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有人说是英雄
因为他刀笔敢欺萧相国，声明不让孟尝君；
他，有人说是奸贼
因为他身在山东心在吴，一意招安终末路；
君，何以为？
《水浒传》，是描写北宋末年一次农民起义的作品。宋江是作品中的主人公，也是历史上农民起义的领袖。因此，宋江问题，关系着整个《水浒传》这部作品的问题，也关系着作品中所描写的农民起义这个历史事件问题。
因为文学作品是讲究形象思维的，任何成功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总是通过鲜明而饱和的血肉的形象来体现它的思想内容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阐明形象的社会意义是一件严肃的政治工作，它密切联系着我们对历史现象的看法和对当时历史事件本身所采取的态度。因此，对宋江艺术形象的理解过程也就是对《水浒传》的思想内容深入探索的过程，对宋江这一人物形象的正确认识，也就帮助我们对《水浒传》这部以反映十二世纪一次以农民起义为题材的现实主义作品做出正确的评价。
自从《水浒传》问世以来，一直对宋江的评价褒贬不一。宋江是《水浒》中最复杂的人物形象，也是最经得起琢磨的一个人物形象。他是阴险奸诈？还是忠义两全？是道貌岸然？还是江湖好汉？数百年来，各有评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几曾捧读《水浒》，对宋江这一人物形象也颇有几点想法：
《水浒》中，宋江第一次登台，要数第十八回《美髯公智稳插翅虎，宋公名私放晁天王》，对于宋江的外貌，书中如此记载，“眼如丹凤，眉似卧蚕。滴溜溜两耳悬珠，明皎皎双睛点漆。唇方口正，额阔顶平皮肉天仓饱满。坐定是浑如虎相，走动时有若浪行。年及三旬，有兼济万人之度量；身躯六尺，怀扫除四海之心机。”由静及动，由面及全身，作者用细腻的笔法，在读者的思维空间里构建如此一志气轩昂，胸襟秀丽的形象。不难看出，作者用一枝雄厚悲壮的巨笔，为我们描写了一出绝代政治悲剧，塑造了有一百零八人之多的形象体系，而高踞中心地位者，则是宋江形象。他不是用几个章回或几个情节塑造出来的。这个完整的艺术典型，是通过六十三个章回，用性格结构的多层次组合而刻画成功的，这种人物性格结构的多重性和复杂性，正是认识和分析宋江形象的关键所在。然观其一生，我以为用三个词来概括为宜：即忠，义，功名。
大丈夫行走江湖，义字当先，且先来谈义：
谈及宋江的义，首先得从他的绰号说起。细读全书，我们发现宋江的绰号有四个“及时雨”“呼保义”“孝义黑三郎”“黑宋江”，而用的最多的，乃是“及时雨”。雨者，润物细无声；及时，更是润物的最好时机。书中如此阐释：“平生只好结识江湖上好汉，但有人……能救万物。”（130页）
仗义疏财，网罗豪杰。宋江试图以江湖领袖起家，早年就注意从生平小事做起，受人喜欢，日积月累，名闻遐迩。他不仅仅为结识江湖好汉而疏财。例如第二十回里，他一听说阎婆有难，当即写帖让阎婆去支取棺材，又另付十两银子做送葬费。第二十一回叙述他赞助唐牛儿，许给卖汤药的王公一具棺材及送终之资。在清风寨他厚待花荣手下；在江州牢城营买上买下，自管营至囚徒，无不喜欢他。正是因为他所到之处，善待凡夫俗子，才赢得在江湖上有最响亮的名气，令天下豪杰倾心向往，遇难时投奔他。而对他来说，网罗豪杰更重要，也更热心。《水浒传》第十八回道，“若有人来投奔他，若高若低，无有不纳，便留在馆谷，终日追陪，并无厌倦。若要起身，尽力资助，端的是挥霍，识金似土……以此山东，河北闻名，都称他做及时雨。”
所谓英雄惜英雄。义，便成了江湖好汉的为人处世之原则，扬名江湖之根基。江湖上的好汉一听说“及时雨”宋江的大名，纳头便拜，“及时雨”如雷贯耳，令人肃然起敬。一百零八位好汉缘何会齐聚梁山，而不是你居华山，我占泰山？这块能吸引好汉的磁石在哪儿？很显然，这块磁石来自于宋江。正如张顺所言，“久闻大名，不想今日得会，多听的江湖上来往的人说兄长清德，扶危济困，仗义疏财。”梁山好汉的聚义，乃是交情浑似股肱，义气如同骨肉。
当然，对于这个“义”字，我认为应从几个方面来看：一，为民族之义。宋江梁山聚义是宋官家逼的，无路可走，逼上梁山；在举起义旗后，外敌入侵，宋江收起原来的宗旨，共同对付外敌，面对辽邦欧阳侍郎晓之以理，诱之以利的劝降，连军师吴用也有些动摇了，而宋江立即对吴用的这一番“投降主义”言论严加驳斥，这正是一种民族大义的体现。
