难道，表反问。欤，语气词，表感叹。
39.圣人无常师：圣人没有固定的老师。常，固定的。
40.郯（tán）子：春秋时郯国（今山东省郯城县境）的国君，相传孔子曾向他请教官职。
41.苌（cháng）弘：东周敬王时候的大夫，相传孔子曾向他请教古乐。
42.师襄：春秋时鲁国的乐官，名襄，相传孔子曾向他学琴。
43.老聃（dān）：即老子，姓李名耳，春秋时楚国人，思想家，道家学派创始人。相传孔子曾向他学习周礼。聃是老子的字。
44.之徒：这类。
45.三人行，则必有我师：三人同行，其中必定有我的老师。《论语·述而》原话：“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46.不必：不一定。
47.术业有专攻：在业务上各有自己的专门研究。攻，学习、研究。
48.李氏子蟠（pán）：李家的孩子名蟠。李蟠，韩愈的弟子，唐德宗贞元十九年（803年）进士。
49.六艺经传（zhuàn）皆通习之：六艺的经文和传文都普遍的学习了。六艺，指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儒家经典。《乐》已失传，此为古说。经，两汉及其以前的散文。传，古称解释经文的著作为传。通，普遍。
50.不拘于时：指不受当时以求师为耻的不良风气的束缚。时，时俗，指当时士大夫中耻于从师的不良风气。于，被。
51.余嘉其能行古道：赞许他能遵行古人从师学习的风尚。嘉：赞许，嘉奖。
52.贻：赠送，赠予。
赏析：
韩愈作《师说》的时候，有人以为是在唐德宗贞元十八年（802），这大致是可信的。这年韩愈35岁，刚由洛阳闲居进入国子监，为四门学博士，这是一个“从七品”的学官。但他早已有名。他所提倡和不断实践的古文运动，在那一两年内，正走出少数爱好者的范围，形成一个广泛性的运动，他俨然成为这个运动的年轻的领袖。他用古文来宣传他的主张。维护先秦儒家的思想，反对当代特别盛行的佛老思想；提倡先秦两汉的古文，反对“俗下文字”即魏晋以来“饰其辞而遗其意”的骈文：这就是古文运动的内容。这个运动所以逐渐形成于唐德宗统治的后期，是有现实的社会条件的。它是为维护唐王朝的统一、反对藩镇割据的政治目的服务的。而这除军阀、大地主外，正是当时广大社会阶层的现实利益的要求。韩愈的积极努力，对这个运动的开展与形成，起了不断促进的作用。就古文来说，他不仅自己刻苦努力，从理论到实践，表现了优秀的成绩；更重要的是他不顾流俗的非笑，努力提倡，特别表现在给青年们热情的鼓励和指示。《师说》正是这种努力所引起的一篇具有进步意义和解放精神的文章。
韩愈由于幼年的家庭教养和天宝以来复古主义思潮的影响，从青年时代起，就以一个传道的古文家自命。这也是他在科举和仕宦的阶梯上十年不能得意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他并不悔，还愈来愈有自信。最初他到汴州参加宣武节度使董晋幕府的时候（796—798），先教李翱学古文；由于孟郊的介绍，不久又教张籍学古文。后来逃难到徐州（799），徐泗濠节度使张建封安置他在符离，又教一个青年人张彻读古书，学古文。张建封死后，仕途不通，到洛阳闲居（800—801）。向他请教的青年愈来愈多，他对青年们非常热情，奖励有加。他在《重答李翊书》中说：“言辞之不酬，礼貌之不答，虽孔子不得行于互乡，宜乎余之不为也。苟来者，吾斯进之而已矣，乌待其礼逾而情过乎？”为了“广圣人之道”，他以热情的、有礼貌的态度对待一切向他请教的青年，他认为这并不是什么“礼逾”和“情过”的问题。他回答许多青年的信，指示怎样做人，怎样作文。在韩愈看来，文章是作者的人格修养的表现，做人与作文应该是一致的。他进了国子监后，对待青年依然非常热情。
韩愈这样不断地同青年后学交往，给他们奖励和指示，这是魏晋以后所没有的现象，当然要引起人们的奇怪，以至纷纷议论和责难。一切向韩愈投书请益的青年便自然地被目为韩门弟子，因而韩愈“好为人师”的古怪面貌也就非常突出了。但韩愈是早有自信的，他不管人们怎样诽谤，依然大胆地回答青年们的来信。他在《答胡生书》中说：“夫别是非，分贤与不肖，公卿贵位者之任也，愈不敢有意于是。如生之徒，于我厚者，知其贤，时或道之，于生未有益也。不知者乃用是为谤！不敢自爱，惧生之无益而有伤也，如之何？”他对那些恶意中伤的诽谤，表示愤慨，也为向他请教的青年担忧。《师说》的最后一段，声明写作的由来，说这是为了一个“好古文”“能行古道”，跟他学习的青年李蟠而作的。实际上他是借此对那些诽谤者来一个公开的答复和严正的驳斥。他是有的放矢的。
