芦荡记散文

芦荡记散文

　　我在厚雪覆盖的大沼泽里割芦苇时，创下了三十天不脱衣、不脱鞋，三十天不洗脸、不刷牙，吃洗脚水做的馒头，三十天步行千公里体重下降十二斤三项纪录。这三项纪录是怎样创下的？且听我慢慢道来。

　　在每个人的人生经历中，总是有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而这种记忆往往深藏不轻易示人。我在北大荒的一些经历，至今没有对父母、妻子和女儿说过，因为一提起其中的某些事情，总会触及那颗曾被伤害过的心灵。

　　我是在1969年夏天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二师十二团五连务农，那年我刚过二十岁。我的故事发生在1970年12月1日至30日，我下乡后的第二个冬天。我人生的“三大纪录”就是在这三十天中创造的，这三项“辉煌纪录”能否写进基尼斯大全，待听完我的故事再作评判。

　　我所在的连队是个新建点，距黑龙江垂直距离仅两公里。到连队的第一个冬天，我们是在荒原的帐篷中度过的。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努力，到1970年初冬，我们终于用自己的双手盖起了一幢新瓦房。知青们心想，今年冬天总算可以住进新瓦房了。谁知好事多磨。11月底，连队领导决定，12月全连五十多个知青全部到距连队一百六十公里以外的芦苇荡里割芦苇，全连指标一百吨，这就是说，每人每天必须割一百二十多捆芦苇。我听说芦苇荡紧靠原始森林，夏天，这片漫无边际的大沼泽连绵数百里，心想这一定是个充满野趣的所在。但后来发生的事实告诉我：这三十天的日子是多么难熬啊！

　　12月1日，团部开来了两辆卡车，把全连五十名知青连同行李送到了芦苇荡。这芦苇荡在萝北县南八十公里的荒野处，我们连到萝北县城八十公里，这一百六十公里路汽车走了三个多小时。下车一看，大伙全愣了，这里是黑森森的原始森林，南边是茫茫无边的雪原（其实是被厚厚的积雪覆盖的大沼泽），而西边和卡车开进来的北面也是白茫茫的一片荒原。这里仅有的建筑，是一间守林人住的小木屋，如果说还有什么可称为建筑的东西，就是后来被我们充作食堂的已经塌了一半的破草房，以及打前站的同志已住在这里支起的一个没有门帘的旧帐篷。

　　当晚，每人一碗放了盐的面糊和两个馒头下肚，便进帐篷睡觉。帐篷内用芦苇作墙一分为二，大的一间住男知青，小的一间住女知青，双方不仅可以直接对话，透过薄薄的芦苇墙，借着小油灯的光亮，可以清晰地看见双方的身影。地上用半尺厚的芦苇当床，帐篷中用一个横放的空油桶烧树枝取暖。当时的气温已降至零下二十多度，因帐篷没门帘，刺骨的寒风夹着雪花呼呼地往里吹。我因为是副班长，被指定睡在离门最近的一个铺位，当时，我的被窝冷得简直像个冰窖一般，我实在睡不下去。但不睡觉又不行，无奈之际，看到身边的下放干部余新志随身所带的六十五度的烈性酒，拿过来就喝了几大口，穿着棉衣棉裤，连棉胶鞋都没脱，一咬牙钻进被子就睡。早晨醒来，只见棉被上已经结了厚厚的一层白霜。此后的二十九天，天天晚上如此，在常常处于一种半梦半醒的状态下，我创下了连续三十天不脱衣服不脱鞋睡觉的纪录。

　　作为一个知青，当然懂得入乡随俗的道理，但有些习惯是无论如何也难以改变，譬如每天要洗脸刷牙。但现实可以把你再难改的习惯改过来，因为，这里仅有的水源是守林人小木屋里那口只有碗口大的水井，全连五十多人的生活用水全靠它了，每天能汲上来的水，只能勉强维持伙房用来做馒头和面糊糊。所以，不要说洗脸水，连刷牙水都没有。我的班长叫张山，是辽宁来的转业军人。此人生得尖嘴猴腮，一肚子的坏水。这次他留在半间草屋里给我们做炊事工作，由一名上海知青协助他。全连人的吃饭、用水全由他说了算。在芦苇荡的三十天里，他没有给过我们知青一滴生活用水。而那位协助他做饭的上海知青就是我妹妹，她告诉我，有好几次，这个叫张山的班长，是用他洗完脚的水和面做馒头给我们吃的。我们骂他缺德，他满不在乎地说：别不乐意，这比上甘岭喝尿强多了。后来，张山因屡次爬墙偷看女厕所，又把一个女知青的肚子搞大了，又设计嫁祸于人等一大堆丑事，被开除了党籍，这是后话。但我却创下了人生的第二项纪录：连续三十天不洗脸、不刷牙再外加吃上了人家用洗脚水做的馒头。

