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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子女汪朗、汪朝谈其父亲
引导语：《老头儿汪曾祺》这本书籍是汪曾祺子女合著的，回忆了这位作家的生活趣事、人生苦痛、创作历程。我们了解汪曾祺子女是如何谈其父亲的?
专访汪曾祺之子汪朗
他的傲是对文学主张与人格的坚守
记者：汪曾祺先生如果活到现在九十了，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在喜欢汪老的读者越来越多，你觉得汪老真正的魅力到底在哪里?
汪朗：刚刚回父亲的家乡参加纪念活动回来，其实我们和老头子从小太熟了，他有篇文章是《多年父子成弟兄》，他在我印象里从来就不是什么大作家，更不是什么大名人，我们那时都叫他“老头子”。
他的作品现在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说明他的东西与当代人的心理有更多相通之处，可以打动人心。其实老头子对这一点生前也一直很自信，还没什么影响时他就说他会进文学史，我们当时都逗他：“你别臭美啦!”特别是我，是经常(开玩笑地)打击他的。
记者：汪老的写作也被认为较好地继承了中国文化的古典精神，其中更有一种悲悯的意味，但仍有一些人认为汪曾祺是隐逸与闲适的，您如何看?
汪朗：他绝对不是隐逸与闲适，只不过有些东西他看得比较透，也看得比较开而已。老头子年轻时就比较傲气，到老了依然，这种傲并不是看不起人，而是对自己文学主张的坚守——这是他傲的根本，他说他有多少传统士人的骨气，那也未必说不上有多少，但他起码知道自己哪些可以干，哪些不可以干。如果非让他写为政治服务的小说散文，他绝对是写不来的，所以他在相当长时间里宁愿放下笔，再去找些事做做，他有一段时间对文物研究也很多的。
记者：黄裳先生应早报之约刚写了一篇回忆他们年轻时在上海的文章，汪老生前有没有对您谈及在上海的往事?
汪朗：也说过一些，但不是太多，他离开昆明时我祖父在镇江，本想给他找份在银行的事做，但父亲不愿意，所以就留在了上海，先与他的同学朱德熙同住，后来找不到工作，才写信给沈从文，最终由李健吾介绍在一所民办中学教书。那时他与黄裳、黄永玉关系非常好，与黄裳认识好像是因为巴金吧。
记者：小说《星期天》对上海生活的记述挺多的，是实情吧?
汪朗：虽是小说，但都是实情，只是人名不同而已，比如里面提到痛打美国兵的赫连都就是电影明星中叔皇，就在那个时候父亲跟着中叔皇学会了跳舞， 1980年代还表演给我妈看过。他在上海教过的一位学生的小孩到北京上学时还来过我们家。
记者：汪老生前一直有着极强的创作力，您觉得如果他还在世，会有什么创作呢?
汪朗：70岁以后他一直在构思小说《汉武帝》，起初是想写中篇，但后来又想写长篇，收集了很多资料，但写这样的小说工程量太大了，他一直没有动笔。和一般人的想法不同，他是想把汉武帝写成一个“变态狂”，但这一构想是不是立得住，他一直在琢磨。不过我一直想象不出如果他真写《汉武帝》，会是什么样的面貌。
专访汪曾祺女儿汪朝
为了纪念父亲，汪曾祺的子女汪朗、汪明、汪朝曾经合著了一本书：《老头儿汪曾祺》，回忆了这位作家的生活趣事、人生苦痛、创作历程。在“九十汪老”系列纪念活动举办之前，记者电话联系上了身在北京的汪老二女儿汪朝，通过生活里的一些小事，向读者展示了汪曾祺生活中更加生动的一面。
父亲汪曾祺
记者：几十年来，您和父亲相伴的日子，有哪些小事仍让您记忆犹新，并深深影响着自己?
汪朝：在家里，我父亲脾气好，很随和，母亲在我们面前还有点威信，他是一点“地位”都没有，和孩子完全平等，我们都叫他“老头儿”。他名气大了之后，还是把自己看成一个普普通通的人，跟最基层的老百姓交朋友，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但他并不总是冲淡平和的，遇到不平之事也会拍案而起。我们楼里一个开电梯的小姑娘被一个住户打了，我父亲非常生气，认为应该让打人者道歉，这事最后没有结果，因为打人的是一个蛮不讲理的愣小子，没人会去惹他。父亲把这件事写进散文《胡同文化》里，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父亲很喜欢两句宋诗：“顿觉眼前生意满，须知世上苦人多”。他的平民意识除了来自于自身性格和家庭影响，更多是在西南联大读书时受到的民主、自由风气的影响。还有，父亲虽然是个老作家，创作跨越现代、当代两个文学领域，但他从不以
“老”自居，思想一点都不保守，他在文学界有很多年轻朋友。他给一些他认为有前途的年轻作家写评论，写序，为他们推介。他愿意花费时间和精力为他们开路。父亲的文化底蕴、文学修养我们是望尘莫及的，但他和母亲那种心境平和、待人平等，不以己悲、不以物喜的生活态度对我们有很深的影响。
记者：很多读者关心作家子女的职业选择，父亲是否也影响了您现在所从事的工作?
汪朝：我们都是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在职业上基本没有可供选择的机会。我们是个很民主的家庭，父亲对我们从事的任何职业都充分尊重。而且，父亲在实际生活中能力很差，也不可能提出什么具有指导性的切实可行的意见。我们兄妹三人的文字表达能力都还算通达，应该和父母潜移默化的影响有关。不过我们三人从事的职业倒和文学没有直接的联系，大哥在经济日报工作，姐姐现在在人民大学从事教务工作，我的职业是新华社图片编辑，去年刚退休。
作家汪曾祺
记者: 《受戒》、《大淖记事》，这两部小说曾深深影响着一代人，清新的文风开创着一个时代的先河，作品字里行间也展现着高邮的农村风光，在您的理解中，家乡对父亲整个创作生涯的影响有多深?
汪朝：我父亲19岁离开家乡，再回乡已是61岁的老人了。在生活中，他很少谈到高邮。只有从他的作品中，我们才知道家乡是什么样子。父亲的记忆力惊人，小说中的一些精微细腻的描写，非常生动准确。40多年后写出来的故事，仿佛就发生在昨天，不差分毫。而且汪曾祺不善于虚构，他的人物、事件都是有原型的。这让一些家乡人也觉得不可理解，所以有人问，他是不是老带着个小本本，把什么都记下来。其实父亲是个很马虎的人，很少记笔记。父亲的作品中，很大一部分是写家乡的。最精彩的，多在这一部分。有一些题材，他年轻时写过，到了老年，对人生有了不同的认识和理解，又重新再写。他对家乡充满了感情。可以说，通过文学作品，让人们知道和了解高邮的，是汪曾祺。
美食家汪曾祺
记者：汪老爱做菜，这是大家所知道的，父亲给孩子们做的菜，现在想起来是个什么味道呢?
汪朝：有十几年没有吃过父亲做的菜了。他的美食家的声誉，是从他谈吃的文章中得来的。不过我们回到高邮才发现，高邮菜真好吃，高邮人真是讲究吃，食不厌精。父亲做的那些菜，拿到高邮来可坐不到头几把交椅。父亲从家乡得到了特别发达的味蕾，爱吃，会吃，各地的风味特色他都要尝试一下。其实他更感兴趣的，是美食后面的风俗习惯、地理人文等文化现象，这和他的文学追求有间接的关系。我母亲一辈子都不怎么会做饭。父亲做菜是责任，也是乐趣。我们喜欢吃什么，他都知道，看着我们吃他做的菜，他常常会露出一种满足的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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