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那样的集前代之大成者，并且作出了划时代的创造，成为百代的楷模，具有化育天下的力量。“神”则是最高层次的“美”，“神”是“圣而不可知”的意思，是说这种人格美仿佛是浑然天成一般，没有刻意的痕迹便达到了“圣”的境界，“善”、“信”的道德原则已完全融入个体中。
“大”、“圣”、“神”都是以“美”为基础,它们不仅是充实了“善”、“信”而且具有了光辉，能够照耀他人，化育天下，使天下人都达到较高的人格层次，人人都能做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便达到了孔子追求的“里仁为美”的社会。孔子曰：“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智！”朱熹注曰：“里有仁厚之俗者，犹以为美”[5]就是认为美的世界应该是一个有仁厚之俗，应该是一个和睦的大同世界，孟子不仅继承了孔子的这一社会理想，而且还做了更进一步的深化，将这种和睦的社会建构在人格美的基础上，使这一理想有了坚实的基础。
以上，我对孟子所理解的“美”进行了评价分析。概括起来，“美”主要涉及到事物之美、自然之美、人格之美、社会之美等，孟子的主要贡献在于明确地指出了个体的人格同事物、自然一样都具有审美性质，可作为审美的对象，给人带来一定的审美感受。孟子还将人格美划分为六个层次，道出了人格化育天下，建构和谐社会的力量，从而高扬了人的主体力量，使得我国形成了圣人的文化传统，而非西方国家的神文化，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
二、孟子对“诗”的探讨
“美”是一种抽象的概念，它必须有一定的感性形式，从而与人们一定的审美感受相联系。而较直接、较纯粹又非常普遍的美的感性形式便是各类艺术作品。那么，艺术品是什么？艺术品是指那一件件的雕塑、绘画、电影、音乐、舞蹈、戏剧以及文学等等。[5]
《孟子》一书中出现的艺术品主要是“诗”，涉及多达三十九处，其中大多都是引用《诗》来论证、说明自己的政治观点。如，《诗》云：“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孟子告子上》）来论证人性是本善的；《诗》云：“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孟子公孙丑上》）用来阐述他的“以德服人”的观点；《诗》云：“既醉以酒，既饱以德。”（《孟子告子上》）来说明人应该以仁义之德为尊贵等等。此种引用在《孟子》中还有许多，在此不多做举例。
就诗的本质而言，孟子还是认为诗同史一样是历史的记载。《孟子离娄下》：“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意思是说《诗》没有了，孔子便写了《春秋》这表明了孟子认为《诗》与《春秋》都是记载齐桓、晋文之事的史书，有此可见孟子并未区分诗与史这两种文体，强调《诗》承载历史文化和褒贬善恶的社会功能，而忽略了《诗》作为艺术品的文学性。过分强调了《诗》的社会性，违背了《诗》的创作规律，这必然会导致对《诗》的误读，如《万章章句上》中：“诗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句诗见于《小雅北山》本来的意思是，遍天下没有一块不是天子的土地；环绕土地的四周，没有一人不是天子的臣民，如果是原诗的这种解释就违背了社会父父子子的伦常，所以孟子解释说：咸立蒙对他所引得诗的理解不正确。那诗的意思并不是说普天之下的每一个人都是天子的臣子，而是诗人在哀叹每一个为人臣子的人都应该为王事尽力，而自己却独独比别人多劳，以致不得事养父母。这显然违背了该句诗的初衷，破坏了诗句所固有的审美感受。又如，《孟子梁惠王下》孟子与齐宣王的一段对话：
王曰：“王政可得闻与？
对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禄，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罪人不孥。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诗》云：‘哿矣富人，哀此茕独。’”
王曰：“善哉言乎！”
曰：“王如善之，则何为不行？”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货。”
对曰：“昔者公刘好货。《诗》云：‘乃积乃仓，乃裹糇粮，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张，干戈戚扬，爰方启行。’故居者有积仓，行者有裹粮也，然后可以爰方启行。王如好货，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
对曰：“昔者大王好色，爱厥妃。《诗》云：‘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来胥宇。’当是时也，内无怨女，外无旷夫。王如好色，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
