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的翻译

诗经 时间:2017-03-13 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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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在文学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以下是小编分享的《诗经》的翻译,欢迎大家阅读!

《诗经》的翻译

  由于年代久远,经历了无数次语言的变迁,《诗经》中使用的词汇和语法已和现代汉语有了很大差别。作为《诗经》的研究者和爱好者,我们希望弄清每一个字的读音和释义,探寻每一个故事发生的背景,并用尽可能真实优雅的语言将其转述给现代的读者。揭开远古的面纱,当《诗经》能被更多人读懂时,它将拥有更多的读者,也将得到更好地传承,这就是我们翻译《诗经》的意义。遗憾的是,目前通行的《诗经》译本总是或多或少存在不尽人意之处,《诗经》的翻译还需要更多人的努力,以更加优美的姿态来诠释风雅精神。

  一、求“信”―― 最初的艰辛

  严复在《天演论》中的“译例言”里这样说:“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从此,信、达、雅就成了文学作品翻译的普遍准则。在这三字箴言中,“信”是第一位的,也是最基本的要求。简言之,翻译作品内容忠实于原文即为信。看似简单,却被翻译大家严复视为难事。事实证明,所谓“求其信已大难”绝非言重。虽然在众多语言文字学家的努力下,我们已能够基本了解古汉语的面貌,但就《诗经》的翻译而言,历代学者在很多细节上都存在着争议。

  求“信”之难,首先在于字词的理解。一个字的解释不同往往会造成整句话含义的迥别,甚至全篇情感基调的变化。如《周南・葛覃》中“薄�我私,薄�我衣”的“薄”字,高亨先生认为“薄”与“忙”同意,可译为“急急忙忙”。但还有很多译本将“薄”字视为语气助词,翻译时不将其译出。结合前句“言告师氏,言告言归”,“薄”字译为“急忙”时,全句节奏加快,有迫不及待准备回家的喜悦之感。若视为发语词不译,则体现不出这种情感。另外,在《诗经》的翻译中,对故事背景的掌握和对作者情感的把握是极其重要的,《周南・麟之趾》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以往的译本一般认为此诗是对贵族公子和麒麟的赞美,但高亨认为这首诗实际上是孔子所作的《获麟歌》,是一首麒麟的悲歌。高亨指出:“诗三章,其首句描写麒麟,次句描写贵族,末句慨叹不幸的麒麟。意在以贵族打死麒麟比喻统治者迫害贤人(包括孔子自己)。”在该首诗的附录里还举例说明《诗经》中的“于嗟”都是表达悲伤怨恨的感叹词,进一步证明了《麟之趾》是一首表达悲叹之情的歌咏。本文认为高亨先生的观点有一定道理,但也难以就此定论。《诗经》中的每一首诗都会存在类似理解上的分歧,求“信”之难由此可见矣。

