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欢乐童年--寂寞心灵的慰藉
萧红的一生是被家庭、爱情和社会所放逐的一生，在她的内心深处，始终深藏着难以排解的无家的悲凉感。她把自己的孤独与忧伤、寂寞与怅惘，通过审美沉思转化为作品的情感基调。《呼兰河传》中的故乡，尽管蒙昧得令人痛心，可是她又是包容的，爱与恨，善与恶，美与丑，都在其中。就像后花园中的小黄瓜、大倭瓜，就像那些蝴蝶、蚂蚱、蜻蜓，就像黄昏时候的红霞，他们不辨生死，既短暂，又久远。萧红用散文的笔调来书写故乡。故乡给萧红展示了新的启示、新的内涵；同时，萧红在写作中重新确立了与故乡的关系，那是与她血脉相通的根。在这样的写作中，萧红获得了心灵的慰藉。尤其在对祖父的回忆性的描写中，充满了对童年烂漫时光的回味。《呼兰河传》第三章写祖父与“我”。“祖父的眼睛是笑盈盈的”，“身体很健康”，祖父教“我”念诗，给“我”烧小猪、烧鸭子吃。而“我”在祖父的庇护下，无忧无虑，活泼任性。“我”只是玩，“玩累了，就在房子底下找个阴凉的地方睡着了。”和祖父开玩笑，“我笑得最厉害，我在炕上打着滚笑。”
孤独而寂寞的童年，对于渴望爱与温馨的萧红而言无疑是不幸的，然而对于作家的萧红却是一份难得的精神财富，一泓汩汩不息的生命泉源。在对男性及男权社会的彻底失望之后，她开始在现实的废墟上重构自己的精神家园。记忆中的故乡成了这个精神家园的投射和外化。借助对故乡和童年的诗性回忆，来化解内心的忧郁和寂寞。现实社会未能给萧红提供飞翔的天空，她以自己的艺术才情在文学殿堂里寻觅到一片高远的蓝天，于文学和想象的精神世界中构筑起生命的伊甸。
2．悲悯意识--作家主体精神的投射
由于自身的生活经历和出自悲天悯人的天性，萧红在创作伊始就关注着普通人的命运遭际。萧红紧紧抓住生与死--人的生命的起点和终点这两个重要环节进行了突出的展现和深刻的剖析，从而表现了她独特而深沉的人生悲剧感。
《呼兰河传》将生死的意义逐出人的视野，在人们对生死的更为漠然中写出了“几乎无事的悲剧”。呼兰河人麻木混沌地生存（而非生活）着，感受不到生命的珍贵与死的悲哀，一切都是“自然的结果”，都是被动的生生死死。在萧红看来，最可痛心的最足以惊心动魄的是“蒙昧”，是生命价值的低廉，是生命的浪费。染缸房里，一个学徒把另一个按进染缸里淹死了，这死人的事“不声不响地”就成了古事，不但染缸房仍然在原址，“甚至连那淹死人的大缸也许至今还在那儿使用着。从那染缸房发卖出来的布匹，仍旧是远近的乡镇都流通着。蓝色的布匹男人们做起棉袄棉裤，冬天穿它来抵御严寒。红色的布匹，则做成大红袍子，给十八九岁的姑娘穿上，让她去做新娘子。”至于造纸房里边饿死了一个私生子，则“因为他是一个私生的孩子，算不了什么。也就不说他了。”在作者看来，这里有真正的黑暗，深不见底的中世纪的黑暗。这黑暗也是具体的，现实中国的：这大片的土地还沉落在文明前史的暗夜里！
萧红用异乎寻常的态度、语调叙述死亡，--轻淡甚至略带调侃的语调。有时甚至不止轻淡，她还有意以生命的喧闹作为映衬。《呼兰河传》第五章写了小团圆媳妇，写她如何从一个“笑呵呵”的小姑娘到一个“黄瘦”的病人，直到被折磨而死。一个仅仅十二岁的小姑娘，曾经“头发又黑又长，梳着很大的辫子”，曾经“看见我，也还偷着笑”，因为她的生命力、因为她“不怕羞”，被婆婆打出了毛病，接着被庸医、“云游真人”、跳大神的等不断折磨、摧残，终于死去了。小团圆媳妇当然令人同情。萧红的笔墨却不止于此，在她笔下，把媳妇打出毛病来的婆婆也是令人同情的--虽然她同时也很可恨。听听婆婆的抱怨，“她来到我家，我没给她气受，哪家的团圆媳妇不受气，一天打八顿，骂三场。可是我也打过她，那是我要给她一个下马威。