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是我国著名的长篇讽刺小说。作家一破常例“扫荡名士美人之局”（1），“乃秉公心，指谪时弊”（2），它通过生动的艺术形象，“穷极文士情态”（3），从一个侧面再现了明清时期社会生活的真实。它不仅以最多的篇幅、最着力的刻画来表现封建文士的生活和精神状态，描绘了杜少卿、荆元、虞育德、庄绍光、周进、范进、匡超人等正反“儒林”人物；还无情地揭露、鞭挞了贪酷昏庸的官吏和横行乡里的土豪，勾勒出了张乡绅、王惠、严贡生、方盐商等社会毒瘤的丑态；而且，那辛辣尖刻的讽刺笔触也没有轻饶那些趋炎附势的市侩，惟妙惟肖地塑造了胡屠户、梅玖、王德、王仁等一类可笑、可憎、可鄙的势利人物形象，从而丰富了我国文学人物的画廊。后类人物中，又尤以胡屠户的形象最为生动、活脱、丰满、逼真，极尽“艺术的真实”，堪称是一个具有较高价值的典型形象。本文仅就这一人物形象的性格特征、社会意义谈谈一管之见。
（一）
胡屠户是吴敬梓在《儒林外史》第三回中塑造“腐儒”范进的同时，用心刻画的一个重要人物。他虽作为陪衬人物在小说中出现，而且出场时间不长，次数不多，但却是一个不可不注意的人物。这不仅是因为描写胡屠户这个人物的篇幅集中，刻画得细致入微，逼真得惟妙惟肖，活脱得呼之欲出，给读者留下的印象深刻，还主要是由于胡屠户所处的社会地位及其生活环境的特点，对深化作品主题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胡屠户是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他五更鼓就往集上去买猪，“一天杀一个猪还赚不得钱把银子”，即使雇过“烧汤的二汉”，也只能站在市井细民的行列中，算不上剥削阶级分子。但由于受封建传统思想的毒害和八股科举制度的恶劣影响，他的市侩习气极为严重。如果说周进、范进是受八股科举制度毒害最深的封建“腐儒”的典型，那么，胡屠户则是拜倒在“功名富贵”之下的趋炎附势的市侩典型。试析胡屠户以势利为核心的市侩性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胡屠户有一双欺贫爱富的“势利眼”。范进热衷于科举，考了二十多次方中个秀才，这只是仕途的起步，还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其穷愁潦倒、遭人践踏的社会地位。这时的丈人胡屠户虽提着“一副大肠和一瓶酒”来贺他，口里却骂范进是“现世宝穷鬼”，并数说了一大通“教导”女婿要明白经济世务的话。这与其说是来祝贺，倒不如说是来训斥的。乡试前，范进找丈人商量盘费的事，又被胡屠户“一口啐在脸上”，骂他生得“尖嘴猴腮”，去参加乡试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一顿夹七夹八，直骂得范进摸门不着，盘费也分文没给。可是，当范进中举后，胡屠户却一反常态，立刻大方地带着“七八斤肉、四五千钱”去贺喜，还在众邻居面前夸：“我的这个贤婿，才学又高，品貌又好。”一会儿喊：“贤婿”，一会儿叫“老爷”，亲热无比。时隔不久，前后胡屠户却判若两人。
