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要:作为中国古代第一部长篇小说的《三国演义》一出世便将中国古代小说类型化的人物塑造方法达到了顶峰,成为古代文学中类型化艺术的光辉范本。本文从类型化人物典型的三个主要艺术特征: 单一性、稳定性、和谐性,为主引证分析得出《三国演义》塑造人物形象的主要成就:以类型化艺术手法创造了一系列千古不朽的艺术典型.同时试图通过如刘备、诸葛亮等人物形象的分析指出类型化艺术的局限:没有在动态的发展中去体现人物的性格,以及作者主观情感上对人物形象的塑造带来的不利影响:欲益实损。
关键词：类型化 典型 性格化
《三国演义》是我国历史演义小说的开山之作，四大古典名著之一。书中人物颇多，像曹操、诸葛亮、周瑜、刘备、关羽、张飞之辈，吕布、张辽、赵云、于禁、李典之流。哪个不是英雄，有谁不是豪杰。有的是治世之能臣，有的义薄云天，有的智勇双全，有的忠贞不渝，当真是永芳千秋，流芳百世。这些人物中，或忠或奸、或美或丑、各具特色，栩栩如生。《三国演义》一出世便将中国古代小说类型化的人物塑造方法达到了顶峰。其人物塑造成就是肯定的，无庸质疑的。但其也存在一定的缺陷和不足。充分应用并发挥类型化的人物塑造方法，从而成为古代文学中类型化艺术的光辉范本.然则，在个别人物塑造上却缺少动感，没有在动态的发展中去体现人物的性格特征。未能脱离全知全能的叙事框架，明显带有讲史话本痕迹。本文试图从成就与不足两方面加以分析。
一 人物形象塑造的成就
将类型化的人物塑造方法发挥到极至，是《三国演义》中成功塑造人物的主要成就。所谓类型化典型人物的主要特征是：为一般而寻找特殊，共性对个性占有突出的优势，直接以比较纯净的形态呈现。它在人物典型的发展过程中起过排除怪诞、杂乱因素，明确，集中的表现生活本质的作用。《三国演义》类型化人物典型的艺术特征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单一性。即重要形象都由一个主要的，突出的特征。它在形象内部诸因素中占决定性地位。绝大多数人物形象是某一道德品质的典范。如刘备的仁。作品多方面表现了刘备的宽仁爱民、深得人心。《演义》第一回写刘关张桃园结义，其誓词便赫然标出“上报国家，下安黎庶”八个大字。这既是他们的政治目标，又是他们高高举起的一面道德旗帜。从此宽人爱民、深得人心就成了刘备区别与其他政治集团领袖的显著标志。他第一次担任官职--安喜县尉，便“与民秋毫无犯，民皆感化”。督邮索贿不成，欲陷害他，百姓纷纷为之苦告（第二回）。陶谦临终时以徐州相让，刘备固辞。徐州百姓刘琮拥挤府前哭拜曰：‘刘使君如不领此州，我等皆不能安身矣！’”[1] 曹操擒杀吕布，离开徐州时，刘琮百姓焚香遮道，请留刘使君为牧。”[2] 这表明他占据徐州的时间不长，却已深得民心。在他又一次遭到严重挫折，不得不到荆州投奔刘表，授命屯住新野时，他仍以安民为务。因此“军民皆喜，政治一心”。 新野百姓欣然讴歌道：“新野牧，刘皇叔；自到此，民丰足”。[3] 从建安六年（201）到十三年（208），刘备寄居新野达七年之久。当曹操亲率大军南征荆州，刘琮不战而降之时，刘备被迫向襄阳撤退，新野、樊城“ 两县之民，齐声大呼曰：‘我等虽死，亦愿随使君’，即日号泣而行”。[4] 到了襄阳城外，刘琮闭门不纳，蔡瑁，张允还下令放箭。魏延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开了城门，放下吊桥，大叫：“刘皇叔快领兵入城，共杀卖国之贼”![5]刘备见魏延与文聘在城边大战，便道：“本欲保民，反害民也。吾不愿入襄阳”。于是“引着百姓，尽离襄阳大道，望江陵而去。襄阳城中百姓，多有趁乱逃出城来，跟玄德而去”。[6]就这样，在建安十三年秋天的江汉大地上，刘玄德带领十余万军民，扶老携幼，含辛茹苦，上演了“携民南行”的悲壮一幕。