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外在主义对当代西方哲学进路影响及其形而上学意义论文
一、从意义到心灵——关于语词意义与心灵状态关系的思考
正如普特南所指出的，20世纪语言学的一个重大缺憾就在于她没有去关注语词(这里主要指名词，下同)的意义(meaning)，换句话说，语意学(semantic)的一些基本概念没有像语法学(syntax)的概念那样得到深入地分析与澄清。而普特南本人正是从语词的意义入手将哲学从语言引入了心灵领域。
自亚里士多德以来，古典逻辑学一直从内涵和外延两个方面来定义语词的意义，即从一方面“意义”是指语词的内涵，另一方面“意义”是指语词的外延。并且对内涵与外延的关系有着明确的规定——内涵决定外延，这里的“决定”是指名词的内涵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充分必要条件，能被看作是该名词外延的存在，都符合该内涵，而符合该内涵的存在都属于该名词的外延。那么内涵和外延又分别是什么呢?普特南总结，一个名词的外延就相当于一个集合，这个集合由所有该词所指向的对象组成，例如，“大象”这个词的外延就是所有大象个体的集合。而内涵的界定则要复杂得多，传统哲学家认为，语词的内涵是内在于人类心灵的一种精神实体，而以弗雷格和卡尔纳普为代表的现代哲学家则认为语词的意义(此处指内涵)应该是一种公共属性，即这种属性应该能为不同的人在不同时间所认识，所以它不应是一种精神实体(不仅仅在某个人内心)而更应是一种抽象实体。但无论传统哲学家还是弗雷格和卡尔纳普，他们一个共同的观点就是认为知道一个语词的内涵就意味着处在某种特定的精神状态。严格来说，1.知道某个语词的内涵I就一定是处在一种特定的精神状态P;2.只要P存在就一定知道I，也就是说，“知道I”与“P”之间是一种重言蕴含关系，由此可以得出推论：P决定了I。而由内涵决定外延又可以进一步推出，精神状态P决定了语词的外延，而这一结论又必将导致两个结果：
首先是推论1：如果A和B是两个不同的语词，那么即便它们有相同的意义(这里指内涵)，知道A的意义和知道B的意义也是两种不同的精神状态。这是因为，知道A的意义并不仅仅意味着“理解了A的内涵”，还必须知道“这内涵是属于A的”，例如，我们知道了“能够有意识地制造并利用工具的动物”，并且也知道它是属于“人”这一语词的内涵，这样我们才算是知道了“人”的意义，而英文中的“human”也具有和“人”同样的内涵——“能够有意识地制造并利用工具的动物”，因此，我们也知道“human”的内涵，但如果我们没有学过英文并且不认识human这单词，此时显然不能说我们也知道了human的意义。同样地，知道B的意义并不仅仅意味着“理解了B的内涵”，还必须知道“这内涵是属于B的”。这样一来，知道A的意义对应的精神状态就是“理解了A的内涵并且知道这内涵是属于A的”，而知道B的意义对应的精神状态则是“理解了B的内涵并且知道这内涵是属于B的”，无论A和B的内涵是否相同，显然这都不是同样的心理状态。
其次是推论2：假如同一个语词A在不同的可能世界L1和L2中分别具有不同的意义I1和I2。此时，在L1中知道“A的意义是I1”和在L2中知道“A的意义是I2”显然是两种不同的精神状态。一些语词在不同的时代会有不同的意义，例如，“燃素”这个词，在几百年前的欧洲它的意义是“唯一能导致物体燃烧的某种物质”，而在今天现代化学已经证明了不存在燃素这种物质，那么“燃素”这个词事实上就失去了原来的指称，它不再指向现实中任何客观存在在物质，但我们仍然在某种意义上使用它，也就是说，它仍然具有特定的内涵。而它的意义大致可以这样来表达：“这是化学史上曾经使用过的一个术语，它原本的意义是指某种作为物体燃烧唯一原因的物质，现代化学已经证明不存在这种物质”。
后一种表达也许显得冗长啰唆，但真正重要的是，当一个生活燃素说盛行年代的人谈论到燃素这个语词的时候，他显然和一个已经知道燃素说是错误学说的现代人谈论燃素这个语词时处于不同的心理状态。