　　在芦苇荡，知青们要完成每人每天割一百二十捆碗口粗的芦苇着实不是件容易的事。首先，我们在千里冰封的大沼泽边缘安营扎寨，周围已没有芦苇可割。因此，每天必须5点多起床，吃了两个馒头三根咸萝卜，再怀揣两个当午饭的馒头，便排成一字长蛇阵匆匆上路去寻找芦苇。每天往返至少在二十五公里以上。中午饥渴难忍之时，便掏出已冻得石头般坚硬的馒头啃了起来，一顿饭功夫啃下来，常常弄得满口是血，因为谁的牙齿也受不了如此这般日复一日的折磨。口渴了，抓把雪往嘴里塞，有时吃雪也不解渴，只有几个人凑在一起用镰刀使劲在冰面上凿出一小口黄水坑，用手掏着喝上几口。十多天下来的饥寒交迫，再加上每天走了这么多路，知青们个个人困马乏。我们这支走在茫茫雪原上的知青队伍，看上去东倒西歪，像一群醉鬼似的。有一次，我走着走着，竟然一边走一边打起瞌睡来了，实在是困极了，累极了。12月16日，这天正好是我二十二岁的生日，团长和政委（都是现役军人）坐着吉普车到芦苇荡深处来现场慰问，见知青们个个破衣烂衫、蓬头垢面的样子，禁不住流下了眼泪。团长当场决定，给我们调拨一吨煤和两百斤猪肉。但这些东西全给连长扣在连队，分给了连排干部的家属了，我们芦苇荡里苦熬的知青们，连一把煤渣和一根猪毛也没见到。

　　最绝的是这次带我们来芦苇荡里的指导员，此人是个年近五十的转业军人，文化不高却颇多心计。一次，在连队吃忆苦饭时，食堂里一片昏暗，只有一盏小油灯似明似暗，指导员披着麻袋片声泪俱下地“痛说革命家史”，正当知青们颇受其感染的节骨眼上，指导员忽然大声吩咐：“开灯！”顿时食堂里灯火通明，接着，指导员一个接一个地查看每一个知青的眼睛，然后他断言：没有流泪的人不但没有无产阶级感情，更没有心肝！然而这次在芦苇荡里行走时，一位哈尔滨青年不慎踏破冰面掉进了冰窟窿里，指导员吓得掉头就逃到高爽之处。后来，还是一个温州青年奋不顾身地跳了下去，把已经没了顶的知青救了上来。知青们嘴上不说，心里都领教了指导员的“无产阶级感情”！

　　盼星星，盼月亮，总算盼来了12月30日，这天，团里开来了两辆汽车接我们回去。可指导员别出心裁地叫汽车空放回去，全连步行一百六十公里回连队。要知道，此时的知青们已经个个累得像个稻草人似的，想想三十天下来，没好吃没好喝没好好睡，更没休息过一天，除了拼了命地割芦苇，少说也走了七八百公里的路，每个知青的鞋都破了。可当时的兵团，领导的话就是圣旨般不可违抗。早晨7点，我们这支跌跌撞撞、摇摇晃晃的队伍硬着头皮上了路。最难堪的是那十来个女知青，她们在行进途中根本找不到厕所，要方便时只能用身体组成一排人墙来遮掩一下。

　　晚上8点多，队伍行进到离我们连还有十公里的二连。二连连长对我们深表同情，不仅端来了热茶热饭，而且开出了两辆带拖斗的拖拉机送我们回连队。可指导员气歪了嘴，吹胡子瞪眼睛地大声喝斥：谁敢上？但此时的知青们没有一个人听他的吆喝，连抓带爬地上了车，回到连队已是深夜了。第二天醒来，我称了一下体重，吓了一跳，三十天下来我体重减去十二斤！至此，我创下了人生的第三大纪录：三十天步行近千公里，体重下降十二斤。

　　一星期后，团广播站的高音喇叭里播出了两篇长篇通讯，一篇是介绍指导员在芦苇荡里如何“临危不惧舍己救人”；另一篇是报道指导员带领我们如何“练好铁脚板，打击帝修反”的。又过了一星期，指导员终于荣升营教导员。

　　附记：

　　本文曾经公开发表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东方十日谈》——老三届人的故事一书里，是我最早发表的知青生活的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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