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唐书的原文及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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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唐书
【原文】
田弘正，本名兴。少习儒书，颇通兵法，善骑射，勇而有礼。当季安之世，为衙内兵马使。季安惟务侈靡，不恤军务，屡行杀罚;弘正每从容规讽，军中甚赖之。季安以人情归附，乃出为临清镇将，欲捃摭其过害之。弘正假以风痹请告，灸灼满身，季安谓其无能为。及季安病笃，其子怀谏幼騃，乃召弘正署其旧职。弘正乐闻前代忠孝立功之事，视事之隙，与宾佐讲论古今言行可否。魏州自承嗣已来，馆宇服玩有逾常制者，悉命彻毁之，以正厅大侈不居，乃视事于采访使厅。宾僚参佐，请之于朝。颇好儒书，尤能史书，《左传》、《国史》，知其大略。自弘正归国，幽、恒、郓、蔡有齿寒之惧，屡遣客间说，多方诱阻，而弘正终始不移其操。元和十年，朝廷用兵讨吴元济，弘正遣子布率兵三千进讨，屡战有功。李师道以弘正效忠，又胁其后，不敢显助元济，故绝其掎角之援，王师得致讨焉。十五年十月，镇州王承宗卒，穆宗以弘正为镇州大都督府长史。弘正以新与镇人战伐，有父兄之怨，乃以魏兵二千为卫从。十一月二十六日，至镇州，时赐镇州三军赏钱一百万贯，不时至，军众喧腾以为言。弘正亲自抚喻，人情稍安。仍表请留魏兵为纪纲之仆，以持众心，其粮赐请给于有司。时度支使崔倰不知大体，固阻其请，凡四上表不报。明年七月，归卒于魏州，是月二十八日夜军乱，弘正并家属等并遇害。穆宗闻之震悼，册赠太尉，赗赙加等。弘正孝友慈惠，骨肉之恩甚厚。兄弟子侄在两都者数十人，竞为崇饰，日费约二十万，魏、镇州之财，皆辇属于道。(选自《旧唐书·田弘正传》)
【译文】
田弘正，本名田兴。年少时学习儒家经典，精通兵法，擅长骑马射箭，勇敢而守礼度。
在田季安任节度使时，他为衙内兵马使。田季安一心追求奢侈，不顾及军务，多次施行杀戮刑罚，田弘正时常婉言劝谏。军中将吏很信赖他。
田季安因看到人心归附于他，就派他出任临清镇将，想寻找过失谋害他。田弘正借口患风痹病请求告假，全身上下都被烧灼，田季安认为他再无所作为了。等到田季安病重，他的儿子田怀谏年幼无知，于是召回田弘正官复旧职。田弘正喜欢了解前代忠臣孝子建功立业的事迹，办理公务的空闲时间，就同宾客僚佐谈论古往今来正反面的言行。
魏州自田承嗣以来，馆阁殿宇器物珍玩超逾规制的，田弘正全部命人拆除毁掉，因正厅过于豪华而不使用，在采访使厅办事。宾客僚佐下吏，都请朝廷任命。非常爱读儒家书籍，尤其通晓史书，《左传》、《国史》，都知道大概。自从田弘正归顺朝廷，幽、恒、郓、蔡有唇亡齿寒的恐惧，多次派遣说客前去离间，多方劝诱阻挠，而田弘正始终不改变节操。元和十年，朝廷派兵讨伐吴元济，田弘正派儿田布率领三千人马进攻，多次立功。
李师道因田弘正效忠朝廷，又在背后构成威胁，因此不敢公然帮助吴元济，就断绝了与吴元济的相互策应，官军得以顺利进攻。十五年十月，镇州王承宗死，穆宗任命田弘正为镇州大都督府长史。田弘正因新近与镇人交战，有杀父杀兄之仇，就用二千名魏兵作为随从卫兵。十一月二十六日，到达镇州，当时朝廷赏赐镇州三军一百万贯赏钱，没有按时送到，士兵以此为借口喧哗闹事。田弘正亲自抚慰解释，人心才稍微安定。并给皇帝上奏章请求留下魏州士兵作为维护军纪的人，以便稳定众心，他们的粮饷向有关部门请求供给。当时度支使崔倰不识大体，坚决阻止他的请求，他先后四次上表章都没有得到答复。
第二年七月，将随从士卒遣回魏州，当月二十八日夜晚士兵叛乱，田弘正及家属等一起遇害，穆宗听说后震惊悲痛，追赠为太尉，助葬用品加倍拨给。田弘正孝敬父母爱护兄弟关心晚辈，骨肉恩情非常深厚。兄弟子侄在两都的有几十人，他们竞相夸耀豪华，每天约耗费二十万钱，运载魏州、镇州的财货，装载的车辆在道路上络绎不绝。河北的将士心中不平，所以不能完全改变那里的风俗，最终因此招致祸乱。
作品简介
唐朝历代都修有实录。自唐初以来便在实录基础上撰写国史，以吴兢、韦述所撰最为有名。吴兢撰成《唐书》六十五卷（一说九十八卷），韦述又补遗续缺，撰成国史一百一十二卷。此后，柳芳等人又有续作。但武宗实录不全，以后历朝实录没有修成，史事缺略。后梁、后唐两代都曾下令广泛征集唐史资料。
后晋时，贾纬以所搜集的遗文和故旧传说等，编为《唐年补录》六十五卷。后晋高祖天福六年（公元941年），石敬瑭命修唐史，由当时的宰相赵莹负责监修。他挑选文士，拟订了完整而庞大的搜集资料和编写工作的计划，写作是在唐国史的基础上，利用当时所收集的晚唐史料加以缀补而成。赵莹即从两个方面着手组织编纂。