然而，事情并不像看起来那么简单，推论2其实还包含另外一种更加棘手的情况，这点将在下节中通过普特南的“双生星”实验得到详细阐释。在这里需要首先说明的是，正是这后一种情况将传统语意学引入了难以自拔的困境。而这种困难之所以产生的前提性原因是，古典逻辑学赖以建基的传统语意学其实暗含着某种唯我论(solipsism)的预设，决定语词内涵的柏拉图式的精神实体很难摆脱个体内心的局限性，从而成为一种神秘主义的存在物。而以弗雷格和卡尔纳普为代表的现代哲学家则坚持语词意义的公共可知性，由于他们同时也支持精神状态决定语词意义的立场，这样一来，知道语词的不同意义就一定代表了不同的精神状态。而普特南正是针对这种立场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他的外在主义主张。
二、外在主义的提出与现代语言哲学的转向
(一)外在主义
普特南外在主义的基本立场可以表述为“语词的意义不在头脑之中”，论证来自于其著名的“孪生地球”思想实验：假设在银河系的某处存在一颗几乎与地球一模一样的行星，即“孪生地球”，我们可以任意设想其与地球的相似程度：相同的语言，一一对应的相同个体等。在“孪生地球”上唯一与地球不同的是，在其上面被称作“水”的物质不是像地球上一样化学式为H2O的液体(但其表面的特质与地球上的水并无不同)，而是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化学物质，我们将其化学式简称为XYZ。假设有一名地球人奥斯卡，其在孪生地球上对应的人为“奥斯卡”(为叙述方便，凡“孪生地球”上与地球名称相同的对应物都在其名称外加单引号，下同)，当地球上的奥斯卡说水的时候，孪生地球上的“奥斯卡”说“水”，此时，他们无论外在行为，还是内在的心理状态都是完全一样的。但显然，奥斯卡所说的水指的是地球上的H2O，而“奥斯卡”所说的“水”却是指的孪生地球上的XYZ。我们完全还可以假定奥斯卡并不知道水就是H2O，而“奥斯卡”也并不知道“水”就是XYZ，结果依然如是。这就证明了，在相同的精神状态中，也可以知道不同的语词意义，信念的内容是依赖于头脑之外的环境因素的，当代哲学家一般将其称为外在主义。
外在主义无论是对于传统语意学，还是弗雷格和卡尔纳普所坚持的现代语意学而言都是致命的打击。因为孪生地球实验表明，古典逻辑学的两个基本前提“精神状态决定内涵，内涵决定外延”必须至少有一个被舍弃，因为这两个前提所推导出的结论“精神状态决定外延”已经被这一实验证明是错误。并且外在主义不但对古代逻辑学及其赖以建基的传统语意学带来了根本性的动摇，更重要的是，它将对这类问题的分析和解决从单纯的语言分析带入了更加宽广和丰富的领域，引领了现代心灵哲学的崛起。这首先表现在，语词的意义的确定不单纯是语言内部的事，而是与人的心灵(精神状态)密切相关;其次，语词意义的确定也不单是心灵的问题，而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部环境的变化(从地球到双生星，“水”从H2O变为XYZ)。这样一来，我们就有可能摆脱单纯的语言分析，从而将语词意义的研究转向对于人类心灵与外部环境的关系的研究。
(二)普特南外在主义面临的问题和积极外在主义的提出
安迪·克拉克与查尔莫斯在肯定了普特南的证明结果的前提下，指出了这种外在主义存在的问题：水与‘水’之间的差别虽然影响了内心的信念(例如，奥斯卡相信“水是湿的”，而“奥斯卡”则相信“‘水’是湿的”)，但是这种信念的差异却不会对接下来的行动造成任何直接的影响，它们是处于一种消极的(passive)的状态。
假设我在地球上正在想“水是H2O”，并且打算将这一想法写在纸上，此时突然被传送到孪生地球上，尽管此时我心中的水已经变成了“水”，我的信念已经从“水是H2O”变成了“‘水’是XYZ”，但我自己并不知道这一点，我仍然会在纸上写“水是H2O”，而非“‘水’是XYZ”。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从外部环境的变化引起信念的变化，再从信念的变化引起相关行动的变化，这中间必须存在一个历时性的因果链，而在上述例子中，相关外部环境特征的变化其实处在这条历时性因果链的末端，它不能直接对接下来的行动产生影响，我的信念虽然随环境而变化，但我仍然按原来的信念去行动(在纸上写“水是H2O”，而非“‘水’是XYZ”)，因为原来信念所依托的因果链条还未来得及被与新信念相关的因果链所取代(这就是其历时性的体现)。如此一来，由于普特南的外在主义只能解释外在环境的变化如何影响人的信念(语词的内涵)，而不能进而对信念驱动下的行为如何产生影响做出解释，其意义就大打折扣了。