如此撤退，显然有违于“兵贵神速”的军事原则，对保从实力，避免曹军追击十分不利。故众将皆曰：“今拥民众数万，日行十余里，似此几时得至江陵？倘曹兵到，如何还敌？不如暂弃百姓，先行为上”。刘备明知此言有理，却泣而拒之曰：“举大事者必以人为本，今人归我，奈何弃之？”[7]行至当阳，果被曹操亲率领的精兵赶上，十余万军民顿时大乱。刘备在张飞保护下且战且走，天明看时，身边仅剩百余骑。不禁大哭道：“十数万生灵，皆因恋我，遭此大难，诸将及老小，皆不知存亡。虽土木之人，宁不悲呼!”[8]这一仗，刘备在军事上一败涂地，而在道义上却赢得了极大得胜利。从此刘备的“仁德爱民”更加深入人心，并成为他迥别于其他创业之君的最大的政治优势。
诸葛亮的忠贞。诸葛亮不仅有远大的政治抱负，还有经天纬地只才，知识渊博，才华出众，精通军事、政治，通晓天文、地理，是智慧的化身。他有感于刘备的知遇之恩，而竭忠尽智，为蜀汉的事业奋斗一生。蜀汉的兴衰，三国间的重大政治军事斗争几乎都与他有密切的关系。出山之始，就制定了据蜀联吴抗魏的战略；赤壁之战，他孤身赴吴，身临险境，贯彻了联吴抗魏的战略思想；又乘胜智取荆襄，进军益州，辅佐刘备建立蜀汉政权。白帝托孤后，他顾命辅幼主，独撑危局。内修政事，巩固后方，六出祁山，誓复汉室，“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以生命实践了自己对蜀汉集团的忠贞。
曹操的奸。曹操阴险残忍，虚伪见奸诈，信奉“宁叫我负天下人，休叫天下人负我”[9]的极端利己主义哲学。小说从正统观念出发，通过逼献帝，杀伏后，称魏王，加九锡等情节，突出其欺君罔上。又通过杀吕伯奢全家，借王垕之头以抚军心，借扰乱军心之罪名杀死杨修，以及割发代首，梦中杀人等情节多方面地描写他的残忍奸诈。
关羽的义。关羽不但勇武过人，而且义重如山。作者以崇敬的感情写关羽威武而儒雅的行貌神态，更以夸张的笔调写关羽辉煌的业绩。但作为“义绝”的 关羽形象，其魅力主要来自于他的道义人格。他始而随刘备，不畏艰险；继而降汉不降曹，挂印封金，千里来奔；最后拒绝劝降，从容就义，完成了道德的自我完善。另外如董卓的残暴，赵云的勇，周瑜的心胸狭窄，张飞的鲁莽等。
（二）稳定性。《三国演义》中人物的主要特征及其他因素基本上稳定不变，缺少纵横诸方面的发展变化，即使有某些变化，也不是内在性格的变化。这是因类型化典型强调的是本质、一致、必然、普遍，这些都是稳定的，缺少发展变化的。如曹操从幼年到年老死去几十年时间里，其奸诈狠毒的性格就没有多少变化。曹操年少时比较贪玩“游荡无度”，他的叔父经常向他父亲反映，曹操很头疼。一天操在路上偶遇叔父，立刻做出面目扭曲的样子，叔父向他父亲汇报，于是曹蒿找到儿子询问病情，不料操安然无恙。答道：“儿自来无此病；因失爱于叔父，故见罔耳。”[10] 曹蒿就此起了疑心,再也不相信弟弟的小报告了。曹操从此之后就更加放肆了。《三国演义》第十七回攻打袁术时，军粮短缺，操命管粮官王垕：“可将小斛权且救一时之急。”士兵皆言丞相欺众。曹欲借王垕头示众。王垕大惊曰：“某实无罪！”曹操曰：“吾亦知汝无罪，但不杀汝，军必变矣。汝死后，汝妻子吾自养之，入勿虑也。”垕再欲言时，操早已呼刀斧手杀之，悬头高竿，出榜晓示曰：“王垕故行小斛，盗窃官粮，谨按军法。”于是众怨始解。为了平息士兵对自己的怨恨，稳定军心，曹操竟然去杀死一个没有任何过失的人，他的奸诈狠毒叫人心寒。当俘虏张辽后，张不但不肯投降，还破口大骂，曹操被惹火了，亲自拔剑想杀张辽，被刘备与关羽劝阻后，立刻掷剑大笑：“我亦知文中义，故戏之耳。”并亲自释其缚，解衣衣之，延之上坐。感情如闪电般的转瞬即变，令人瞠目结舌而脊背发凉。“杨修之死”更显曹操的奸诈无常。修为人恃才放旷，数犯曹操之忌。操对修的厌恶仍不露声色，杨修一错再错，致使曹操已起要杀死杨修的心。