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被贬江州的后因后果
导语：《琵琶行》是白居易间接揭露了封建社会官僚腐败、民生凋敝、人才埋没等不合理现象，抒发了诗人对自己无辜被贬的愤懑之情。以下是由应届毕业生网小编为您整理推荐的白居易被贬江州的后因后果，欢迎阅读!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于元和十年(815)七月被贬谪为江州司马。这件事，对于白氏来说，当然是一次很大的打击，也是他对于政治方面和诗歌创作方面态度有所转变的一个转折点。
唐代自安史之乱以后，地方割据势力(藩镇)越来越根深蒂固，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与唐王朝相对抗。唐宪宗(李纯)元和中，盘踞在淮蔡的节度使吴元济、镇州的王承宗和淄青的李师道，互相勾结，拥兵叛唐。元和十年六月三日，王承宗派遣刺客刺杀主战派宰相武元衡，刺伤御史中丞裴度，引起了一场政治上的轩然大波。当时，唐王朝的宰相为武元衡、张弘靖、韦贯之等人，武为积极主战派，御史中丞裴度也主张用兵，而张、韦两人表面上以不宜同时讨伐两河(河北、河南，即王、吴等)为辞，实际主张绥抚，息事宁人，承认既成事实，而与武元衡意见不合。事情发生以后，朝臣们大为惊恐。而这时白居易不过是一名闲官，但忧国忧民之心，却仍旧非常强烈。他看不惯那些贪生怕死的官僚们的行径，首先向宪宗上疏，请求迅急逮捕凶犯，以雪国耻。遭到了张、韦等人的不满，并对他加上了“宫官不当先谏官言事”和“伤名教”的罪名。在封建社会里，尤其对做官为宦的人，后一罪名非常严重。这两种罪加起来，于是被贬官到长江以南边远地区去做刺史。但是，事情并没完，中书舍人王涯利用自己的职权(中书舍人有权驳回皇帝下达的诏书)，说他的罪太大，不宜作一州之长，这样，从六月初到七月，这件事经过反复酝酿、制造，两次下令，最后，追回前诏，另下一道命令，让他做一名江州的副职——司马。白居易在那儿整整呆了四年。这就是当时被贬的全部经过。
除了张弘靖、韦贯之两人以外，其余那些“素恶居易者”是些什么人?因为什么“素恶”?白居易为什么得罪了他们?这就要从白居易的有名的诗歌说起。他在《与元九书》中明确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并在他创作的实践中加以实现。他在元和初年，写下了大量的反映现实生活的著名诗篇，用诗歌作为武器来揭露社会黑暗，反映民生疾苦，使得当权者有所警惕，在政治上有所改革，人民的痛苦有所减轻。正是这个缘故，得罪了“权豪贵近”“执政柄者”“握军要者”，招致了许多人的非议和不满。这些人暗中怀恨在心，等待时机，对他或施明枪，或射暗箭;但因这时白居易正在皇帝跟前做翰林学士，虽“为奸人所排陷”，但有一道护身符保护，对他也莫可奈何，无从下手。而到元和十年，盗刺宰相这一公案发生时，白是一名闲官，不仅没有保护伞，而且曾经信任他的那位皇帝，对他的“直言极谏”早已厌烦了。这时，白居易的敌手们看见有机可乘，便一窝蜂地、集中火力对准他开炮，一个罪名不够，加一个，再加一个，必置之死地而后快。
这几年里，执政柄、握军要、掌大权的，具体是什么人呢?
元和三至五年，三公中，杜佑是勋旧贵戚，时年已七十多犹掌朝政。白居易在《秦中吟》第五首《不致仕》中对于七十以上高龄而贪恋禄位、不肯致仕(退休)的`大官僚，讽刺备至，遭到杜佑(及其子孙和门生故吏)之忌，自是意料之中事。于是贞元末、元和初极为专横的一个方镇，《旧唐书》本传说他“公然聚敛，恣意虐杀，专以凌上威下为务”，德宗对他亦无可奈何。
对于这种人，白氏是深恶痛绝。元和三年九月，曾向宪宗上奏《论于裴均状》，论其三不可，之后，又有《论于所进歌舞人事家状》，揭露于的丑恶。这两次劝谏自然会遭到于的嫉恨，于和他的党羽打击白氏，当然是十分可能的。其次宰相中的李吉甫和度支使中的裴均，也都是白氏的对手，这些人的党羽，一直在朝掌权，“素恶居易者”之中，这些人和他们的党羽自然也包括在内。至于一直被皇帝信任、统率禁军的宦官吐突承璀，正是白居易在诗中斥责的“中尉”。元和十年，吐突承璀还在掌权，他不趁机报复，才是怪事呢!还有一个落井下石的中书舍人王涯，不顾公理私谊，反而恩将仇报，狠狠地在白氏头上抛下一块石头!
总合上述各方面的打击力量，使得白居易在江州过了四年的贬谪生活。其实，他们所加于白氏的罪名，都是捕风捉影，没有道理、没有根据的，是假公济私、乘机报复的假案、冤案。而罪名中，“伤名教”一罪，更是毒辣。
所谓“伤名教”，具体是说白居易对他的母亲不孝，母亲看花，掉在井里死了，他还作新井和赏花的诗，毫无伤心和忌讳的表现。这种行为，被认为是大逆不道，连作“人”的资格都丧失了的，还哪能做官呢!——这也可以说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件“文字狱”。从现存的白集看，没有新井诗，宋代人也没有看见新井诗。至于赏花，白集中却很多，但据现存的白集看，元和六年白母卒后至九年补官前，白氏在渭村丁忧期间，所作诗不算多，基调大都是悲伤哀痛的，与其他时间的作品很不一样，也根本没有赏花诗。再者，他母亲堕井而死，并不是因为白居易不孝所致，这从白氏自己对这件事的说法和唐代(比白氏稍后)及宋人关于此事的记载中可以得到证明。
白居易对于政治(国家大事)的热情减退，并不始于元和十年的遭贬。当然，这次对他的打击更大，对他的思想转变影响更深，使他的态度更坚决罢了。被贬之后，有时偶然地又被国家大事所激动，而“愚计忽思飞短檄，狂心便欲请长缨(他想请求皇帝让自己从军，去攻打吴元济)”。写到这里，自己又觉得多事、好笑，赶快又警戒自己，说：“从来妄动多如此，自笑何曾得事成!”后来，就干脆发誓：“世事从今口不言”，——因为“忧国朝廷自有贤”，国家大事，自己只好不管，其实也管不了!不过，话虽如此，当自己在其位、有说话的机会和责任时，他仍然为国为民，积极建议，以求尽到自己的职责。
至于他的创作，经过被贬江州这次打击，“讽喻诗”确实少了，这有两个原因：一则，鉴于揭露、讽刺的对象太多，树敌招灾，不愿再冒风险惹祸。二则，元和初年政治上略见转机，有可为之时，自己冒着风险写下的许多诗歌，还有希望在政治上起一点作用，收到一点实际效果。及至洞悉国情的上下内外、种种矛盾和黑暗，知道大势已定，无可挽救，个人不仅无能为力，而且遭到迫害，“讽喻诗”再写多些也没有用了，反而招来无妄之灾，何必再干这样的蠢事呢!但是，经过这场灾难之后，白居易也并非“讽喻”完全绝迹，遇上重大事件，仍然要写几句来抒发自己的感慨和意见，不过，不用“讽喻”之名，也不像过去那么集中、那么多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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