更为严重的是，这样一来普特南的这种外在主义就无法体现出推论2中的前提，知道“水”这个词的意义不仅仅是知道“无色透明，化学式为H2O”等等“内涵”，还必须知道这些内涵是属于“水”这个语词的。而在本段的例子中，这一前提只是当我还在地球上时才被满足，而在我被转移到孪生地球上的时候，已经无法得到满足了，因为此时我不知道“无色透明，化学式为H2O”等“内涵”是不属于孪生地球上的‘水’的，这时候孪生地球上的‘水’(XYZ)虽然决定了我信念中“水”这个词的内涵，但却很难说它也帮助构成了我的信念或者知识，因为信念应该是可以体现在行为中的(可能需要结合其他因素，如欲望等)。
针对传统外在主义面临的上述问题，克拉克与查尔莫斯提出了一种新的主张，他们称之为积极的(active)外在主义(其他学者对此有不同的命名，如工具外在主义(赫尔利)，区位外在主义(威尔逊)等等)。克拉克和查尔莫斯设计了一个新的思想实验来说明这种积极外在主义：因加是一个精神健康的正常人，她从一个朋友那儿听说现代艺术博物馆有一个展出，并且决定去看看，但她一时记不起博物馆的地址，就想了想，然后回忆起是在53号大街，她于是去了53号大街，找到了博物馆;奥托是一名老年痴呆症患者，他的大脑不能保持较长时间的记忆，因此他总是随身携带一个笔记本，记录下重要的事情，并且养成了一种习惯——遇到事总是第一时间去查阅笔记，此时我们可以说，他的笔记本就充当了(至少是部分充当)大脑原本的记忆功能，有一天，奥托听说在现代艺术博物馆有一场展览，他决定去看，此时他很自然翻看笔记本，上面写着现代艺术博物馆在53号大街，于是他就去了53号大街，找到了博物馆。
克拉克与查尔莫斯认为，在上面因加与奥托的例子中，奥托笔记本中关于博物馆地址的信息与因加大脑中存储的相应记忆具有某种等价性，它们都可以被看作是某种信念，这两个信念虽然在表面上有明显的差别，但在为行为的产生承担解释作用(explanatory role)方面却并无实质区别，也就是说，奥托笔记本上的信息导致的行为与因加大脑中的记忆导致的行为是相同的，这样我们就可以认为，笔记本与大脑在这里具有等价的作用，既然大脑中的记忆可以被认为是持存的信念，那么也就没有理由仅仅因为笔记本中的信息在大脑之外就否认它也是一种信念。克拉克和查尔莫斯认为，这样一来就证明了信念并非大脑独有的产物，大脑之外也可以产生信念，而且与普特南头脑之外的语词意义不同，这种信念(例如奥托笔记本上记载的信息)会对人的行为产生影响，它直接参与了人的认知与行为过程，或者更进一步说这种外在的信念就是人类心灵活动的一部分，人类对外部工具的使用拓展了自己的心灵。也有学者将心灵的扩展从信念推广至情感与感觉，如Rockwell在2005年的论文中曾经提到：“我要声明，不仅是思想，也包括情感和感觉，都应该被看作是与大脑、肢体和外部世界之间的连接伴随而生的”，本文暂不将这些情况列入讨论。
三、积极外在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及进一步的形而上学思考
积极外在主义将普特南的消极外在主义又向前推进了一步，得出了更强也更深刻的结论，但它也面临着突出的问题——心灵的过展，这主要包括知识的过展与行为的过展两种情况。
(一)从信念的扩展到知识的过展
信念的拓展直观上会带来知识的扩展，而知识的扩展极易成为过度扩展，这就是知识的过展。按照克拉克和查尔莫斯的说法，从对行为的解释作用来看，奥托笔记本上的信息可以看作与因加大脑中的记忆信息等价，他们甚至认为，在奥托没有看笔记本之前，他已经具有博物馆在53号大街这个信念了，这就和在因加没有回忆起博物馆的地址之前她就已经具有博物馆在53号大街这个信念是一样的，只要我们承认信念的非当下性(可以存储在记忆或者随身携带的笔记本中)，也就应该承认奥托的笔记本和因加的记忆，同样起到了信念的解释作用，即这种信念导致了二人接下来的行为——他们去53大街找到了那家博物馆。于是问题来了，如果记载在随身携带的笔记本中的信息也可以看作和大脑中的记忆一样的信念(仅就其对行为的作用而言)，而这种信念显然也可以看作是一种知识，我们可以说，奥托即使没有记住笔记本的内容，他也具有笔记本中所记录的知识吗?如果奥托不是笔记本，而是可以存储海量信息的iPhone，他从网上下载了大量专业的信息，而他自己从未接受过这些专业方面的训练，当然需要的时候他可以随时在iPhone上查询这些专业信息，此时我们可以说，奥托知道iPhone上所有这些专业知识吗?如果是这样，一个不学无术却随身携带了一部这样的iPhone的人，和一个受过多年严格训练的专家又有什么区别呢?这显然是我们不能接受的。虽然这未必能彻底否定积极外在主义的基本主张，但至少说它本身还存在严重的'问题。
