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薄韩愈与厚道白居易

时间:2020-09-13 19:50:21 白居易 我要投稿

刻薄韩愈与厚道白居易

  韩愈唐代杰出的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被后人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他提出的“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散文的写作理论,对后人很有指导意义。著有《韩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师说》等。

刻薄韩愈与厚道白居易

  白居易(772年—846年),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又号醉吟先生,祖籍太原,到其曾祖父时迁居下,生于河南新郑。 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唐代三大诗人之一。白居易与元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世称“元白”,与刘锡并称“刘白”。

  白居易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有“诗”和“诗王”之称。官至翰林学士、左赞善大夫。公元846年,白居易在洛阳逝世,葬于香山。有《白氏长庆集》传世,代表诗作有《长恨歌》、《卖炭翁》、《琵琶行》等。

  刻薄韩愈与厚道白居易

  舒芜为《韩愈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作序说:“通观韩愈这个人,尽管是博学高才的大文学家,但是气质上有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急偏狭,无容人之度。他在仕途上,又特别热衷利禄,无恬退之心。他的诗篇当中,经常贬低朋友,好为人师,攘斥异端,自居正学,就是偏狭的表现。他在诗中,一再公开地以富贵利禄教子,在儿子面前吹嘘自己的交游如何光显,就是热衷的表现。二者结合起来,更是利禄情深,恩仇念重,互为因果,愈扇愈烈。谁妨害了他的功名富贵,谁不尊敬他的学问文章,他对谁就会恨之入骨,永世不忘。这样的人的精神状态中,自然容易充满了怨毒之气,怨毒之极又自然通于杀气。贞元十九年(803),韩愈因建言被贬斥,这一段经历在他的诗中再三再四地说起,对于政敌王叔文集团,包括对老朋友柳宗元、刘锡,真是悻悻之状如见,切齿之声可闻。待到王叔文失败,包括柳宗元、刘锡在内的八司马一时窜逐,韩愈这时便写出了幸灾乐祸、投井下石的《永贞行》……竟然把谋反罪名硬加到王叔文身上,用心太可怕了……他的作品中流露出来的气质和精神状态上的庸俗性,总带有独断和专制主义的味道。”

  舒芜的意见,是有道理的。

  韩愈比刘锡、柳宗元早一年中进士,又自恃才高,到顺宗即位展开改革时,他因上书遭贬,仅官江陵府(湖北江陵)法曹参军(地方政府属员),而刘锡、柳宗元等新进却成为中央政府中叱咤风云、炙手可热的明星。以韩愈的心性,对刘、柳等人怀有强烈的嫉妒心理,是理所当然的。

  《永贞行》这首诗较长,内容涉及不同历史阶段,又用了很多偏僻字眼和古代典故,这里不再全文照引。让我们看一看韩愈在相关诗句中怎样评论永贞革新。

  君不见太皇谅阴未出令,小人乘时偷国柄。

  太皇指顺宗。韩愈做诗是在顺宗之子李纯登基之后,所以称顺宗为太皇。谅阴,守丧时住的房子。这里上溯说到德宗去世,顺宗刚继位的时候。古俗,帝王去世,不言政事。《论语·宪问》有“高宗谅阴,三年不言”一句,意思是殷高宗武丁守丧,3年不说话。韩愈说,那个时候德宗刚去世,顺宗守丧,不便发布政令,二王等小人利用这个间隙,耍弄手段窃取了国家大权。

  一朝夺印付私党,朝士何能为?

  韩愈说,二王刘柳是个谋私利的小集团,一旦窃取大权,正直的朝官就无计可施了。

  夜作诏书朝拜官,超资越序曾无难。公然白日纳贿赂,火齐磊落堆金盘。

  这是讽刺改革者升官过快。夜里诏书下来,早晨已经当上官了,不管资历够不够,飞速提拔一点障碍也没有。大白天公然收贿赂,名贵的宝珠堆满了黄金的盘子(“火齐”即宝珠)。韩愈批评改革者谋官神速,有些夸大。另据史料载,除了王收过贿赂外,其他人没听说有这方面的问题。

  董贤三公谁复惜,侯景九锡行可叹。国家功高德且厚,天位未许庸夫干。

  这是说,西汉帅哥董贤因为年轻貌美,被喜欢同性恋的汉哀帝宠爱,才22岁就当上了三公之一的大司马,哀帝甚至提议把皇帝的位子让给董贤。哀帝去世,董贤恐惧地自杀了,现在还有谁为董贤可惜?南北朝时北方武将侯景,率兵投降梁朝之后犯上作乱,杀死梁朝皇帝,通过加九锡等方式,自己即位做了皇帝,最后身死非命,侯景的位行径令人哀叹。国家积累了深厚的功德,最高统治者的位置岂容此等小人夺?

