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孤独
引导语：迟子建在作品《额尔古纳河右岸》中写道：真正长生不老的是天上的东西，水中的投影不管有多么美，它都是短命的。
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孤独
“山其实是我生命的旗帜，河是我作品的一个底色。写《额尔古纳河右岸》时，我的笔是在一条忧伤的岁月之河游走，有悲伤，也有欢欣;而到了《群山之巅》，我的笔是面对着冷峻的山，风雪弥漫，笔触自然地伸向人性荒寒之处。”
2015年盛夏，迟子建在香港书展上作了一次演讲，演讲题目是“文学的山河”——从《额尔古纳河右岸》到《群山之巅》”。这两部迟子建长篇小说的代表作，创作时间间隔整整十年，一部围绕着“河”，一部穿梭于“山”。
“在我看来，风能听出我的病，流水能听出我的病，月光能听出我的病。病是藏在我胸口中的秘密之花。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有进卫生院看过一次病。我郁闷了，就去风中站上一刻，它会吹散我心底的愁云;我心烦了，就到河畔去听听流水的声音，它们会立刻给我带来安定的心境。我这一生能健康地活到九十岁，证明我没有选错医生，我的医生就是清风流水，日月星辰。”
《额尔古纳河右岸》描写了一个部族的变迁，与驯鹿相依为命的鄂温克人，他们信奉萨满，逐驯鹿喜食而迁徙，在享受大自然恩赐的同时也艰辛备尝，人口式微。坚强而长寿的家族女主人，复杂多样的家族人物，名字多得令人难以记住，多舛的人物命运，死人几乎为常事，离奇的魔幻色彩，百年的家族变迁。有几分《百年孤独》的影子，也奠定了孤独的基调。
迟子建似乎对冬天情有独钟，相对于万物勃发的春夏和硕果丰厚的秋，白雪和寒风让冬季艰难而漫长，生存到这里仿佛遇到了一个关卡，驯鹿可能会失去食物，族人可能终结自己的生命。“我”便出生在这样一个冬季，也见证了许多的人情与生死，当“我”九十岁时，其他人带着家当和驯鹿去了布苏，乌力楞里只剩下我和安草儿。“我”守着一团跟“我”一样老的火，孤独地坐在“希楞柱”里回忆我在额尔古纳河的`这一生。
对于留下来的人来说，还是要继续迁徙和生存，还会有新的生命来临，生死轮回，生死对于鄂温克人来说似乎已是常事，也许在神灵论下的部落，早已看淡了这种天人永隔。迟子建关于死亡的描写并不沉重，在睡梦中死去的列娜，仿佛只是去了远方的拉吉达、瓦加达、尼都萨满、老达西离开了，但天道如此。最让我触动的段落，是妮浩对于生死的抉择。身为萨满的母亲，每每用自己的神力救活一个人的同时，她自己的亲生骨肉便会在另一场灾难中死去。小说中，妮浩不仅挽救了亲人的性命，也让“马粪包”这样的“坏人”乃至“部落敌人”的生命得以延续。当妮浩个人的生死观超越了世俗的界限，我们也就不难理解鄂温克民族千百年来与森林共进退、与驯鹿共存亡的生存态度和生命价值了。我们对死亡的恐惧要比额尔古纳河那个部落多得多，奈何桥和孟婆汤的意象，超度往生的愿望，经文响遍的古塔寺，都是存世人对生命的眷恋，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是存世的莫大悲哀。逝者已逝，留在人世者孤独存活，这比死亡本身更为恐怖。像额尔古纳河那个部落，守着孤独，看淡生死。
林克死后，尼都萨满对于玛拉达的感情人尽皆知，但不过是一场无疾而终的爱情。族人的眼光、亲人的反对，其实也许没那么重要，但两人始终没有跨越界限，穿着尼都萨满送的羽毛裙子死去的玛拉达，也许还是想找回林克。“我”的第一任丈夫拉吉达死后，即使有瓦加达填满生活，还是在某个时刻想起遇见的第一个男孩。至于拉吉米，他对马伊堪的保护已到了极致，仿佛自己生命里唯一依靠，生怕有人觊觎。最后不过是马伊堪不堪这种束缚，生下一个别人不知血脉的孩子，跳下悬崖以求解脱。爱而不得，其实只是常事。人生而孤独，其实也是有一些无趣的。
现代化与原始生活的冲突其实一直存在。鄂温克人曾在日本人的胁迫下参加所谓训练，接触了现代化设施并未能带给他们的生活改变。第一次定居的激流乡最后成为了一座歇脚客栈，驯鹿这种生灵为了食物不能定居，与他们生死共存的鄂温克人也一样。最后的迁徙布苏，兴许是他们对现代化的妥协。留下来的“我”还在守着“希楞柱”与不灭的火种。
“我们的驯鹿，他们夏天走路时踩着露珠儿，吃东西时身边有花朵和蝴蝶伴着，喝水时能看见水里的游鱼;冬天呢，它们扒开积雪吃苔藓的时候，还能看到埋藏在雪下的红豆，听到小鸟的叫声。猪和牛怎么能跟驯鹿比呢。”
也许这就是人类最原始的认知自然的方式，而如今我们听到这样的话语时，却像是触摸到一块冰冷的化石。已经忘却的一种情绪，也是孤独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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