(二)行为的过展
另外一个对应的问题就是行为的扩展。如果我们将奥托笔记上的信息数字化之后输入一台智能机器人的信息存储单元中作为指令信息，该单元中的指令信息可以由中央处理器(相当于机器人的大脑)调用，并引起机器人相应的行为。现在，这台机器人属于奥托所有，机器人头脑中储存的信息奥托也可以随时方便地调用，他经常自动地采纳机器人的建议采取行动，这样一来，机器人就取代笔记本成为奥托心灵的“扩展”。有一天早上，奥托赖床不起，机器人利用自身存储的信息，去了53号大街并且找到现代艺术博物馆。按照克拉克和查尔莫斯的观点，机器人中存储的信息是奥托的信念，而信念是行为的原因，那么机器人就是在奥托的信念驱动下去的现代艺术博物馆，这种行为就是应该是奥托的行为，也就是说，躺在床上的奥托去了现代艺术博物馆!
心灵过展问题的存在并没有阻碍外在主义的发展，相反，这更促使它走向了更加深入的分析，针对心灵与环境之间关系的问题得出了越来越深刻的结论。对于知识扩展问题，有邓肯·普里查德试的认知能力或者叫认知责任理论，“知识是认知能力的产物，这是当代知识论中一个主要的直观原则。一个真信念如果不是源自认知能力就不能被当作是知识，无论它在其他方面与知识多么接近(例如，它安全、具有敏感性、能被所推理论证、无认识论上的过错，等等)。我们把这叫作能力直观”;以及维克福尔斯提出的信念间的互动的观点，即一段可被称之为信念的信息不单要能影响主体的行为，还必须能与主体的其他信念间可以产生互动，例如，因加的听到现代艺术博物馆已经迁移到51号大街的消息时，她大脑中原来的信念“现代艺术博物馆在53号大街”会自动更新，而奥托笔记本中的信息显然做不到这一点，因为大脑中的信念会与新的信念产生直接的互动，而笔记本中的“信念”显然做不到这一点。
(三)从外在主义引出的形而上学思考
我们可以以康德所开创的先验逻辑与先验认识论传统为基础，来对积极外在主义引起的心灵过展问题做一个更为深入的反思，通过对比与分析，将外在主义可能带来的形而上学变革做一阐释。
康德的先验认识论可以说是对近代早期经验论(特别是休谟的怀疑论)对理性主义所提出的质疑一次总结与反思。休谟对于理性主义的挑战发人深省，他剑锋所向直指理性主义赖以立足的根基。他并不针对理性主义者所宣扬的某种特定的先验知识，而是要瓦解所有这类知识的一般结构，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表达因果关系的“因为……所以……”式。例如，人们经常会遇到太阳晒热石头这样的事情，于是“因为太阳照射了石头，所以石头发热”就成为一种经验的知识。但在休谟看来，即便是这种显而易见的经验的知识中，仍然包含着未经经验验证的先天结构，这就是其中的因果关系。人们看到太阳照在石头上，人们也感觉到了石头发热，而且人们也能看到这两件事总是前后相连，但休谟指出，这并不代表“太阳照”是“石头发热”的原因，我们只能经验到现象，但不能经验到因果性本身，这样一来，休谟等于在事实上否认了人类获得知识的任何可能性。
面对休谟所提出的认识论问题，自承早年曾沉醉于“唯理主义独断论迷梦”的康德开始进行反思，他反思的成果就是提出一套系统的以先验逻辑为前提的先验认识理论。这主要可以概括为三个基本的方面：首先，先验逻辑是人类思维的抽象形式，它抽掉了一切知识的经验内容，“作为普遍逻辑，它抽掉了知性知识的一切内容及其对象的差异性，并且只与思维的单纯形式打交道”;其次，先验的逻辑形式是人类一切经验知识的前提和必要条件，任何不合逻辑形式的经验和观念都不能构成知识——例如，“圆的方”。用康德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不论知识的具体内容如何，也不论知识与其所指称的外部对象有何种联系，这种知识首先必须符合一个普遍的“消极”条件：即它必须不包含任何先验逻辑方面的矛盾。否则就没有资格被称之为知识;最后，先验逻辑并非知识形成的充分条件，人类知识的形成同样需要对经验材料的感知。按照这种先验知识论，休谟的错误就在于没有认识到，一切知识的形成都必须有其先验的逻辑形式，太阳晒也许不是石头热的原因，但这并不能否认“因为……所以……”这种基本的逻辑结构所具有的知识论地位，只要我们还不想让自己陷入彻底的虚无主义之中，那么一切知识都必然有其先天的直观形式与逻辑范畴。而近代唯理论所犯的错误则在于，他们将将先验逻辑形式当成了知识的积极条件，即将必要条件当成了充要条件，而将经验感知降至完全偶然的地位，这正是他们无法应对休谟挑战的根本原因。