  显然,韩愈诬称二王刘柳是董贤、侯景一类谋大位的“现行反革命”,巨奸大恶。韩诗如此刻薄,连一些古人都看不过去。清代大学者何评论韩愈这首诗时说:王叔文欲夺宦官兵权,这件事不能因为讨厌王叔文这个人而否定。“九锡”、“天位”等用语,实在太过分,简直要把“谋反”的帽子扣到二王刘柳头上。

  明末清初大思想家王夫之在《读通鉴论》卷二十五“唐顺宗”一节中说:“自其执政以后,罢进奉、宫市、五坊小儿,贬李实,召陆贽、阳城,以范希朝、韩泰夺宦官之兵柄,革德宗末年之乱政,以快人心,清国纪,亦云善矣。”

  “二王八司马”惨败,韩愈墙倒众人推一通之后,多少找回了平衡,再加上宪宗即位,韩愈受重视,心里好过多了。所以,柳宗元去世之后,韩愈写了一篇《柳子厚墓志铭》,虽然文中对永贞革新仍然语含讥刺,但对柳宗元的人品、才学和成就作出了比较实际的评价。

  相比之下,刘锡的另一位朋友白居易态度则不同。他目睹韦执谊从宰相高位贬为崖州司马,觉得当大臣的一点也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不禁悲从中来,写了一首非常伤感的.诗《寄隐者》:

  卖药向都城,行憩青门树。

  道逢驰驿者,色有非常惧。

  亲族走相送,欲别不敢住。

  私怪问道旁,何人复何故?

  云是右丞相,当国握枢务。

  禄厚食万钱,恩深三日顾。

  昨日延英对,今日崖州去。

  由来君臣间,宠辱在朝暮。

  青青东郊草,中有归山路。

  归去卧云人,谋身计非误。

  诗的开篇假借一个卖药者的目光,描写韦执谊贬官离开都城,家族亲友一路相送,想挽留又不敢留的凄惨情景。卖药者向旁人打听,知道这就是宰相韦执谊。韦执谊昨天还以宰相身份在延英殿和皇上问答,享受着丰厚的待遇,今天却一下子贬到那么远的边陲生死未卜。从古至今,当大臣的受宠与倒霉,就在早晚一瞬间。看看这些悲剧,不如早早到山里隐居,与白云相伴,倒是能够保全身家性命。

  白居易和韩愈都反对朝廷弊政,但是对于力图改变弊政的永贞革新,却持有相反立场。

  我们从白居易的诗歌看到了诗人对改革者的同情与哀悼。这首诗虽然态度消极了一点,但映射出人性的光辉,蕴含着批评皇权的进步思想。这样的内容,在韩愈杀气腾腾的《永贞行》里是找不到的。另外,韩愈还写了《顺宗实录》,添油加醋,捏造事实,对永贞革新横加诬蔑,后来的《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大都据此立说,使“二王八司马”成了千古罪人。

  柳宗元被贬之后,曾写《行路难》一诗反驳韩愈等人的不实之词。刘锡临终前也曾写《子刘子自传》,为永贞革新进行辩护,为王叔文恢复名誉。他们都认为自己立身行事,问心无愧。

  “八司马”后来境遇不尽相同。

  韦执谊贬到崖州,受当地刺史李甲照顾,参与辅地方发展。韦执谊慢慢适应了从高峰到谷底的命运,在崖州兴教育才,垦殖种养,颇有口碑。他主持修建的水利设施至今还在发挥作用。一代名相偏居7年,最后病逝于崖州,年仅48岁。

  柳宗元贬官10年,于元和十年(815)受命回到长安。他原以为可以入朝做事,没料到再度遭到诽谤,又被分派到当时的荒远之地,任柳州(广西柳州)刺史。由于心情抑郁,工作劳累,柳宗元于元和十四年(819)病逝于柳州,只活了47岁。

