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体性》文言文

时间:2023-12-18 17:20:23 飞宇 文言文 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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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文心雕龙·体性》文言文

  在年少学习的日子里,大家都背过文言文吧?文言文注重典故、骈俪对仗、音律工整,包括策、诗、词、曲、八股、骈文等多种文体。相信很多人都在为看懂文言文发愁,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有关《文心雕龙·体性》文言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有关《文心雕龙·体性》文言文

  《文心雕龙·体性》

  夫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盖沿隐以至显,因内而符外者也。然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并情性所铄,陶染所凝,是以笔区云谲,文苑波诡者矣。故辞理庸俊,莫能翻其才;风趣刚柔,宁或改其气;事义浅深,未闻乖其学;体式雅郑,鲜有反其习:各师成心,其异如面。若总其归途,则数穷八体∶一曰典雅,二曰远奥,三曰精约,四曰显附,五曰繁缛,六曰壮丽,七曰新奇,八曰轻靡。典雅者,熔式经诰,方轨儒门者也;远奥者,馥采曲文,经理玄宗者也;精约者,核字省句,剖析毫厘者也;显附者,辞直义畅,切理厌心者也;繁缛者,博喻酿采,炜烨枝派者也;壮丽者,高论宏裁,卓烁异采者也;新奇者,摈古竞今,危侧趣诡者也;轻靡者,浮文弱植,缥缈附俗者也。故雅与奇反,奥与显殊,繁与约舛,壮与轻乖,文辞根叶,苑囿其中矣。

  若夫八体屡迁,功以学成,才力居中,肇自血气;气以实志,志以定言,吐纳英华,莫非情性。是以贾生俊发,故文洁而体清;长卿傲诞,故理侈而辞溢;子云沈寂,故志隐而味深;子政简易,故趣昭而事博;孟坚雅懿,故裁密而思靡;平子淹通,故虑周而藻密;仲宣躁锐,故颖出而才果;公干气褊,故言壮而情骇;嗣宗俶傥,故响逸而调远;叔夜俊侠,故兴高而采烈;安仁轻敏,故锋发而韵流;士衡矜重,故情繁而辞隐。触类以推,表里必符,岂非自然之恒资,才气之大略哉!

  夫才由天资,学慎始习,斫梓染丝,功在初化,器成采定,难可翻移。故童子雕琢,必先雅制,沿根讨叶,思转自圆。八体虽殊,会通合数,得其环中,则辐辏相成。故宜摹体以定习,因性以练才,文之司南,用此道也。

  赞曰∶

  才性异区,文体繁诡。辞为肌肤,志实骨髓。

  雅丽黼黻,淫巧朱紫。习亦凝真,功沿渐靡。

  注释

  翻译

  《体性》是《文心雕龙》的第二十七篇,从作品风格(“体”)和作者性格(“性”)的关系来论述文学作品的风格特色。

  全篇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从文学创作的根本问题谈起,指出创作是作者有了某种情感的冲动,才发而为文的。所以作者的才、气、学、习等等,就都和作品所表现出来的风格特征有着一定的关系。刘勰认为作品的风格是:“各师成心,其异如面。”因此,不同的作者有不同的风格。他把各种风格大体上归纳为“典雅”、“远奥”等八种,并概括地总结了这八种风格的基本特点。在这八种中,刘勰对“新奇”和“轻靡”两种比较不满。不过他认为,一个人的风格不限于一种,而往往有参差错综或前后不同的发展变化。

  第二部分以贾谊、司马相如、王粲、陆机等十多人的具体情况,来进一步阐明作者性格与作品的风格,完全是“表里必符”的。

  第三部分强调作家的成功固然和他的才力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依靠长期刻苦地学习。八种风格虽然变化无穷,只要自己努力学习,就可融会贯通。因此,他主张作者从小就应向雅正的作品学习。

  “风格即人”,它是作者个性的艺术表现。本篇能结合“体”、“性”两个方面来探讨,这是对的。刘勰以征圣、宗经的观点来强调或贬低某种风格,这给他的风格论带来一定局限。但在理论上,他正确地总结了风格形成的主要原因,明确了风格和个性的关系,强调后天学习的重要,这对古代风格论的建立和发展,都是有益的。