但曹操仍然隐藏的很好，竟连杨修这么聪明的人也全然没有察觉，最后终于被曹操借惑乱军心的罪名将杨修杀死。可见曹操的奸诈狠毒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另外，小说第十四回的“徐州屠城”，第二十四回的“许田打围”，第三十三回太医吉平毒杀曹操未果，而被曹操截下其九指。后吉平撞阶而死，操令分其肢体。第二十四回汉献帝的衣带诏书暴露后，曹操大开杀戒，将董承等五人连同全家上下七百余人斩首，还余怒未消，带剑入宫，欲杀董妃，汉献帝曰：“董妃有五月身孕，望丞相见怜。”操曰：“若非天败，吾已被害。岂得复留此女，为吾后患！”伏后告曰：“贬于冷宫，待分娩了，杀之未迟。”操曰：“欲留逆种，为母报仇乎？”[11]即令武士牵出，勒死于宫门外。曹操的奸诈残暴例子很多，比如：杀华佗，杀孔融，杀帐前侍卫等等。与他有仇的他杀，害他的，他杀，无辜的，他也杀。使人不由心寒。其奸诈凶残的特征使人过目不忘。另外如周瑜的心胸狭窄、嫉恨贤能，张飞的勇猛、莽撞，诸葛亮的未卜先知、料事如神等等。
（三） 和谐性。〈〈三国演义〉〉人物形象内部诸因素基本上处在古典式的和谐之中，回避了性格的复杂性，在冲突与和谐的矛盾对立中，力求和谐。体现着古代审美意识所要求的中和精神。这种和谐性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
（1） 回避了现象与本质的矛盾。现象与本质的矛盾普遍存在，人物性格也不例外。现象比较外露、丰富、多变；本职则内在、纯净、稳定。现象总是要经过曲折，甚至是多层次的曲折，才能表现本质。在《三国演义》的类型化人物中，现象比较直接的表现本质，两者很少有矛盾。以曹操“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12]的两面派形象为例，诈中风诬陷叔叔，梦中杀近侍，借王垕头等情节，其奸伪的本质直接以现象方式呈现 。另外，如周瑜性格特征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气量狭小，忌才妒能，容易冲动和遇事不冷静，不够谨慎。在小说第四十四回“孔明用智激周瑜，孙权决计破曹操”中，写孙权决定抗操，并命周瑜组织迎敌作战。周瑜这时以为孙权抗曹决心已定，但诸葛亮却对周瑜说，孙权虽已决定抗曹，但仍有顾虑，应当再做进一步的解释。周瑜听后，立即去见孙权。果然，孙权的心理与诸葛亮分析的一样。小说中写道“周瑜谢出，暗忖曰：‘孔明早已料得吴侯之心，其计划又高我一头。久必为江东之患，不如杀之’。”[13]只是由鲁肃的劝阻，才没有杀成。同样在本回中，当诸葛亮见到周瑜时，周瑜故意对诸葛亮说准备降曹，诸葛亮就在谈话中故意歪引曹植《铜雀台赋》中“挟二乔于东南兮，乐朝夕之与共”二句来激怒周瑜。说这是曹操想把江东的大乔和小乔抢去据为己有。因孙策和周瑜的妻子正是大乔和小乔，合称“二乔”，所以周瑜听了以后，便勃然大怒，离座指北骂曰：“老贼欺吾太甚！”并对诸葛亮说“望孔明助一臂之力，同破曹贼。”[14]周瑜本心并不是想降曹，他故意说降曹是想以此要挟诸葛亮，想让诸葛亮来求他助刘备破曹。没想到被诸葛亮一激便沉不住气了，轻而易举的中了诸葛亮的计，自己反到去求诸葛亮来帮助破曹。其容易感情冲动的特点鲜明地表现出来了。此后这个特点表现的越加明显。他派诸葛亮到聚铁山去烧曹操的粮草，实际上是想借曹操之手杀诸葛亮。诸明知周的用心，但却顺从地接受了任务，并且装做真要去烧粮的样子。同时却嘲笑说：“吾水战，步战，马战，车战，各尽其妙，何愁功绩不成，非比江东公与周郎辈止一能也。”[15]意即周瑜只能水战，不会陆战。周瑜听到这话后便大怒：“何欺我不能陆战耶！不用他去！我自引一万马军，往聚铁山断操粮道。”[16]为了反击诸葛亮的一句嘲笑，竟置统帅责任于不顾，要亲自去赌胜负，其感情冲动，义气用事竟达到这样严重的程度！直接以现象来体现周瑜气量狭小。