二，为兄弟之义。宋江上梁山前是一位仗义英雄，义放晁盖，当法与义发生矛盾时，宋江就不顾法度了。他对梁山的事业有一定的贡献，他为了梁山好汉，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杀了阎婆惜。众好汉齐聚梁山，推宋江为梁山泊首领，缘何？宋江有以下的优势：仗义疏财，在江湖上有一定的号召力；关怀兄弟，兄弟遇难设法相救；有一定的组织和军事指挥才能。试问，军师吴用也有组织和军事指挥才能，为何不能坐上交椅？这正是宋江兄弟之义的魅力之所在。三，为正义之义。北宋末年政治日渐腐败，统治阶级对外妥协，对内大肆搜刮，残酷压迫和剥削广大人民，造成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宋徽宗赵佶即位后，更是大兴宫室，浪费无度，加之水旱自然灾害的侵扰，人民无法生活，具有社会正义感的宋江之流，更是疾恶如仇，惩恶除奸。有诗为证：
“起自花村刀笔吏，英灵上应天星。疏财仗义更多能。事亲行孝敬，待士有声名。济弱扶倾心慷慨，高名水月双清。及时甘雨四方称，山东呼保义，豪杰宋公明。 ”（《美髯公智稳插翅虎，宋公名私放晁天王》）
在封建社会里，忠君和报国是一致的。岳母刺字，精忠报国，而宋江的“尽忠报国”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
他还处于躲避“杀惜”之祸的消极反抗中时，忠的观念便开始萌动了。武松投奔二龙山前，向宋江讲了以反抗求招安的知心话后，也勾惹起宋江对前途的思考，他说：“兄弟，你……到了彼处。入伙之后，少戒酒性。如得朝廷招安，你便可撺掇 鲁智深，杨志投降了，日后但是去边上，一枪一刀，博得个封妻荫子，久后青史上留得一个好名，也不枉为人一世。我自百无一能，虽有忠心，不能得进步。”
这就是说，只有走借反抗谋招安的迂回之路，才能实现忠的理想。这样看来，忠是作为影响人物命运和人生道路的决定性因素出现的。而且由于忠的发展，宋江性格的本质特征也发生转变，性格层次也将出现新的变化，显示出性格的新发展趋势。宋江被逼上梁山泊后，思念老父，回家搬取。不想自坠罗网，寻路躲避，奔入还道村，闪进“玄女庙”，得到九天玄女娘娘亲自召见的殊荣。赐酒赐枣之后，玄女娘娘对宋江说：“传汝三卷天书，汝可替天行道，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去邪归正。他日功成果满，作为上卿。”
这个艺术情节，揭示了宋江性格的一条新的发展道路；反抗是为了替天行道，接受招安也是为了替天行道，所以反抗的目的，就是为了接受招安。不过，在接受招安以前，替天行道具体表现为“为主全忠仗义“在接受招安以后，替天行道具体表现为“为臣辅国安民”。宋江性格的这种发展趋势，是十分可悲的。反抗斗争被纳入忠君的轨道，宋江也便成为皇权主义的可悲牺牲品。
宋江在逃亡离家前，向父亲和兄弟表达了若遇朝廷宽恩大赦，便可父子兄弟团聚的愿望。这就是说，他宁愿躲避官府的迫害，而不愿意反抗官府的迫害因此，宋江没有去投奔梁山泊这位义重情深的兄弟，而选择了投奔横海郡柴大官人、白虎山孔太公和清风寨花荣。可见，他对朝廷的忠是一直存在的。
梁山第一把交椅，晁盖以义字号召数好汉，终其一生，也只博得一个义士的美名；而宋江坐上第二把交椅，将聚义厅改为忠义堂，在受招安之后，更是改“替天行道”为“顺天护国”。古来帝王皆以天子自居，替天也好，顺天也罢，皆为替皇帝办事，为皇帝服务。从官逼民反，到逼上梁山，再到改忠义堂，到招安，宋江骨子里始终透着这种忠的思想。
有人会问，宋江被发配江州，曾在浔阳楼上写下四句诗，“心在山东身在吴，飘蓬江海漫嗟吁。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黄巢是晚唐农民起义领袖，既反贪官，更反皇帝，宋江却敢笑他“不丈夫”，难道他就无反皇帝之心吗？
且先还是从绰号谈起，“山东呼保义，豪杰宋公明”，宋江自称呼保义，保义实为官名。据《辅耕录》载：“武正八品曰保义校尉，从八品曰保义副尉。言吏员未受职，己呼之为保义也。又宋时相呼曰保义，似亦通称，如员外之类”。可见，宋江希望成为赵和、官家的保护人，受皇帝使唤而在原著中写宋江征辽成功后，大书特书一句“加宋江为保义郎”，这不可为一种巧合。
