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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相关材料
朱元璋--朱升： 明太祖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极具雄才伟略、目光高远的皇帝，他以工于心计、深谙统御用人之术而著称。当时，起义军各自为战、各自称帝，而他却韬光养晦，听从儒士朱升的建议：“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潜心壮大自己的地盘和队伍，避免“枪打出头鸟”，等到其他起义军与元朝大军相互撕杀得两败俱伤时，他才脱颖而出，将二者一并歼灭，称雄于天下。
刘邦--樊哙张良： 进咸阳后，刘邦本想住在豪华的王宫里，但他的心腹樊哙和张良告诫他别这样做，免得失掉人心。刘邦接受他们的意见，下令封闭王宫，并留下少数士兵保护王宫和藏有大量财宝的库房，随即还军霸上。为了取得民心，刘邦把关中各县父老、豪杰召集起来，郑重地向他们宣布道：“秦朝的严刑苛法，把众位害苦了，应该全部废除。现在我和众位约定，不论是谁，都要遵守三条法律。这三条是：杀人者要处死，伤人者要抵罪，盗窃者也要判罪！”父老、豪杰们都表示拥护约法三章。
齐威王--邹忌： 齐威王下令：“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上书谏寡人者，受中赏；能谤讥于市朝，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令初下，群臣进谏，门庭若市。数月之后，时时而间进。期年之后，虽欲言，无可进者。燕、赵、韩、魏闻之，皆朝于齐。此所谓战胜于朝廷。
比尔盖茨： 在一次会议上，“微软”总裁比尔盖茨受到严厉指责，一名技术员指出公司开发网络浏览器滞后。盖茨略作沉吟，决然自责，并向与会者诚恳道歉，此举也宣告了”微软”经营方向的转型。盖茨后来谈起这件事时说：“我不想在面子问题上浪费时间，那是没有意义的。特权会使人腐化，但我想保持前进的动力。”从当年的毛头小伙一跃而为世界首富，这样的成功并没有塞住的盖茨耳朵。学会聆听，无疑是他成功的重要原因。
敢谏鼓： 尧设“敢谏鼓”，广开言路，开张圣听，纳谏除弊。
马谡--诸葛亮、王平： 诸葛亮嘱咐马谡：“靠山近水安营扎寨，谨慎小心”。 马谡到达街亭后，不按诸葛亮的指令依山傍水部署兵力，却骄傲轻敌，自作主张地想将大军部署在远离水源的街亭山上。当时，副将王平提出：“街亭一无水源，二无粮道，若魏军围困街亭，切断水源，断绝粮道，蜀军则不战自溃。请主将遵令履法，依山傍水，巧布精兵。”马谡不但不听劝阻，反而自信地说：“马谡通晓兵法，世人皆知，连丞相有时得请教于我，而你王平生长戎旅，手不能书，知何兵法?”接着又洋洋自得地说：“居高临下，势如破竹，置死地而后生，这是兵家常识，我将大军布于山上，使之绝无反顾，这正是致胜之秘诀。”王平再次谏阻：“如此布兵危险。”马谡见王平不服，便火冒三丈说：“丞相委任我为主将，部队指挥我负全责。如若兵败，我甘愿革职斩首，绝不怨怒于你。”王平再次义正辞严：“我对主将负责，对丞相负责，对后主负责，对蜀国百姓负责。最后恳请你遵循丞相指令，依山傍水布兵。”马谡固执己见，将大军布于山上。最终导致兵败街亭。
夏桀--关龙逢： 关龙逢，夏桀时大臣，因忠谏而被桀所杀。据《韩诗外传》记载，夏桀时，建造的酒池中可以运船；堆起的酒糟足有十里长，池中之酒可供牛饮者三千人。关龙逢向夏桀进谏说：古代的君王，讲究仁义，爱民节财，因此国家久安长治。如今国王您如此挥霍财物，杀人无度，您若不改变，上天会降下灾祸，那时定会有不测的结果。他恳请国王改变这种情况。说毕，立于朝廷不肯离去。夏桀大怒，命人把他囚而杀之。关龙逢因忠谏被杀，在夏王朝内外引起很大不满，很多人都不敢直言进谏，只想远远离去。
周厉王--邵公： （厉王止谤） 周厉王虐,国人谤王。邵公告王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邵公曰：“吾得弭谤矣，乃不敢言！”邵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王不听。于是国人莫敢言，三年，乃流王于彘。
华罗庚： 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刚读书时，老师说他永远不会有出息，是个“笨学生”，然而其不自卑，相信自己，勤奋学习，积极好问，终于成为一代英才。
词语解释：“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攻：琢磨。别的山上的石头，能够用来琢磨玉器。比喻能帮助自己改正缺点的人或意见。
二、相关阅读
“贞观之治”和《贞观政要》的辩证关系及其启示
因为有”贞观之治”的出现，才有《贞观政要》的撰写；而《贞观政要》的面世与流传，又使”贞观之治”更加显赫于青史，影响于后世。这是历史与史书的辩证关系的一个突出表现。人们从这种辩证关系中得到无穷的启示，不断创造着新的历史。
