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手的爱情感随笔
六月二十五号，吃完中饭，我照例躺在沙发上看报，时而用眼角余光注意大门，好迎接放学回家的女儿。但是突然心头一震，今天不用等女儿了，因为前天我已经把她送进离家三百多里的集中营了。
那不是真的集中营，而是有六十年历史的“草山音乐夏令营”。每年暑假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人，在那儿接受魔鬼训练。世界顶尖大师伊萨帕曼、马友友、林昭亮和简明彦都是那里出来的。
音乐营占地二百多英亩，其中散布着由马厩改装成的一栋栋宿舍。屋顶是铁皮的，由于马厩原本不高，硬改成了两层，所以伸手就能摸到天花板；加上窗子小得出奇，房间又只容转身，可想而知，夏天大太阳一晒，会有多热。更可怕的是营里的规矩——早上七点舍监就会像“狱卒”般一间间敲门，不到学生开门出来不停止。七点半得走到几百英尺外的餐厅吃饭；八点半必须准时回自己的小房间开始练琴。
舍监整天在走廊里巡查，哪一间没有传出琴声就敲门警告；再不动，则“记点”；只要被记两点，周末就禁足。
我实在搞不懂，我那娇生惯养、自以为是小公主的女儿，为什么非要进去不可。
入营之前，我一次又一次问她，是不是算了？暑假在家多舒服，何必去受苦，整整七个礼拜不能回家，平常不准家人探视，电话不通，连电脑都不准带，想家都没法说，多可怜哪！
女儿却想都没想，就一扭头：“我要去！”
入营的那天，35℃，我偷偷溜迸她的房间瞄了一眼，就热得满身大汗；出来后，我又问她是不是回家算了，她还是扭头说：“不回家。”
离开的时候，女儿正排队交体检表格，直挥手叫我们走。我偷偷看她有没有哭，她居然眼眶都没红，还直说好兴奋。
上了车，慢慢驶离校园，我一直回头，但是那个号称舍不得爸爸妈妈的宝贝女儿，居然始终背对着我们。
在美国其实有很多这样的“集中营”，有音乐的、体育的，也有文学的、科学的。偏偏“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就有那么多年轻人，想尽办法进去接受虐待。
从女儿入营这件事，我常想“女大不中留”，“儿大也不中留”，当年儿子入哈佛，送他去，我走的时候直掉眼泪，他不是也没“目送”我离开吗？
他们那么无情，是因为离开父母兴奋，还是因为眼前有太多要面对的挑战，“受苦的人没有悲观的权利”。
如同我当年，把家一搁，只身来了美国；在机场，连学生都哭，我却没掉眼泪，因为前面的苦难是我要独自承担的。他们还留在家里过平静的生活，我却成了漂泊者。
但是为什么每个年轻人都要漂泊，都梦想做异乡人，都觉得孤危是一种酷，这是不是一种天生的冲力？是这冲力，使人类的祖先能由最早的非洲走出来，走到全世界，甚至登上月球，相信有一天会到达火星。也是这冲力，使一个个王子和公主走出父母的城堡，不理会父母的呼喊，硬是跳上马，绝尘而去。
我常想：父母要留，孩子要走；父母要为他们做主，他们偏偏不听。这表示他们有年轻人的想法，还是该称为反叛？
父母说什么是什么，好好走大人铺好的路，接家里的事业，做个“孝”而且“顺”的孩子，是不是就好？
我也常想：如果我是比尔·盖茨的爸爸，知道儿女居然大二要从哈佛辍学，我会不会支持他？如果我是李安的父亲，知道儿子居然要去搞电影，我又会不会阻止？如果我阻止了，还会不会有今天的微软总裁比尔·盖茨和大导演李安？
是不是因为孩子年轻，我们就应该让他走出去，找他所想找的，让他们自己去发现；而不是没等他找，就把盖子打开说：“来！这就是你要找的东西。”
儿子小时候，我曾经有一段时间扮演强权，什么都帮他安排好。但是经过了这么多年，看了美国的“自由经济”与民主精神，我发觉每个人都有他的特质、他的优点，以及他走出去自己闯天下、自己去受苦的本能。
最好的教育是让他们这些长处获得充分的发挥。
这两天，每次走过女儿的房间，看到她的'公主床，我都想掉眼泪。但我知道自己两斤半的胳臂，已经留不住她人生千万里的行程。
世间唯有一种爱，是以分离为目的，那就是父母对子女的爱。正如文章所述，父母对子女真正的爱，不是替他挡掉生活中所有的风雨，不是替他铺好人生的全部道路，而是看着他头也不回地选择自己的路，用一颗敢闯的心去发现自己的潜能和对生活的耐受力。这一段自己去成长的旅程，必然成为一种巨大的精神财富，引导孩子走向更成功的人生。相反的，一味地护佑孩子，舍不得孩子吃苦，只能惭渐地抹杀掉孩子们与生俱来的闯劲和拼搏的力量，最后成为扶不起的阿斗。“放手才是爱”，父母适时地松开自己宠溺的双手，就会给予子女一双隐形的翅膀，助他们的人生飞得更高、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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