其一、根据史馆所缺史料，奏请下诏购求唐武宗会昌元年至唐昭宗天祐元年“撰述得传记及中书银台事、史馆日历、制诏册书等，不限年月多少，并许诣阙进纳。如年月稍多，记录详备，请特行简拔，不限资序”。
其二、与张昭远一道制定了完整的修史计划，并提出若干具体措施：司天台自唐高祖武德元年至昭宗天祐元年，“为转年长历一道，以凭编述诸帝本纪”；文武两班及藩侯郡牧，各叙累代官婚、名讳、行业、功勋状一本，如有家谱、家牒，亦仰送官，“以凭纂叙列传”；太常礼院、太常寺、大理寺、司天台、御史台、兵部职方、秘书省等部门“备录”、“条列”各相关材料，以凭撰述礼、乐、刑法、天文、律历、五行、职官、郡国、经籍等志。两年以后，赵莹出任晋昌军节度使，离史任，未竟其业。但是，编纂工作在张昭远的具体主持下，仍然依计划继续进行。因此，史称赵莹“监修国史日，以唐代故事残缺，署能者居职。纂补实录及修正史二百卷行于时，莹首有力焉”。到出帝开运二年（公元945年），全书修成，历时仅四年多。
《旧唐书》从后晋天福五年（940年）始奉石敬瑭之命修撰，到后晋开运二年（945年）完成。因为书成时刘昫正在执政，按当时的规定，一般宰相都要作国家修史的主编（监修），因此刘昫就成了署名撰者。三任监修之外，参预纂修工作的，先后总计9人。他们是：张昭远、贾纬、赵熙、王伸、吕琦、尹拙、崔棁、郑受益、李为先（一作光）。其中，张昭远始终具体负责其事，用力最勤。贾纬受诏不久即去职守丧，书成前一年起复，主要贡献是其《唐年补遗录》65卷提供了唐武宗以后的许多难得史料。赵熙始终其事，“竟毕其功”。王伸于书成之日，身列“恩奖”名单。吕琦预修唐史，史称“有能名”。
《旧唐书》修成后的第二年，即946年，北方契丹即对后晋大举进攻，造成了开封及河南州县数百里内杳无人烟的惨状，公私损失都很严重，史籍遭劫自也难免。因此修成的《旧唐书》，在保存史料方面，是有很大积极意义的。《旧唐书》的作者去唐不远，有条件接触到大量的唐代史料，所以能在短短的四年多时间里修成这样一部二百卷的大书。
关于唐代前期的历史，吴兢、韦述、于休烈、令狐峘等人相继编写的《唐书》130卷以及唐高祖到唐文宗的各朝实录对唐初至唐代宗时期的历史事件记述较为完整。一般认为，五代纷乱之时，唐代遗闻往事，虽悬诏购求，而所得无几，故这部唐史援据较少，而其前半则“全用实录、国史旧本”。（在研究新、旧《唐书》的论著中，大都沿引清代学者赵翼的说法：“《旧唐书》前半全用实录、国史旧本” ，并由此判定《旧唐书》的史源。同时，在肯定《新唐书》“增旧书处”时，也引用赵翼在另一处所说：五代纷乱之时，《旧唐书》援据较少，至宋仁宗时，太平已久，旧时记载多出于世，故《新唐书》采取转多。请注意赵翼下面的这一说法：“今第观《新书·艺文志》所载，如吴兢《唐书备阙记》、王彦威《唐典》、蒋乂《大唐宰辅录》、《凌烟功臣、秦府十八学士、史臣》等传、凌璠《唐录政要》、南卓《唐朝纲领图》、薛璠《唐圣运图》、刘肃《大唐新语》、李肇《国史补》、林恩《补国史》等书，无虑数十百种，皆《旧唐书》所无者”，“皆五代修《唐书》时所未尝见者。” 据此，更有人认为：“《新唐书·艺文志》所载，较《旧唐书·经籍志》增多可见。此皆晋修《旧唐书》时所未能见者也。”
其实，上述认识，不论是赵翼的两段论述，还是今人的那种说法，都失于深入、细致的考察。更有甚者，以其《经籍志》没有著录的史籍，便是五代修史时未曾见到的书。其实，这些认识都缺乏深入、细致的考察，不足以说明这部唐史的史料来源。《旧唐书·经籍志》所录，以毋煚《古今书录》为据，乃“开元盛时四部书。至于天宝以后的著述，并不是五代后晋时没有看到，而是史臣们不打算将其混杂到“开元盛时”的著录之中。对此，后晋史官说得十分清楚：天宝以后，名公各著文章，儒者多有撰述，或记礼法之沿革，或裁国史之繁略，皆张部类，其徒实繁。臣以后出之书，在开元四部之外，不欲杂其本部。今据所闻，附撰人等传。其诸公文集，亦见本传此并不录。《旧唐书》卷46《经籍志上》。
这里提到玄宗天宝以后的撰述有三类，一是“裁国史之繁略”者，二是“记礼法之沿革”者，三是“诸公文集”，只不过都放在本人的传记当中记述罢了。因此，凡是《旧唐书》纪、志、传中提到的撰述，尤其是天宝以后的撰述，都应视为后晋纂修这部唐史的史料来源。其史料来自一是实录。二是唐人所修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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