  (一)

  人的感情如果激动了,就形成为语言,道理如果要表达,便体现为文章。这是把隐藏在心中的情和理发表为明显的语言文字,表里应该是一致的。不过人的才华有平凡和杰出之分,气质有刚强和柔弱之别,学识有浅薄及湛深之异,习惯有雅正跟邪僻之差。这些都是由人的情性所决定,并受后天的熏陶而成;这就造成创作领域内千变万化,奇谲如天上流云,诡秘似海上波涛。那么,在写作上,文辞和道理的平凡或杰出,总是同作者的才华相一致的;作品的教育作用和趣味的刚健或柔弱,难道会和作者的气质有差别?所述事情和意义的浅显或湛深,也不会和作者的学识相反;所形成的风格的雅正或邪僻,很少和作者的习惯不同。各人按照自己本性来写作,作品的风格就像人的面貌一样彼此互异。归根到底,不外八种风格:第一种是“典雅”,第二种是“远奥”,第三种是“精约”,第四种是“显附”,第五种是“繁缛”,第六种是“壮丽”,第七种是“新奇”,第八种是“轻靡”。所谓“典雅”,就是向经书学习,与儒家走相同的路的。所谓“远奥”,就是文采比较含蓄而有法度,说理以道家学说为主的。所谓“精约”,就是字句简练,分析精细的。所谓“显附”,就是文辞质直,意义明畅,符合事物,使人满意的。所谓“繁缛”,就是比喻广博,文采丰富,善于铺陈,光华四溢的。所谓“壮丽”,就是议论高超,文采不凡的。所谓“新奇”,就是弃旧趋新,以诡奇怪异为贵的。所谓“轻靡”,就是辞藻浮华,情志无力,内容空泛,趋向庸俗的。这八种风格中,“典雅”和“新奇”相反,“远奥”和“显附”不同,“繁缛”和“精约”有异,“壮丽”和“轻靡”相别。文章的各种表现,都不出这个范围了。

  (二)

  这八种风格常常变化,其成功在于学问;但才华也是个关键,这是从先天的气质来的。培养气质以充实人的情志,情志确定文章的语言;文章能否写得精美,无不来自人的情性。因此,贾谊性格豪迈,所以文辞简洁而风格清新;司马相如性格狂放,所以说理夸张而辞藻过多;扬雄性格沉静,所以作品内容含蓄而意味深长;刘向性格坦率,所以文章中志趣明显而用事广博;班固性格雅正温和,所以论断精密而文思细致;张衡性格深沉通达,所以考虑周到而辞采细密;王粲性急才锐,所以作品锋芒显露而才识果断;刘桢性格狭隘急遽,所以文辞有力而令人惊骇;阮籍性格放逸不羁,所以作品的音调就不同凡响;嵇康性格豪爽,所以作品兴会充沛而辞采犀利;潘岳性格轻率而敏捷,所以文辞锐利而音节流畅;陆机性格庄重,所以内容繁杂而文辞隐晦。由此推论,内在的性格与表达于外的文章是一致的。这不是作者天赋资质和作品中所体现的才气的一般情况吗?

  (三)

  作者的才华虽有一定的天赋,但学习则一开始就要慎重;好比制木器或染丝绸,要在开始时就决定功效;若等到器具制成,颜色染定,那就不易再改变了。因此,少年学习写作时,应先从雅正的作品开始;从根本来寻究枝叶,思路便易圆转。上述八种风格虽然不同,但只要能融会贯通,就可合乎法则;正如车轮有了轴心,辐条自然能聚合起来。所以应该学习正确的风格来培养自己的习惯,根据自己的性格来培养写作的才华。所谓创作的指南针,就是指的这条道路。

  (四)

  总之,由于作者的才华和性格有区别,因而作品的风格也多种多样。但文辞只是次要的枝叶,而作者的情志才是主要的骨干。正如古代礼服上的花纹是华丽而雅正的,过分追求奇巧就会使杂色搅乱正色。在写作上,作者的才华和气质可以陶冶而成,不过需要长期地观摩浸染才见功效。