……不打得狠一点，她是不能够中用的。”人人都如此，所以她也这样，有什么不对，她不知道。况且，小姑娘病倒了，婆婆花五十吊钱抽签，而她自己是指甲肿了连花三吊钱买红花都不舍得。更不用提跳大神、埋葬等花的钱了。最后，她终于瞎了一只眼，“因为天天哭，哭她那花在团圆媳妇身上的倾家荡产的五千多吊钱”。《呼兰河传》深层的悲剧意蕴即在于揭示了这种强大愚蛮的背景环境--集体无意识同化／异化、扼杀人性。经受过人文主义启蒙思想洗涤的萧红，回顾遥远的故土仍旧生活在古老精神世界里的乡民，对其满目疮痍的生命状态，于无尽的悲悯中透露出沉重的批判。
萧红是一个有着深广的悲剧意识的作家，她那穷困潦倒、颠沛流离的流浪生涯以及不寻常的情感经历使她在创作中具有了“直面真正的人生”的勇气，以一种开阔的悲悯胸怀始终关注思考着人的生存境遇和生命意义，呼唤着人性尊严、人生温暖和理想的生命形态。正是在这一点上，萧红的小说达到了深刻的人性深度，其悲剧意蕴具有了形而上的意味而获得了久远的魅力。
3．诗意美质--富于独创性的边缘体小说的内核
萧红凭着独特的艺术感受力和表达才能创造了一种介于小说、散文和诗之间的边缘文体；这种文体突破了传统小说单一的叙事模式，以独特的超常规语言、自传式叙事方法、散文化结构及诗化风格形成别具一格的“萧红体”文体风格，从而构筑了一个独具韵味的艺术世界。这种别具一格的“萧红体”小说文体风格主要表现在：
（1）超常规的文体语言。萧红擅长于以一种极自然的陌生语言去描写她所熟悉的一切。她对语言的超常规运用使小说语言呈现出新鲜自然、稚拙浑朴的美学情趣，形成了独特的“萧红味”。
在萧红的文学语言中，直率和自然这两种特性是水乳交融、浑然一体的。且看《呼兰河传》第三章第一节中一段写景文字：
花开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象鸟上天了似的。一切都活了。都有无限的本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倭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黄瓜愿意开一个谎花，就开一个谎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若都不愿意，就是一个黄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有人问它。玉米愿意长多高就长多高，它愿意长上天去，也没有人管。蝴蝶随意的飞，一会从墙头上飞来一对黄蝴蝶，一会从墙头上飞走了一个白蝴蝶。它们是从谁家来的，又飞到谁家去？太阳也不知道这个。
这段文字完全以儿童的眼光来描写自然景物，借用了儿童语言的简短朴素的形式特点，率意而言，显得真诚坦率。这种语言没有着意雕琢的痕迹，它宛如白云出岫，风行水上，一派自然。
（2）自传式叙事方法。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是自传性的怀旧笔调。《呼兰河传》，通过回忆的方式，“以我观物”叙事记人，写景状物。由于萧红在时空上已远离故事中的题材、人物和环境，过去的一切已经经过时间的过滤与沉淀，这就使她能够抽身事外，而以一种审美静观的态度去回忆，用怀旧的笔调将自己的原始情绪升华为一种审美情绪，并进而与题材溶为一体。《呼兰河传》回忆的是故乡呼兰河的平庸的生活，刻画的是动物般生存着的人们，但这里“仍然有美，即使这美有点病态”。