其二，胡屠户是一个欺民怕官的“可怜虫”。在胡屠户的势利眼里：万般皆下品，唯有做官高。他曾教导范进处世之道：“若是家门口这些做田的、扒粪的，不过是平头百姓，你若同他拱手作揖，平起平坐，这就是坏了学校规矩，连我脸上都无光了。”胡屠户不仅如此岐视“平头百姓”，而且对白衣秀才的女婿也没有少轻视，这是因为秀才也是平民之故。可是，一旦女婿乡试中举后，这个把女婿“骂了一个狗血喷头”都不怕嘴歪的胡屠户，为救治女婿的“痰迷病”而狠心打了“举人老爷”--范进的一个嘴巴，却反倒害怕起来，慌得连声赔小心，打了人的那只手也不觉“隐隐的疼将起来”。那个年代，中了“举人”，在世俗的眼中，便成了天上的“文曲星”，就可以做官当“老爷”了。难怪胡屠户心里懊恼不已：“果然天上文曲星是打不得的，而今菩萨计较起来了。”甚至害怕得到了“想一想，疼地更狠了”的可笑程度。当“举人出身，做过一任知县”的张乡绅的轿子到了范家门口时，“胡屠户躲进女儿房里，不敢出来，．．．．．．直到张乡绅上了轿，才敢走出堂屋来。”这个自视比“平头百姓”高一等的胡屠户怕官竟怕得成了一个“可怜虫”。
其三，胡屠户又是一个自私虚伪，嗜钱如命的“财迷鬼”。当范进把张乡绅送来的银子包了两锭递与丈人时，“屠户把银子攥在手里紧紧的”，好象将被别人抢了去似的，却又要假意推辞一番，“把拳头（笔者注：不是伸开手）拿过来道：‘这个你且收着，我原是贺你的，怎好又拿了回去。’”可是，胡屠户没等女婿把话说完，便“连忙把拳头缩了回去”，并说：“如今拿了银子家去骂这死砍头短命的奴才！”分明是胡屠户爱财如命，却说是拿了银子回去教训儿子去，以自欺欺人之谈，来自圆其说。寥寥数笔，一副虚伪贪婪的“财迷鬼”神态跃然纸上。
其四，胡屠户还是一个吹牛拍马、阿谀奉承的“哈叭狗”。正是这个“我自倒运”，后悔不该把女儿嫁给范进的胡屠户，在范进中举后却吹牛说：“我小老这一双眼睛，却是认得人的。”也就是说他料定范进会做“老爷”，才把女儿嫁给他。也是这个骂范进“尖嘴猴腮”，根本不配与“城里张府上那些老爷”相比的胡屠户，在范进中举后，却夸他的这个贤婿“就是城里头张府、周府这些老爷，也没有我女婿这样一个体面的相貌。”为了奉承当了“老爷”的“贤婿”，胡屠户竟自己打起自己的嘴巴来了。为了讨好“贤婿老爷”，胡屠户还向女儿丑表功：“我早上拿了钱来，你那该死瘟的兄弟还不肯。”为了拍“贤婿老爷”的马屁，胡屠户竟把儿子作了下饭的菜。更令人作呕的是：胡屠户见女婿中举后因痰迷心窍，衣裳后襟在地上滚皱了许多时，竟“一路低着头替他扯了几十回。”（笔者注：不是骂，不是不扯，也不是只扯了一两回）。到了范家门口，胡屠户高声叫道：“老爷回府了！”在胡屠户眼里，此时的范进已不是“尖嘴猴腮”的“现世宝”。而是老爷了；范家的茅草屋也成“府”了。这哪里是丈人体贴女婿，这是狗在主人面前摇尾，奴才在向主子献媚。其“哈叭狗”式的丑态，表演得真是淋漓尽致，令人厌恶已极。
总之，吴敬梓笔下的胡屠户是一个兼备了“势利眼”、“可怜虫”、“财迷鬼”、“哈叭狗”等多种性格特征的庸俗卑鄙、趋炎附势、前倨后恭的典型市侩形象。而这类令人齿冷的势利小人，在当时社会的芸芸众生之中随处可见。也许，这就是我们的讽刺大师不肯放过，要狠加笔伐，以警后世的个中原由吧。
（二）
吴敬梓讽刺的矛头虽然总是直接落在某一个人的身上，但体现在个人身上的罪恶，归根到底是社会的产物。鲁迅说得好：“非倾向于社会的讽刺，即坠入传统的‘说笑话’和‘讨便宜’。”（4）胡屠户是吴敬梓辛辣嘲讽的一个市民阶层中的市侩典型，作家把笔锋指向市民阶层，鞭挞了他们身上的某些自私、卑贱、势利、落后的思想和行为，从一个角落的阴暗处入手，揭露了封建统治阶段的罪恶，其社会意义不可低估。