再看宋江等聚事梁山，却与通常草莽英雄自立王朝，分庭抗礼有不同之处：一，他们从不封王称官，只是呼头领，头领者，即今日“领导人“是也，从未立官爵。二，他们只是”替天行道“，天者，皇帝也。替天，也只是代皇帝扫除奸邪而已；三，是攻城陷地，也是得而不守。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他们是不抢宋天子的土地的。
晁盖死后，宋江将“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这对起义军来说是一件重要的事情，是《水浒传》中宋江的一大关键。他在被逼上梁山后，一直念念不忘受招安，他在擒了呼延灼后，亲自为其松绑，敬酒压惊，表乞愿招安之心；而受招安后，宋江就彻底成了一个朝廷的忠臣。由起义军的首领走到服从朝廷的顺臣。这时，宋江的思想是：我是热爱国家的，皇帝代表国家，朝廷不负我，我不负朝廷。他不听吴用等好汉的劝阻，去征起义军领袖方腊，打的十分惨烈。宋江带众人征方腊后，原本的一百零八位好汉尽剩下二十七个，其余的不是牺牲，就是出走了。想昔日弟兄相聚，如花方开，看今朝弟兄离散，如花零落，惹动宋江连日思忆。泪如雨下、郁郁寡欢，罩在悲凉的冷雾里。李逵“再上梁山”的主张，李俊、张氏兄弟、阮家昆仲“就这里杀将起来，把东京劫掠一空，再回梁山泊去，只是落草倒好”的筹划，也许是一条可供选择的出路吧。何况众弟兄“尽有反心”，这样做可能易如反掌。但是，这扭转不了宋江以“我当死于九泉，忠心不改”和痴情。而朝廷并不信任他，对他加害致死。宋江临死前，唯恐李逵造反，让他也喝药酒被毒死。
浔阳楼上题反诗，如何解释？酒后失言而已！
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身前身后名。古来英雄义士大多重功名，光宗耀祖，留名青史，是数代英雄豪杰的梦想。而在宋江的身上，“功名”一词也有着相当的分量。
且说宋江上了梁山后，认为这是落草为寇，是“权避水泊，暂时避难”。他并不准备把“打家劫舍“作为自己终身的存身之所。宋江的逼上梁山和李逵，阮氏三兄弟等上梁山不同，后者把劫富济贫作为自己的生存之道；宋江则不然，他即使上了梁山，也没有夺取政权取而代之的壮志，他害怕自己背上谋权篡位的千古骂名，他时刻在等待时机，希望一旦时机成熟，天可怜见，就把受招安看作是一个体面的归宿，从而又可以洗掉他落草为寇的污点。
在第七十一回“忠义堂石碣受天文 梁山泊英雄排座次”中，宋江在宣誓时说“……但愿共存忠义于心，同著功勋于国，替天行道，保境安民……”又如宋江在送武松去二龙山入伙时，叮嘱武松“……日后但是去边上，一刀一枪，博个封妻荫子，久后青史上留个好名……”
宋江在前七十回中的反对农民起义，制造投降主义舆论，多次向归顺农民军的封建军阀和大地主表示“情愿让位”一系列“占山迫，权时避难”“专等朝廷降旨招安”等等言语，如金圣叹所言“纯是权诈之词，而非由衷之言……”为了探求招安的政治出路，宋江首先在内部放出了试探的气球。重阳节菊花会上，宋江乘着酒兴，写了一首《满江红》词，呼吁“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在宋江看来，招安已经具有重大的现实性和迫切性。公开提出招安问题，是宋江性格结构发生转化的重要标志，它意味着忠的性格要素由小到大，逐渐向主导地位前进，义的性格要素停滞起来，并被纳入忠的轨道，继续表现出自己的色彩和亮度。
接着，宋江又以两赢童贯和三败高俅的辉煌战绩，取得了争取朝廷招安的主动地位和有利条件。这时，宋徽宗惊恐失态，权奸们束手无策，朝廷除去招安，别无良策。在宿太尉的帮助下，天子御笔亲书丹诏，实行招安。盼望已久的招安终于实现了，宋江的性格也完成了一次转变，忠的性格要素上升到主导地位，义的性格要素已经降低了时代的激调，它的音响渐渐为历史传统所淹没。而且接受招安以后，宋江率领梁山泊义军，打着“顺天”、“护国”的旗帜向东京进发。然而，他们归顺的朝廷和皇帝，等待他们的，将是怎样的历史命运？世人皆知晓……
不难看出，从忠于职守的小吏，到逼上梁山，再到招安报国，宋江的忠与义终究没有逃脱“功名”的束缚，为了一纸功名，终酿造了人生的政治悲剧。
韩晓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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