（2） 回避了理智与情感的矛盾。封建礼教要求人们以理智克服情感，即所谓“存天理，灭人欲。”如果按照性格化的人物塑造，可以对比写出性格矛盾冲突深刻，有血有肉的人物性格。但类型化典型则为了表现其单一的性格特征而回避了二者的矛盾。他或者排除不符合理性规范的感情。如貂禅在以自己的青春为代价的连环计中的表现，本应感情激荡，但小说中却显得平静如水，始终看不到有发自内心的真正感情；或者用理性观念对感情流露作出明晰鉴定，甚至随时加以说明。如“孔明挥泪斩马谡”一节中，诸葛亮先后三次流泪，每次都被作者从理性的角度加以说明。第一次是从酬答兄弟之情的角度，第二次是出于维护军法的苦心，第三次则是后悔没有听刘备临终遗言，他的情感也完全是受理智驱使和控制的。
除了成功的运用类型化人物塑造之外，还运用其他方法。如：（1）把人物放到尖锐的矛盾冲突中，通过各具特色的言行，表现其不同的性格。如“空城计”这一节，就将诸葛亮与司马懿置于面对面的尖锐冲突中，凸现了二者的不同性格，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2）采用典型的情节和生动的细节来突出人物性格。如刘禅投降后“乐不思蜀”的细节描写，就把这个亡国之君的毫无血性写的入目三分。（3）运用夸张，对比，衬托和侧面描写等手法塑造人物。如“温酒斩华雄”，“三顾茅庐”，“张飞威镇长板坡”等情节都是成功的范例。周瑜的出场到退场可以说全是为对比、映衬诸葛亮而设计的，令人印象最深。
二 人物形象塑造的不足
《三国演义》中的人物形象大多存在定型化特征，没有在动态的发展中去逐步体现人物形另外对个别人物形象的塑造太过于主观化，而显得牵强，甚至有些苍白。
(一) 遵循全知全能的叙事方式。人物一出场便也定型，如写刘备出场一段：“
时榜文到涿县张挂去，涿县楼桑村引出一个英雄。那人平生不甚好读书，喜犬马，爱音乐，美衣服，少言语，礼下于人，喜怒不形于色。好交游天下豪杰，素有大志。生得身长七尺五寸，两耳才垂肩，双手过膝，目能自顾其耳，面如冠玉，唇若涂朱。中山靖王刘胜之后，汉景帝阁下玄孙，姓刘名备，表字玄德。”[17]又如曹操的出场，刚开始便叙其从小奸诈，且有许劭曰: “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也。”曹操的一生，基本就是这两句话的诠释。小说第七回公孙瓒被文丑追赶，即将丧命其枪下之时，“忽见草坡 左侧转出一个少年将军，飞马挺枪，直取文丑”-“古来冲整阵。扶危主，只有长山赵子龙”。这是赵云首次出场的 行为特征，却伏下后文在当阳于百万军中单骑救主事。如吕布刚出场时，李肃就对董卓说此人勇而无谋，见利忘义。其后的情节发展也正如其所言。这种全知讲述表现人物的手段，使读者与作品的距离较远，始终处于旁观者的地位，很少有自己想象和思考的余地。
（二）对个别人物形象的塑造太过于主观化。因过于追求理想化的形象而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艺术的辩证法，结果欲益反损，人物性格的独特性和丰富性未能充分彰显。如作者为了着力塑造刘备的“明君”形象，而有意淡化了其枭雄色彩，无形中降低了刘备作为刘蜀集团领袖的号召力和影响力，是这位历经艰辛的开国明君少了几分英雄之气，却多了几分平庸之感。如为表现其“仁德爱民”与“尊贤礼士”两大特征时，时有“诈伪”之笔出现。如第四十一回，写刘备携民渡江，见百姓扶老携幼，哭声不绝，刘备不禁大恸。这是合情合理的，与他后来甘冒生命危险也不抛弃百姓的行为是一致的。但作品紧接着写他“欲投江而死，左右急救之”，这就太过头了，反而显得不真实。，第四十二回，写赵云将冒死救回的阿斗交到刘备手中，“玄德接过，掷之于地曰：‘为汝这孺子，几损我一员大将!’”