其次，是第一人称限制叙述。《呼兰河传》运用了第一人称“我”的限制叙述角度。视角的单一则由叙事人的性情的生动显现作为补偿。正是第一人称叙述角度的运用，给萧红小说带来了强烈的情感效果；而且这种角度所特有的叙事功能，也使她的作品增加了内容含量。此外，第一人称叙述角度还给萧红作品带来了真实感和亲切感，与全知叙事相比第一人称限制叙事蕴含着一种富于现代意味的平等意识。在萧红对于第一人称的叙事角度的运用中，儿童视角作为一个显著的特征，给她的小说带来特殊的审美效果。作者从一个未谙世事的女孩“我”所特有的心理视角来作出情感评价，常常故意举重若轻，大事小言甚至言不及意。这样，由这种心理视角所作出的情感评价，与作品的客观倾向之间就形成了一定的暌离，于是出现了艺术的反讽。如小团圆媳妇之死，作者成功地运用了第一人称“我”--一个单纯幼稚的小姑娘眼睛，为读者摄下了一幅悲惨的人间画面。在这里，作者是让叙述者用儿童好奇的目光来观看这一切的，而一个儿童显然是不会完全洞察这一悲剧的意蕴的。对叙述者“我”这个童稚来说，这只不过是一个 “有趣”的故事，于是叙述者越是平静，读者越会激动；叙述者越是超然好奇，读者就越会悲哀，愤恨而不能自已。可见，情感评价上的儿童视角既增加了作品的心理情感的容量，也增加了作品内部的张力。
（3）散文化的文体结构。萧红小说突破了传统小说以线性的时间关系和因果关系为线索来组织故事情节的方式，而代之以对于富有情致的场景和片断的细腻描写。她的小说在开放中仍有紧凑的结构性，贯穿其中的深刻而悲凉的人生哲学作为潜隐的情理线索，赋予了小说内在的秩序和结构。《呼兰河传》的前半，时间上带有明显的假定性。是今天，也是昨天，或者前天，是这一个冬天同时也是另一个冬天，是一天也是百年，千年。这里的时间感，时间意识从属于作者的主旨：强调历史生活中的共时性的方面，强调文化现象、生活情景的重复性。由这种不变的生活现象，人性表现中发掘民族命运的悲剧性。时间的假定性势必造成叙述的假定性，人物动作的假定性，以至整个情节架构的假定性。出现在《呼兰河传》开头的，无论年老的人，还是赶车的人，以至卖豆腐的，卖馒头的，都不是特定的人，这是泛指，即这些世代生活在呼兰河边的人们。时间的假定性使空间范围也得到了延伸，是呼兰河，又不仅仅是呼兰河的。因此我们眼里的《呼兰河传》虽然是自传体小说，但作者所写的却是对故乡呼兰城的种种印象。全书七章可分可合，似断实联--分之则每章皆可独立成篇，自成单元；合之方成小城整体，每一章都是小城不可或缺的枝节。作家运用散文化的手法来刻画这这些看似破碎的生活画面，就因为她不是在为某个人作传，而是在为整个小城的人情风俗作传，呼兰河小城就是作品的主角--这是一部以背景为主角的小说，作家所关注的是“民族大多数人的最普遍的生活，是最一般的思想，是整个社会风俗。”（钱理群《“改造民族灵魂”的文学》）（很多作业都抄袭，并且错误的认为是作者，请更正）
（4）诗化的风格。萧红作品内蕴浓郁的诗情。在她最具风格的小说中，都有一个作为抒情主体的“诗魂”的自我形象存在，其丰富的艺术情愫构成了作品抒情成份的主要来源。情境、氛围和意味作为萧红作品最富传统特色的美感范畴，是其小说诗意美质的最显著的体现。萧红“是一位富有诗人气质的小说家和散文家”，她采取合乎自己情感意向和审美心理的创作方式，在奔涌的创作灵感的驱动下、急切地倾泻出久贮于记忆中的印象片断，以文字组织来捕捉情调并表现情绪的流动，从而打破了传统小说完整的故事情节结构；赋予小说以形式自由、韵味浓郁的抒情诗格调。萧红的小说在“不象小说”之外，却有比“象一部小说”更诱人更令人回味的特质--诗意之美。这是“萧红体”小说最显著又是最潜在的美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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