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为何受人诟病?

发布时间:2016-2-22 编辑:互联网 手机版

说法一、孙中山依靠黑帮,流氓成性

孙中山曾经加入洪门,并被封为“洪棍”,而哥老会、三合会等帮派更曾经公推孙中山为会长。除孙外,其它革命党人也纷纷加入洪门等帮派,有的成为了帮派领导核心。

商榷:这并不能简单推断出孙中山“流氓成性”。

首先,以广东会党头目郑士良为例,他与孙中山畅谈革命“一闻而悦服”,便对孙中山表示:“我虽是三合会的头目,但我近来想,非有新思想的人不能成大事,所以我想找一个这样的人。我觉得你是这样的人,便跟着你来了。”

认可、接纳、服从革命党人的心态,促进了会党行为的改变,部分会党“其宗旨始不过反清复明,自孙逸仙变化其思想,易而为近世之革命党”。虽不无夸张,也确有其情。 …[详细]

其次,初创革命势力在其弱小时,借用“会党”“帮派”甚至“黑帮”力量的情况十分常见。所谓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如果没有哥老会的帮助,怎么可能顺利发起?而“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革命或者要迟一年半载”。对比来看,在“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与“安源罢工”等事件中,黑帮的行踪也一直影影绰绰…… …[详细]

说法二、孙中山勾结日本人,卖国贼

关于孙中山曾试图用租让中国满州地区权益或提供其他特权的办法,来换取日本军阀或财阀援助中国革命的情况,许多年前日本学者就先后撰文加以披露。早已不是什么秘密。

商榷:孙中山和日本人谈条件,是不是卖国贼呢?还是需要理性分析--

首先,人们以为要爱国,就要口号喊得震天响,行动做到最激烈,对外若有丝毫妥协退让,就是大逆不道,必诛之讨之,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殊不知,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党,恐怕没有哪一个不曾接受过外国的帮助,没有哪一个能够在对外问题上真正做到彻底清白的。

其次,在孙中山所处的历史环境中,同其他人一样,孙不可能有一以贯之的明确的主权和领土概念。何况清王朝签订不平等条约,相当一部分就是清王朝缺乏主权领土意识,害怕麻烦,主动放弃的结果,“堂堂国家之代表清廷上下尚且如此认识,一个单枪匹马,一意以整个国家为敌的造反者,又如何会为自己的革命设定不切实际的斗争目标呢? ”…[详细]

说法三、孙中山“排满”,搞民族主义

作为孙中山提出的革命任务,以及同盟会的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一直被认为是民族主义的标志,并且常被评论者认为充斥着血腥味道。

商榷:实际上,孙中山讲得很清楚,不是单纯反满,是反满族统治者而不是全体满洲人。对于满洲人,他们也可以参加革命民主派。

其次,没有反满口号难以动员群众。因为当时老百姓对满洲贵族特别愤恨,人们有切身之痛。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不要说当时的老百姓,就是东京的留学生也不是完全理解。因此,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样的革命口号便出台了。…[详细]

说法四、孙中山是“孙大炮”,大言无实

孙大炮,是孙中山早期的外号,随着起义的次次失败,孙的诺言无一兑现,“孙大炮”已经不是玩笑了,它代表着某种人品上的信用不良。

商榷:的确,孙中山的道德存疵是十分明显的。

但如果不是“孙大炮”一次又一次跌倒爬起,恬着脸四处化缘继续挣扎,革命事业又将安在?武昌起义前孙中山领导了10次武装起义,倘若没有孙大炮一次次“空放”,没有“黄花岗72烈士”鲜血流淌,武昌第一枪响又将安在?…[详细]

先行者总是要被嘲笑和被误解的,他们与这个时代不是相见恨晚,而是相见恨早。…[详细]

说法五、孙中山要求党员宣誓效忠,家长式统治

孙中山组织“中华革命党”,要党员向他个人宣誓效忠,并按指印,实行家长式统治。当时反对者甚多(如黄兴)。至今尚有人借此认为孙中山实际上是个独裁者。

商榷:然而,“国民党以数十万党员,实行二次革命,不匝月而先后败亡,实在是团体庞大,份子复杂,意志不一所致。”国民党松懈无力,中华革命党要强化纪律、加强战斗力,这肯定是正确举动。

其次,孙中山认为黄兴“不入会”是适宜的,对此他“甚满足”。黄兴不愿加入中华革命党,表面上是“反对写誓约、打指模,宣誓服从孙中山个人”,但“实际上是对二次革命失败原因的总结意见不同与对孙个人不满”。后来,“党内同志为使黄兴加入中华革命党设想了变通办法,黄兴也同意,但为其他人所反对,黄兴终未加入。”…[详细]

孙中山不当“小人”又如何?