在这篇文章里，他首先（第1段）肯定从古以来师对于任何人总是不可少的，因为人不能“生而知之”，谁也不能没有“惑”──茫然不解的东西。因此，他认为师并不是什么特殊人物，而是一种“传道受业解惑”的人。他还认为人人都可以为师，没有社会地位（贵贱）或年龄（长少）的限制，只问他有没有“道”，有就可以为师，所谓“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接着（第2段），他慨叹古来的“师道”久已失传。现在一般人，既不能“无惑”，又“耻学于师”，所以越来越愚蠢。然后列举事例，论证这种“耻学于师”的风气实在是愚蠢而奇怪的。他说有一种人，即士大夫，对于儿子，则“择师而教之”；但对于自己，“则耻师焉”：这就是他们的不明。又有一种现象，广大的各行各业的人，即“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以彼此相师为耻；而“士大夫之族”，如果有人谈到谁是师，谁是弟子，则大家共同非笑，问其理由，无非是年龄、地位云云，这又证明了他们的智慧反而在他们所瞧不起的巫医等等之下，这不是很奇怪吗？再看（第3段），“士大夫之族”所崇拜的“圣人”没有一定的师，孔子的师有郯子、苌弘等，这些人都“不及孔子”。而且孔子还说过，三个人里面，一定有一个人是他的师。因此，作者得到另一个重要的论点，师和弟子的关系是相对的，“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这就是说，弟子可以为师，师也可以为弟子。所以师和弟子的关系的存在，最后结论很简单，不过是因为“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的缘故。这也还是前文所提出的论点，即能者为师。
由此可见，《师说》不仅严正地驳斥了那些愚蠢的诽谤者，更可贵的是提出了三点崭新的、进步的“师道”思想：师是“传道受业解惑”的人；人人都可以为师，只要具有那样的能力；师和弟子的关系是相对的，某一方面比我好，在这一方面他就是我的师。这些思想把师的神秘性、权威性、封建性大大地减轻了；把师和弟子的关系合理化了，平等化了，把师法或家法的保守的壁垒打破了。这些思想是和他后来发展的“道统”思想矛盾的。这些思想是具有解放精神、具有深刻的人民性的思想。这是唐德宗时代在相对的稳定局面之下，城市繁荣、商业经济发展的反映。
因此，可以想象，这篇《师说》的流布，鼓舞和吸引了更多的青年后学，也因而招致了更多的顽固的“士大夫之族”的反对。实际上，韩愈也确乎因此官更难作，不断地遭到当权者的排挤。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说：“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世果群怪聚骂，指目牵引，而增与为言辞。愈以是得狂名。居长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东，如是者数矣。”贞元十九年（803），韩愈在监察御史的职位，第一次被当权的官僚集团赶出了长安，贬到阳山（今广东阳山），就是在作《师说》一年后。他这次被贬，原因可能很复杂，但照柳宗元所说，这篇《师说》至少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因为他由此“狂名”更大，为更多的顽固派所疾恶，更容易遭到莫名的排挤。然而韩愈在奖励后学这一点上，态度始终不变，只是到了元和以后，声势没有在贞元末年那么大就是了。到了宋代，有人为韩愈辩解，说他“非好为人师者也”（《五百家注音辩昌黎先生文集》卷十二引“洪曰”），这是说，由于学者归附，韩愈是不得已而“作之师”的。又有人以为韩愈“作《师说》，盖以师道自任”，但充其量不过“以传道受业解惑为事，则世俗训导之师，口耳之学耳”（俞文豹《吹剑三录》），这是指韩愈把师的封建作用大大地降低了。可见这篇《师说》的解放精神是不容易为一般封建士大夫所接受的。因此，它在当时的重大意义也就不难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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