在这段话中，三次引用了《诗》，而且全部都对诗重新做了社会意义的观照，“哿矣富人，哀此茕独”见于《小雅正月》，本意是感叹富人安处而自己孤独，到这里则成了文王发施仁政的根据。“乃积乃仓”七句，见于《大雅公刘》本意是言公刘举族迁徙前的准备，到这里则成了圣主爱财的证明。“古公亶父”六句，见于《大雅帛系》篇，本意言古公亶父准备迁往周原，携夫人一同勘察地形，到这里则成了明君好色的证明。显然孟子根本不是解诗，而是为了说明“王道”之易，表示王道太容易，只要你愿意，并努力去做，就能够实现王道政治。这一处引《诗》暴露了孟子以诗为史的观点，表明了孟子还未明确地意识到《诗》作为文学作品的文学审美性质。
除了引《诗》来论证外，《孟子》中中最为后人称道的便是孟子提出的两种解诗方法，一是“以意逆志”，一是“知人论世”。孟子曰：“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孟子万章上》）意思是说解说诗的人，不要拘于文字而误解了词句，也不要拘于词句而误解愿意，要用自己的切身体会去推测作者的本意。此中的“文”在《离娄》篇中也出现了“节文斯二者是也”这里的“文”显然不是指文章而是修饰的意思，“不以文害辞”就是要理解修饰，不要仅仅从字面上去解诗，这就区分了文学语言和非文学语言。“不以辞害志”就是要求解读诗歌要抓住凝冻在诗中的作者之志，而这个“志”就是作者寄托于诗歌形式中的审美经验，“意”是指读者主观方面的想象、情感等，“以意逆志”的过程就是读者通过自己的情感、想象去把握诗人寄托于作品中的审美体验。这一过程充分体现了诗的审美性质，是一个获得审美体验的过程,是欣赏文学作品的关键之举。此外，孟子还以“知人论世”的原则来解读诗，孟子说：
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孟子万章下》）
就是说读古人的诗，应该“论其世”，“知其人”。“论其世”就是要了解作者生活的时代背景，这表明孟子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以“史学”的眼光来解读《诗》，而另一方面“知其人”就是要了解作者的生平事迹、经历和遭遇，这又说明了孟子不再单纯地把《诗》看做是古代的一种历史文献，而是认为《诗》是作者思想情感的体现。“知人论世”的解诗方法表明了孟子对《诗》作为艺术作品的理解还很模糊,不够明确。这两种解诗的方法都反映了孟子已经朦胧地认识到诗与史的区别，但孟子的这些解诗的理论并没有应用到实践中去，《孟子》一书中更多的地方仍是对《诗》的断章取义。
言和辞与诗相近，且在《孟子公孙丑上》中：“告子曰：‘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不得于心，勿求于气，可；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可。”这句话道出了言与辞是内心的表现，也是美的感性形式，不仅如此，还道出了言辞与内心的矛盾，“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可”意思是说言语不能表达的，不要求之于心，这是不对的，可见言语的局限，不能完全地表现人内心的感受。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民焉”（《孟子滕文公上》）意思是说尧君给人的崇高感是无法形容的，这也说明了言辞与内心感受的矛盾。但同音乐和《诗》一样，孟子同样过分强调其社会功用性，如《孟子尽心下》中孟子曰：“言近而指远者，善言也；守约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带而道存焉；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此句可见，孟子所谓的善言必须蕴含一定的意义，没有所指再具有文学性的语言都不能称之为善言。
总起看来，孟子对于诗作为文学作品的独特性有了些无意识的了解，特别是他提出的“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的解诗方法，抓住了如何理解艺术作品的关键。但是，孟子并没有将这种无意识提升到意识的层面，在意识层面上诗同史一样是承载历史的工具，没有社会功用的诗是毫无价值的，因此《孟子》一书中有许多对《诗》的牵强附会、断章取义的理解。可知他忽略了诗的文学意义，没有摆脱传统的“说诗”方法。在中国历史上，完全把诗作为艺术作品来欣赏的，应该说是到了魏晋才有，孟子在战国时代就提出了“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的观点已经是很可贵的了。
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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