假若李鸿章当初接见了孙中山……

没错,孙中山为目的不择手段

纵观以上几点人们诟病孙中山之处,即便再怎样讲“不管黑猫白猫,能抓到老鼠就是好猫”,都会给人以“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的感觉。

没错,为了革命,为了夺取政权,为了政治理想,孙中山在许多方面的确“不择手段”,其行事的确很“小人”。

但面对时局,“小人”以外的道路都走不通

孙中山一开始是不“小人”的,反而很温和,很通人情。他曾经上书李鸿章,呼吁维新改革,却没有等来李中堂的回复。此后,孙中山自说自话--

“知和平手段无可复施……不得不稍易以强迫。”从此,孙文成了职业革命家。

当一个社会广泛的存在小人式的压迫,被压迫者有三种选择--1、小人式的反抗(像孙中山这样);2、君子式的反抗(像甘地那样);3、不反抗,逆来顺受做奴才。

要求人们做君子式的反抗可不太容易,因为“他对你小人,你对他君子”,这需要高风亮节的人格,甘地不是被称为“圣雄”吗,也就是说“圣人”才能做到。要求人们做奴才也不容易,因为没有人想做奴才,更不该做奴才。…[详细]

这就需要问问那些生活在20世纪初的中国人们,他们到底是愿意做不断期望不断失望的“圣人”,还是愿意做逆来顺受的“奴才”,还是愿意出去拼个鱼死网破,哪怕日后被称为“小人”?

孙中山们并未打断改革

改革派们都被“老佛爷”骗了

革命与改革:手段有异、目的本同

无论改革派(立宪派)还是革命派,都有同样的目的:争取民权,改变政体,实现立宪。正如革命党人汪东所说“排满论与政治革命论,皆假定之以为可以救吾国,其性质非有差也。”

两派的差别只是在实现的手段上:改革派主张实行和平的政治改革,走“君主立宪”的路子,而革命派则主张以暴力手段推翻清王朝,建立共和国。

话说回来,如果能够和平变革就达到政治目的,谁又愿意出去拿命赌明天呢?

面对清廷 改革手段其实无法实现

然而现实往往令人唏嘘--

纵观晚清历史,每当还有一线希望、还能控制一定局面的时候,清廷总是拒不变化;只到时机已逝、丧失了操控能力的时候,它才匆匆忙忙地被动“变革”。

1904年,日俄两国在中国东北地区开战,国危之际,改革派声势迅速高涨。

1906年,清政府在派五大臣留洋考察后终于决定“预备立宪”。

1908年,在“若不及早将国是决定……万一人心不固……臣等不足惜,其如太后、皇上何!”的警告下,老佛爷当即答应宣布立宪年限,随后《钦定宪法大纲》出台--

“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用人权……议院不得干预”、“国交之事……不付议院议决”、“凡一切军事,皆非议院所得干预”、“皇室经费……议院不得置议”。

同时,清政府通知“九年内各事项一律办齐……颁布宪法”。

立宪派苦等几年的结果,竟是这样一纸空文,还要“再等九年”。…[详细]

最终还是孙中山们倒逼了改革 达到目的

1910年,改革派坐看政府一系列“亡国之举”实在不忍,转而向政府请愿上书,而清政府除了提前三年召开国会外,再无任何让步,反而镇压了学生请愿运动。

改革派也终于意识到“全国人心,为之灰冷”、“气数之穷,岂人力所能挽救,徒劳无益,知者不为”……没错,紧接着,辛亥年就到了。

武昌起义后,天下响应革命,当权者终于知道丧失人心之可怕,在不到一个月内连忙炮制出了《十九信条》--

“皇帝之权,以宪法所规定者为限”、“皇位继承顺序,于宪法规定之”、“皇室经费,由国会议决”、“不得以命令代法律”……

这《十九信条》若是在一年前宣布,哪怕是半年前宣布,天下也不会是那个样子。但一切为时以晚:整整74天后,袁世凯上奏“自古无不亡之国”,又过了27天,隆裕太后带着清王朝的末代皇帝溥仪,在养心殿里,“挥泪对宫娥”。…[详细]

如果没有孙中山代表的革命派“小人式反抗”,大清的江山就真的会君主立宪吗?你信吗?

“战士战死了的时候,苍蝇们所首先发见的是他的缺点和伤痕……然而,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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