  二、“达”与“雅”―― 渐入佳境的升华

  在“信”的基础上,严复又提出了“达”与“雅”的要求。简单来说,文辞畅达、不拘泥于原文的形式谓“达”,有文采谓“雅”。“达”与“雅”的联系非常密切,从文辞畅达的角度讲,“达”已是基本层次的“雅”,“雅”则更加强调译文的文学性。而《诗经》的翻译,尤其是《国风》部分,本为各地民间曲调,很多歌词本就是十分古朴、口语化的。这样的篇章在翻译过程中,对照“雅”的标准,就会产生很多矛盾:到底是应该遵循诗歌本来的面貌,以朴素流畅的形式表达出来,还是一定要追求文采的标准。如果说“文采”谓之“雅”,那么“文采”又该如何界定呢?华丽是一种文采,但谁又能说古淡自然不是一种文采呢?所以又有人将“雅”解释为文学性,这就不局限于辞藻的修饰了。文学作品本来就存在着多种风格,俗有俗的浑然天成,雅有雅的精妙可喜,淡泊致远是一种境界,华美绚丽也是一种格调。以“文学性”释“雅”,尊重作品本来的形态,不失为一种均衡的选择。但是,无论怎样诠释“达”与“雅”,在实际的翻译中还是会感到力不从心。目前《诗经》的译文基本上都是五言或七言的形式,注重通篇格式的整齐,也因此在情感和意蕴的表达上受到很多限制。传统观点对于五、七言诗的要求之一是押韵,虽然译文不需要遵守严格的声律标准,但尾音仍以押韵为佳,这就对上下句译文尾字的使用提出了要求。在短短的五到七个字中,既要完整的表达出原文的意思,又要考虑到选词的恰当和雅洁,还要照顾尾字的合韵,可以说比较困难。《诗经》中的作品以四言为主,所用的语法和字词的意义都是十分古老的,而中国古代汉语的魅力就在于词约义丰,以简短的文字传达出无尽的韵味。因创作年代的久远而形成的历史感和神秘感,加之遣词用字的精妙以及配乐演唱所成就的古朴韵律,使人视之在目,读之在口,感之在心,都有一种古风盎然的情怀。但是一旦用现代汉语表达出来,尤其在字数和音律的限制下,很难再现那种诗性之美。如《召南・草虫》中的名句“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见君子,我心伤悲”,意境忧伤凄婉,用字音韵和谐。翻译成现代汉语,七言如“登上高高南山顶,采摘鲜嫩蕨菜苗。没有见到那君子,我很悲伤真烦恼”,五言如“爬到南山坡,前去采薇叶。不见心上人,心中悲切切”。这两种译法都把原句的意思表达清楚了,意境却欠缺了许多。再如《召南・采蘩》,在现代汉语里,“蘩”就是白蒿。“采蘩”在《诗经》时代就是很平常的“采白蒿”之意,只因它有幸成为《诗经》中的语汇,千百年来在人们的口耳相传中被人为赋予了古色生香的意蕴,怎样读来都觉雅致。而翻译时,白蒿是人们生活中可以看到、触摸到的凡俗之物,不具有文学和古典的味道。我们会认为“于以采蘩,于沼于�”是一种风雅,而“何处可以采白蒿,胡泽之畔和沙洲”则是再普通不过的一句话。从这个角度来讲,《诗经》的翻译再如何完善,也不会绽放出原句的光彩,因为那些简短的四言句已不再只是它们自己,漫长的时光和文化传承赋予了它们远超出文字本身的美。作为研究者,我们能做的也只是努力趋向“达”与“雅”的佳境而已。

  三、自由体译文的尝试 ―― 藏诗翻译之启示

  《仓央嘉措情歌》是藏族文学史中一颗耀眼的明珠,诗歌用藏语写成,它与《诗经》具有某种相似之处 ―― 如果不经翻译,普通读者都很难理解诗句的意思。藏学家于道泉先生最先将其整理为汉文,此汉译本采取“直译”的方式,语言质朴,最大程度保留了诗歌的原意,呈现出自由体诗歌的形态。以此为蓝本,曾缄和刘希武先生分别将其译成七言和五言的古体,创造了很多文采斐然、广为流传的警句。《仓央嘉措情歌》译法灵活,形式不拘一格。以于译本的第二十二篇为代表,于道泉所译的自由体形式为“若要随彼女的心意,今生同佛法的缘分断绝了。若要往空寂的山岭中去云游,就把彼女的心愿违背了”;曾缄所译的七言古体形式为“曾虑多情损梵行,入山又恐别倾城。世间安得双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刘希武所译的五言古体形式为“我欲顺伊心,佛法难兼顾。我欲断情丝,对伊空辜负”。三种形式各有千秋,而以曾缄的版本最著名。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一个启示:《诗经》的翻译同样可以不拘一格,所谓“达”,也就是文辞畅达,不拘泥于原文的形式。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尝试用自由体的现代诗形式来翻译诗经呢?以《召南・殷其雷》的第一章为例,原文为“殷其雷,在南山之阳。何斯违斯,莫敢或遑?振振君子,归哉归哉!”七言古体形式可译为:“雷声隐隐响隆隆,好像就在南山南。为何才回又要走,不敢稍稍有闲暇?诚实忠厚心上人,妻在家里盼你归!”若将其试译为自由体,便可呈现出如下面貌:

  “雷声轰鸣,响彻南山之阳。

  你匆匆离别去了何方,竟不敢有稍稍的闲暇?

  我那勤劳朴实的心上人啊,盼你早日回到我身旁!”

  自由体译文的优势在于较少受字数限制,形式灵活,可以更充分的表达诗句的原意和情感。与五、七言体相比,无论原诗的基调是俗是雅,自由体译诗也都更易于做出恰当的文学性表达。但我们必须承认,《诗经》中的很多诗,的确更适合译成五、七言的规范形式,如果硬性将其译成自由体,会倍感吃力,而且效果并不理想。因为中国古典诗歌,无论是四言、五言还是七言,都具有某种相通性和传承性,五言和七言正是由四言演变而来。从继承的角度讲,四言的《诗经》译成五言、七言的古体有其合理性和优势;但从发展的角度讲,诗歌的演进是向着更加生动活泼的道路前行,那么译文也该如此。我们应该多尝试新的方法,寻找更恰当的方式来解读和展现中国古典诗歌的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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