吴兢撰写《贞观政要》并把它献给唐玄宗，其本意在《贞观政要序》和他的《上〈贞观政要〉表》中说得很真切。他在序中写道：”太宗时政化，良足可观，振古而来，未之有也”。太宗君臣”垂世立教”的美德、”典谟谏奏”的词理，都可以”弘阐大猷，增崇至道”，只要当今君臣”克遵前规，择善而从，则可久之业益彰矣，可大之功尤著矣”。吴兢在《上〈贞观政要〉表》中，把他的撰述宗旨说得更加清楚。他写道：”伏愿行之而有恒，思之而不倦，则贞观巍巍之化，可得而致矣。昔殷汤不如尧舜，伊尹耻之；陛下倘不修祖业，微臣亦耻之。”（《全唐文》卷三九八）显然，吴兢认为他所处的时期的政治，已远远比不上唐太宗时期的政治了。因此，他以耿直而诚恳的心情，向唐玄宗提出了这样的希望。
千百年来，人们重视《贞观政要》，阅读、讲解《贞观政要》，归根到底，是要通过它去认识和体验”贞观之治”并从中受到激励与启示。这已为千余年来《贞观政要》流传的历史和人们对它的评价所证明。唐朝皇帝如宣宗，是把它作为座右铭来看待的。金熙宗把它作为案头书来读，认为”见其君臣议论，大可规法”。元仁宗赞扬它”有益于国家”。明宪宗认为”其论治乱兴亡，利害得失，明白切要，可为鉴戒”。清乾隆皇帝通过”读其书，想其时”，探讨贞观年间”其所以致治”，重要原因在于任用诸贤。唐、宋以下，大臣、文士也都从各自的认识出发评论了《贞观政要》的价值。其中，元人戈直的《贞观政要》序所论是有代表性的。第一，他称赞《贞观政要》的史文和纪事有重大的历史影响，说它”质朴该赡，而所纪之事详。是
则太宗之事章章较著于天下后世者，岂非此书之力哉！”这是指出《贞观政要》对于反映”贞观之治”所起的重要作用。第二，他指出”贞观之治”的业绩对于后世的意义，认为唐太宗”屈己而纳谏，任贤而使能，恭俭而节用，宽厚而爱民，亦三代而下，绝无而仅有者也。后之人君，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岂不交有所益乎！”这是说明后人从唐太宗的政治作风中可以借鉴的具体内容。
《贞观政要》这部史书，作为一种精神产品，在漫长的历史年代中受到上自在位皇帝、下至普通士人的推崇、重视，以至于规法、仿效，可见它的历史分量是很重的。这一点，当勿庸置疑。现在，时代不同了，社会历史的内容也发生了根本变化，但人们从认识”贞观之治”与《贞观政要》的关系中，仍然可以获得许多启示。早在2000多年前，太史公司马迁就说过这样的话：”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帝王者各殊礼而异务，要以成功为统纪，岂可绲乎？”（《史纪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其大意是：后世的人们认识历史上的事情，是作为一面镜子来看待，古今情形有所不同，但其根本的目的都是为了获得成功，所以不要把古今混同起来。这话不仅适用于古人，也适用于今人。因此，今人读《贞观政要》，首先固然是为了更深刻地认识和说明”贞观之治”其致治的原因，其次则是通过《贞观政要》所提供的历史经验、历史智慧而探寻一些规律性的认识，并用以指导现实的历史运动和自身的社会实践。
在这方面，《贞观政要》确有许多地方值得我们探究和思考。譬如，唐太宗在即位后不久曾对大臣们说：”朕谓乱离之后，风俗难移；比观百姓渐知廉耻，官民奉法，盗贼日稀，故知人无常俗，但政有治乱耳。是以为国之道，必须抚之以仁义，示之以威信，因人之心，去其苛刻，不作异端，自然安静。公等宜共行斯事也！”（《仁义》）这里说的”人无常俗”、”政有治乱”，”抚之以仁义，示之以威信”，是关系到实现政治稳定的信念和途径。又如，唐太宗对魏徵说：”自古侯王能保全者甚少，皆由生长富贵，好尚骄逸，多不解亲君子、远小人故尔。朕所有子弟欲使见前言往行，冀其以为规范。”于是命魏徵”录古来帝王子弟成败事，名为《自古诸侯王善恶录》，以赐诸王。”（《教戒太子诸王》）当然，诸王未必都能因此从善弃恶，但这种认识和做法却是必要的。再如，唐太宗对大臣们说：”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今所任用，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谏议大夫王；卮鸬溃骸比顺既粑扪б担不能识前言往行，岂堪大任。”唐太宗称是：”信如卿言。”（《崇儒学》）用人以德行、学识为本，这是贞观朝君臣的共识。还有：魏徵所论”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君道》）魏徵回答唐太宗所问，认为守天下”甚难”，这是因为：”观自古帝王，在于忧危之间，则任贤受谏，及至安乐，必怀宽怠，言事者惟令兢惧，日陵月替，以至危亡。
圣人所以居安思危，正为此也。安而能惧，岂不为难？”（《政体》）魏徵又引用《礼记曲礼》上的话阐明全面看待和评价一个人的原则说：”《礼记》曰：‘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若憎而不知其善，则为善者必惧。爱而不知其恶，则为恶者实繁。”（《君臣鉴戒》）
等等。这些都是带有规律性或普遍性原则的认识，其内容可以随着社会历史的变化而变化，但其本质却不会过时；正因为这些认识是同有关的史事结合在一起，故更容易被人们理解并从中受到启迪。
清人龚自珍说过：”智者受三千年史氏之书，则能以良史之忧忧天下”（《龚定庵全集类编》卷四《乙丙之际著议第九》）。吴兢的《贞观政要》，正是一部出于”良史之忧”的著作，必能为今日之”智者”提供有益的启示。
邓仲达
[《求谏》学案(5)(人教版高二选修)]相关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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