那么，康德的先验知识论在普特南的外在主义在视角下又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形态呢，外在主义与先验逻辑到底有无根本性的矛盾，二者的关系到底如何呢?首先，我们可以断定，就外在主义将客观存在的事物作为知识的组成部分这一基本立场而言，它与先验逻辑的前提并无必然的冲突。外在主义将客观对象作为知识本身的组成部分，而非传统哲学中纯粹的客体(即纯粹的被认识的对象)，这甚至与康德的先验知识论有着内涵上的统一性，因为外在主义并没有否认他们理论中所指称的客观物质具有直观形式与先天范畴，无论水还是“水”都仍然是时空中的存在，也仍然没有脱离概念的认知形式，外在知识与康德认识论意义上的知识一样仍然是先天形式与经验感知的统一，“我把一切与其说是关注于对象，不如说是一般地关注与我们有关对象的、就其应当为先天可能的而言的认识方式的知识，称之为先验的”;其次，积极外在主义却可以从某种意义和某种程度上，在康德的先验范畴体系的基础上，带来一些新的创见。奥托笔记本上的内容不仅仅是先验认识的结果，甚至会反过来影响人头脑中的知识结构，这样一来，先验逻辑形式本身就不再仅仅停留在内在的理性当中，而是借助对客观对象的认知和实践操作而延伸至了对象之上，成了一种客观化的存在，显然超出了康德所谓“人为自然立法”的意义之外，更加接近于黑格尔的客观世界不过是绝对精神的辩证发展与外化的产物这一论断。但与黑格尔纯粹的唯心主义演绎系统不同，外在主义更多地借助于现代逻辑工具的分析功能，并且广泛参考和吸收借鉴现代科学实验与研究的最新成果，事实上我们可以说，外在主义其实是在现代工具与科学的基础上，更加坚实地论证并且扩展了“人为自然立法”这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形而上学论断，而心灵过展问题的存在则警示我们，现代科学的研究仍然要遵循康德为人类认识能力所划出的界限，即知识的获得既不能脱离经验的感知，也不能逾越先天逻辑范畴的藩篱。
四、结论
孪生地球的实验虽然揭示出了语言的意义和人的心灵，以及环境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但这种联系在普特南这里还有很大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一方面表现在环境的变化只是消极地决定着语词的意义，并没有对人内心的信念和知识带来直接的影响，因而这种变化不能进一步体现在接下来的行为当中;另一方面，在普特南这里，语词的意义、人的精神状态，以及外部环境之间的联系仍然是一种静态的、单向的联系，他并没有从心灵与环境互动的角度来看待外在主义的结论。而积极外在主义的提出为现代西方哲学从语言分析转向对心灵与环境的互动研究提供了更强有力的支持，将普特南的工作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因加与奥托的思想实验虽然带来了知识与行为过展的问题，但透过这些问题，以及各种不同的解决方案的提出都让我们看到，人类知识的获得其实离不开心灵与环境之间的互动，环境的因素要想成为知识(以及行为)的构成要素，就必须是充分“人化”的环境，这就进一步揭示出了人类精神世界与外在物质世界间不可分割的关系。并且这种关系不仅仅是传统哲学所争论的物质决定精神，还是精神决定物质的关系，而且是一种相互依赖相互产生的动态的辩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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