  创作背景

  时代背景

  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古代史上一个大分裂、大动乱而又是大融合的时期。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错综交织,十分尖锐。这种情况虽然和《文心雕龙》的产生没有直接联系,但《文心雕龙》出现于齐梁时期又和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分割不开。文学理论是创作经验教训的总结,而这个时期文学创作上可总结的经验教训极为丰富。正如刘勰在《时序》篇所说,建安文学的出现,就“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历史的狂潮不仅把文人们卷到“世积乱离”的现实生活中去,使之多少接触到一些时代的气息,反映了一些“风衰俗怨”,而且在现实的教育和启迪下,抛开了汉儒死守章句的老路,从而逐步认识到文学艺术的独立意义。

  从建安到晋宋,诗文创作之盛,有增无已。宋文帝时,便于儒学、玄学、史学三馆之外,另立文学馆;宋明帝设总明观,也分儒、道、文、史、阴阳五部。这是从封建统治机构上正式承认“文学”独立于儒学之外的开始。文学创作的发展,到了南朝,更由于历代帝王的爱好和提倡,出现了钟嵘所说的情况:“今之士俗,斯风炽矣。才能胜衣,甫就小学,必甘心而驰骛焉。”世族文人中也出现“家家有制,人人有集”的盛况。文学创作上这种现象的出现,是产生文学评论的直接原因。不过,当时对文学作品的评论不是没有,而是和文学创作一样过甚过滥。文学评论不乏其人,不过多是达官贵人在“博论之余”的信口雌黄,他们各随所好,没有任何准则。这不单是个批评标准问题,还必须从理论上解决一系列文学艺术的基本原理,文学批评才能有所依据。所以,为了澄清当时文学批评的混乱,指导正确的文学批评,也迫切地需要文学理论的建立。

  自汉末儒学衰微以来,代之而起的是魏晋玄学。从正始年间开始,就“聃周当路,与尼父争涂矣”。东晋以后,佛学渐盛,更加助长了玄风的泛滥,佛教思想对此期文学创作也有着重要的影响。老庄佛道思想弥漫魏晋诗坛,前后达二百年之久,到南朝宋初,虽然“老庄告退而山水方滋”,其实山水诗的产生和流行,和佛老思想也是分不开的。从西晋太康时期开始,文学创作过分追求文辞藻饰的形式主义趋向明显地出现了。这种风气到南朝而又有恶性发展,特别是齐梁以后,更由唯美主义发展为庸俗的色情文学,写下了文学史上极不光彩的一页。怎样对待这种文学发展趋势,就是《文心雕龙》所面临的历史任务,也就是产生《文心雕龙》的具体原因。

  个人背景

  刘勰出身于寒门庶族家庭,虽然他一向喜爱读书,但在注重门第的南朝,他的才华很难得到施展,甚至连基本的生活都存在问题。南齐永明二年(484),刘勰进入了钟山定林寺,度过了他的青年时期。在寺中高僧僧祐的指导下,他对佛法有了更精到的见解,而在整理寺院典籍时,刘勰阅读了寺院所藏各类文献。《文心雕龙》的成书年代,据书中《时序》篇“皇齐驭宝”诸语,及《梁书·刘勰传》所载刘勰负此书干求于沈约车前而“约时贵盛”等推考,当在南齐和帝时(501—502)。刘勰撰此书的动机,一是受到“君子处世,树德立言”的传统人生哲学的激励;二是不满于当时文坛“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鞶帨,离本弥甚,将遂讹滥”而有意纠偏;三是有感于“近代之论文者多”,但“各照隅隙,鲜观衢路”,故“弥纶群言”,撰著此书。书取“文心雕龙”为名,“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序志》篇);“雕龙”则典出《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所记“雕龙奭”之称,原指齐人驺奭善采驺衍谈天之术而成文,如雕镂龙纹一般精致,刘勰取以状饰“文心”,盖指此书的主旨在如雕镂龙纹那样精致地揭示作文所需的细微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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