首先，“势利”的胡屠户是整个“势利”社会的缩影。胡屠户形象的塑造，揭示了八股科举制度下人与人关系的庸俗、卑鄙。《孝经》上说“显亲扬名”才是大孝。在八股科举制度下，只有获得了“科名”，中了“举业”，才能荣华富贵，光宗耀祖。“显亲扬名”便是封建文士所向往的最终目的。象周进、范进们便代表这样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和生活态度。“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5）胡屠户以及他那个市民阶层的人们也不例外。在他们眼里，谁能获得“功名富贵”，谁就有出息，就会受到社会的尊敬。反之，谁就是“尖嘴猴腮”、不屑一顾的“癞蛤蟆”，就会遭到世人的鄙视。可不是吗？范进参加乡试时，“家里已是饿了两三天”，众邻居有谁去过问呢？可是，当范进中举，报录人把录取的喜报送到屋时，“邻居都来了，挤着看”，这不单是看热闹，而是为了捧场。看，邻居们纷纷争着把“蛋、酒、米、鸡”等食物送来了，又是请报录人吃酒，又是商议如何救“范老爷”。当范进昏倒在地时，“众邻居一齐上前，替他抹胸口，捶背心，舞了半日。”这哪里是一般的救人，分明是谄媚奉承，殷勤作态。不仅邻居们如此，连“一向有失亲近”的张乡绅也送来了“五十两”白花花的银子和“三进三间”的房子。这不只范进中举后是如此，范进的恩师周进高中之时，“不是亲的也来认亲，不相与的也来认与”，不也是如此吗？可见整个社会都是如此。“姑老爷今非昔比，少不得有人把银子送上门来给他用。”原来，中了“举人”便能挤身于上流社会的行列。上可中进士，下能交官府，也能直接做官，自然会有人来巴结奉承。胡屠户真是一语破的，道出了当时社会人与人关系的“真谛”。
其次，透过胡屠户的眼睛，看到了封建专制主义制度的腐朽、黑暗。在八股科举制度下，“功名富贵”有它特定的含义。所谓“功名”，就是靠科第取得官职。所谓“富贵”，就是在经济上“富”，在政治上“贵”。封建社会里“功名”与“富贵”是紧密相连的。而获取“富贵”的最主要途径是靠做官。做了官就有权势，有了权势便可弄得钱财，既富且贵。胡屠户眼里的张乡绅，“做了一任知县”就是“万贯家私”。还说张乡坤“他家里的银子，说起来比皇帝家还多些哩！”这虽然是夸大其词，但张乡绅大富大贵的事实是不可否认的。其大富大贵的原因是在哪里呢？读者从张乡绅操纵佃户敲榨僧官的钱财所用的手段（见《儒林外史》第四回，以下回目均见本书），从王惠刚上任就念念不忘“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一事（第八回），便可悟出其中的奥妙：当官之所以能发财，是封建统治者依仗权势，利用受贿贪污、巧取豪夺等手段剥削劳动人民的结果。历史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乾隆以来官场贪污成风。乾隆帝本人喜欢臣下奉承和贡献，因而造成一个大贪污者和珅。和珅历任大学士、尚书、军机大臣等要职，卖官鬻爵，招权纳贿，积起一笔巨大的家私。乾隆帝死，嘉庆帝抄了和珅的家，将其财产共编为一百零九号，已估价的二十六号，共值银二亿二千余万两，未估价的八十三号不知凡几。在这种贪污的风气下，从乾隆到嘉庆，在全国不断地发生大的贪污案件。”（6）大臣是贪污者,皇帝自己更腐化，“乾隆帝六次南巡，完全是为的玩乐，沿途掠妇女，置离宫，真是竭尽东南千百万人民之财富，以供统治者一人之享受。”（7）乾隆后期已完全腐化了。和珅贪污案发案之时，吴敬梓早已不在人世，当然不得而知，也不可能知道乾隆嘉庆时统治阶级已经完全腐化了的史实，更不可能在他的作品中披露出来。但难能可贵的是，作家正是在史学家们所赞誉的“乾隆盛世”的前期，却通过胡屠户的眼睛，透视出了当时社会腐败、黑暗的现实。
