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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书店随笔

随笔 时间:2019-06-06 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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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路不算长也不开阔,路边是破旧的房子和长得歪歪斜斜的行道树。一条铁路上,南来北往的火车哐当哐当地驶过,尖利而悠长的鸣笛声里,文化路上的行人漫步行走着,有喝豆腐脑的、有喝胡辣汤的、有吃豆花泡馍的。文化路靠近铁路更靠近火车站。低矮的棚户区边,有着不少的流动摊贩,招呼着上下火车的旅客。

  离开宝鸡十多年,我时常想,文化路的叫法是不是和几个旧书店有关系。后来再想,就觉得可笑。对于道路的命名都是管理者的喜好。在我家乡的小城,一条被命名为渤海路的街道,是那么窄小,傍边一条小溪流甚至臭水沟也没有。

  那个旧书店是靠近马路的棚户房,比马路还要低上五六个台阶,光线不怎么好,阴雨天常常是要开灯的。但书多,文学类的书似乎更多。大概是八十年代的文学余热正在散去,各种版本的文学图书塞满了书店。佛洛姆的《爱与意志》《萨特研究》《红磨坊》,我的文学启蒙有些就是从那些书上萌发的。我第一次看到王永年译本的《博尔赫斯文集》就是在旧书店。完全崭新的书,被包装带结实地捆绑着放在书架最上面,个子不高的人事看不到的,好面子的人也是看不到的,因为他不好意思打开包装带。

  书店的老板壮实,河南口音,每天坐在书堆里一边用火柴棒掏耳朵一边琢磨书的二次定价。他对文学艺术应该懂得不多,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二十世纪文学丛书中《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亨利·艾斯忘德的历史》等书定价竟然和初版时的价格差不多,两三块钱。而像《绝代双骄》《情断上海滩》等书籍定价高,翻了几倍的。

  上世纪八九十年是中国文学的火热年代,也是人心最为荒芜的年代。文学启蒙旗帜飘扬,但下海经商,商潮涌动,不少的经典名著回归到了旧书店。我在文化路的旧书店买了一大批书。卡赞扎基的《自由与死亡》,张承志的《心灵史》,云南出版社的拉丁美洲文学丛书,80年代文学思潮丛书,四川出版社的《走向未来丛书》等等。虽然很多书至今已经找寻不见,但我记得清楚我在那里买过这些书,它强悍地占据了我的青春岁月,让我走火入魔,面容焦虑,大概是读的太多而且似懂非懂,我显得消化不良,也有些顽固不化。我对一些同学说起这些书,他们大都不感兴趣。但我每周周末都去那里,淘一上午的书,再去人民街吃一碗羊杂泡饼,觉得心情无比愉悦,生活美好极了。

  我后来带着薛杨来过这里买书。薛杨喜欢看文学名著,他大睁着眼睛,兴奋地对我说,这些书这么便宜而且这么新啊,你应该早点告诉我。当时兴奋的还有书店老板,那天外面下雨,书店老板在屋里和一个相好的女人谈话。从我们进门他就在里屋,一直到我们选完书交钱的时候,他才神采奕奕地出来收钱。后来,我在书店里多次见过那个女的,在屋里煮饭,有时候也抱着旧杂志看。但是后来我再去旧书店,那个女的不在了。店老板一个人沉闷地低着头用打码器给书打价,身边的一台录音机里播放着豫剧《辕门斩子》:今日里斩宗保娘把儿怪,坐帐前哭啼啼珠泪满腮。叫焦赞——

  让我惊奇的是,我发现薛杨偷了一本《论无边的先锋主义》,那是法国文艺批评家罗杰·加洛蒂的代表作。薛杨是把书塞在衣服里的,那时候,天刚立冬,他那天穿了一件夹克衫,他的两只手如无其事地插在衣兜里,事实上是抓紧着衣服里的藏书。薛杨大概偷过五六本书,每一次成功之后他显得很是愉悦。他对我说,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他真是有种孔乙己的精神遗传……大概他只是热衷于偷书,并没有认真读过,一些书就顺手给了我。薛杨大学毕业后先是做教师,后来辞职卖保健品,再后来合伙做健身房,后来听说开了一家夜总会,生意还不错。

  我见过店老板惩罚偷书者,偷书者基本都是表情很无辜的青少年。他会用书狠狠地拍打头。打到偷书者哭出声音来,一遍一遍地道歉。我见过那样的场面,所以对薛杨的做法是既气愤又嫉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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