[18]后人对此时有讥刺，民间甚至有语“刘备摔阿斗--收买人心”。尽管在古代争夺天下的政治人物心目中，心腹大将有时似乎比妻子更重要，但此举确有诈伪之嫌。例如对诸葛亮的描写，如鲁迅云“失状诸葛多智而近妖”。诸葛亮的出场可以说在千呼万唤中才逐步走来，一出场便至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大权在握，指挥一切的统帅，刘蜀集团的成败不是系于刘备而是系于诸葛亮。诸葛亮可以说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所向披靡。为突出诸无所不能的形象，前后拉了曹操，周瑜，司马懿来做映衬，几乎已近神了。然则像这样的人却不顾民生疾苦，九伐中原，六出祁山，均是无功而返，最终活活累死五丈原。前后落差何其大也。纵观其一生主要战例，几乎全与火有关，火烧新野，火烧博望坡，火烧赤壁，火烧藤甲兵，火烧上方谷等等。给人一种放火专家之感。作者将刘蜀集团放在封建正统的立场来写，将诸多好处都写与刘备诸葛亮等人身上，欲益反损。象刘备反没有曹操等人的形象丰满，总显的有些做作。
总体来说成就是主要的，尽管有些个别形象不够丰满，在表现人物过程中没有充分的应用性格化的人物塑造方法。但也无法改变《三国演义》作为中国长篇小说开山之祖的地位。前人的准备使长篇小说的出现提前到封建社会中期，可是还没有出现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生活中不可能出现贾宝玉那样具有新兴思想萌芽的人物，当然也就缺少性格化典型的社会基础，哲学基础，美学基础和艺术经验。而另一方面，为类型化提供的条件却全面而充分。所以《三国演义》虽然是第一部长篇小说，却一下子达到了类型化的高峰，创造一系列千古不朽的典型。二百年后的明代中叶，有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萌芽和新的具有启蒙色彩的进步文化思想，在小说中出现了性格化人物端倪。《金瓶梅》的主要人物形象表现出从类型化向性格化转变的轨迹。清初由于新兴的资本主义萌芽和文化思潮一度遭受重创，封建专制和思想禁锢加强，艺术典型形态的发展也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从《三国演义》成书到十八世纪中叶，经过四百多年的历程，才基本实现了从类型化向性格化的转变。《儒林外史》，《红楼梦》则是实现这种转变的代表作品。而从性格化向心理化小说的转变，则是现代文学以至当代文学的艺术范围。
注释：
[1] [2] [3] [4] [5] [6] [7] [8] [9] [12] [14] [15] [16] [17] [18] [19]
均出自罗贯中. 《三国演义》岳麓书社出版社发行。1986年6月第一版.1996年8月第24次印刷
[10] [11] [13]版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线装书局2006.11
[参考文献]
殷涵. 尹红卿编译《史记》北京作家出版社.2004.6
王连升. 《简明中国通史》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93.10
徐怀安. 《资治通鉴.现代版》.天津书籍出版社1999.4
朱学勤. 《中国全史》.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5
大雪无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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