  刘锡与柳宗元同一年回到长安,再度分派到边远之地。一开始,刘锡被任命为播州(贵州遵义)刺史。刘锡有80多岁老母,在当时交通工具极为落后的情况下跋涉这么远,恐怕就一去无回了。柳宗元提出与刘锡对换,自己到播州,刘锡到柳州。幸好当时御史中丞裴度向宪宗说情,最后刘锡改派为连州(广东连县)刺史。刘锡熬到了宪宗去世,在穆宗、敬宗、文宗、武宗时期,他先后担任州(四川奉节)刺史、和州(安和县)刺史、集贤殿学士(皇室图书馆官员)、苏州(江苏苏州)刺史、汝州(河南临汝)刺史、同州(陕西大荔)刺史和太子宾客(太子的侍从和顾问)等职务。会昌二年(842),刘锡病逝于洛阳,享年71岁。刘锡虽没有被朝廷大用,但晚年与白居易、裴度等知友同在洛阳居住,诗歌唱和,名满天下,还算潇洒。

  凌准贬为连州司马不久,双目失明,元和三年(809)病逝于连州。

  韩泰、韩晔、陈谏3人也与刘、柳一起,贬官10年之后回到长安,又被分派到边远之地。

  “八司马”中最富实际才干的韩泰为漳州(福建漳州)刺史。后来调任州(湖南州)刺史、睦州(浙江建德)刺史、湖州(浙江湖州)刺史、常州(江苏常州)刺史。一说病逝于常州任上。

  韩晔为汀州(福建长汀)刺史,后调任永州(湖南永州)刺史,病逝于永州任上。

  陈谏为封州(广东封川)刺史,后调任循州(广东惠州)刺史、道州(湖南道县)刺史、通州(四川达县)刺史,卒于通州。

  “八司马”当中,名望不高的程异后来转运。由于吏部尚书(中央组织部长)李援引,程异贬职3年多之后调回朝廷,参与经济领导工作,后任御史中丞(监察部长)、盐铁转运使(负责全国物资运输的部长级官员),并于宪宗元和十三年(818)九月一度出任宰相,第二年四月去世。

  永贞革新有哪些教训呢?

  一、时运不济。顺宗由于身体弱,实际当皇帝才半年多。就在这几个月里,也是重病在身,口不能言。总发动机停转,改革产品当然下线。

  二、权力基础脆弱。唐朝中后期,国家权力长期掌握在宦官和藩镇手中,盘根错节。改革者只是一小群地位较低的新人,有笔无剑。两相对比,一个是大树,一个是浮萍。二王刘柳一度头脑发热,互相吹捧,不可一世。这种狂热不但引发了普遍的妒嫉和敌意,而且也无法冷静驾驭复杂政局,处理多方面牵扯关联。何况二王依靠的是一位只有几个月政治生命的皇帝,根本不是善于玩弄阴谋的宦官和充满杀气的藩镇的对手。改革者的权力如同图画山岳,一就破,基础太脆弱了。

  三、“休克疗法”操作太急。德宗积弊已深,企图采用“休克疗法”或“震荡疗法”,短短几个月就焕然一新,很难奏效。只有循序渐进,方为上策。但二王刘柳以百米跑速度接连推出力度很大的改革措施,欲速而不达。

  四、涉嫌*。改革集团未能逃脱人性弱点。二王得势时,门庭若市,连两人住宅附近的饼店都住满了要求谒见的人,饼店也趁机抬高价格。王专门做了一个收藏礼金的大木柜,夫妇两人在大柜子上睡觉,享受金钱*。革新集团在运动中提拔朋友和熟人,也实有其事,不免授人以柄。

  五、内讧。改革深入之后,王叔文与韦执谊产生不同意见。围绕如何处理群、刘辟、羊士等人,争论激烈,最后导致内部分裂,削弱了改革力量。

  六、不善于妥协。对立双方都陷入了你死我活、鱼死网破的斗争哲学之中,不能自拔。韦执谊在最后关头也拒绝了与新皇帝宪宗妥协的余地,实为遗憾。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过程表明,掌握妥协的艺术十分重要,改革亦是如此。

  据史学家漆侠考证,“二王八司马”实际执政只有146天。这146天,电光石火,给后世留下了很多启示和教训,成为绵延千年的一个沉痛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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