再次，胡屠户形象的塑造，揭露了封建统治者凶残的本质，反映了阶级矛盾的尖锐对立。胡屠户是一个被封建专制制度扭曲得极其显著的市侩形象，他“欺民怕官”的性格，是在他所生活的特定社会环境中养成的。从他多次提到张乡绅的语气中，可以知道张乡绅是他所崇拜的人物。然而，正当张乡绅到他女婿家门口将要进屋时，他却害怕得躲了起来。这是为什么呢？胡屠户没有明说，作家从侧面告诉了读者：从汤知县依照张乡绅的鬼主意，仅为用“五十斤牛肉”行贿的事，而害死了一个回民老师傅的事情（第四回）。读者可看出封建统治者的阴险狠毒。从王太守一上任，来不及干别的，先就“钉了一把头号库戥，把六房书办都传进来，问明了各项内的余剩，不许欺隐，都派入官；三日五日一比，用的头号板子，把两根板子拿到内衙上秤，较了一轻一重，都写了暗号在上面；出来坐堂之时，吩咐叫用大板，．．．．．．这些衙役百姓，一个个被他打得魂飞魄散。合城的人无一个不知道太守的厉害，睡梦里也是怕的。”（第八回）从这一段描写中，读者看到了封建统治阶级对劳动人民的野蛮、残酷。在封建专制主义血腥统治下，怕官者绝非胡屠户与“合城的人”，劳动人民普遍都存在着“怕官”心理，只是程度不同罢了。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受统治阶级封建思想意识的毒害；另一方面是慑于封建统治者的淫威。这种“病态心理”是封建统治阶级留在被统治阶级心灵上的“创伤”。所以胡屠户怕张乡绅“躲到女儿房里，不敢出来”；“合城的人”怕王太守“睡梦里也是怕的”，这毫不夸张地揭露了封建统治者凶残的本性。正是这种“创伤”的溃烂、发展，使阶级矛盾日益尖锐，以致“官逼民反”，才把那个腐朽的统治阶级推翻的。
最后，胡屠户前倨后恭、趋炎附势的市侩形象是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只要阶级没有消亡，等级制度没有消灭，贫富差距没有缩小，平等理念没有建立借用它就可以照出形形色色的市侩人物的嘴脸，从而体察到人情之冷暖、世态之炎凉，其社会意义的长期性真可谓不言而喻。清末作家李宝嘉在著名谴责小说《官场现形记》中刻画了这样一个官场人物--文制台大人。这大人曾立下一个规矩：凡是他吃饭的时候，无论什么客来，都不准手下人通报他。一天，刚好有一个“洋大人”在他吃饭的时候来访。巡捕很为难，不得已通报一声“有客来拜”。大胆的奴才，竟敢坏了大人的规矩！制台大人当然非常恼怒，劈脸打了巡捕一个耳刮子，还踢了一脚。可是，当听到巡捕说来客是“洋人”时，制台大人“不知为何，顿时气焰矮了大半截，怔在那里半天”。待醒悟过来后，又给了巡捕一个耳刮子，外加一脚，斥责巡捕通报迟了。书中接着写道：“制台送客回来，连要了几把手巾，把脸上、身上擦了好几把，说道‘我可被他骇得我一身大汗了！’坐定之后，又把巡捕、号房统通叫上来，吩咐道：‘我吃着饭，不准你们来打岔，原说的是中国人。至于外国人，无论什么时候，就是半夜里睡了觉，亦得喊醒了我以后凡是洋人来拜，随到随请！记着！’”李宝嘉笔下的文制台大人，对中国人盛气凌人不可一世，在洋人面前却奴颜婢膝、低三下四，一副“洋奴”相。其性格特征，颇像吴敬梓笔下的胡屠户，那是“清末的胡屠户”。笔者这样称呼，制台大人和疑似制台大人们是不会答应的，他们与胡屠户怎么能相提并论呢？是的，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年代不同了。然而，即使在时代不同的今天，只要你留心一下社会生活的现实，大概不难发现某些“当代胡屠户”的尊容，这也许是“典型人物”的不朽性吧？
应该指出的是：表现在胡屠户身上的“势利”，作为社会的精神“痈疽”，它是封建专制社会的必然产物。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及社会的进步和变革，这种“痈疽”理应得以逐步医治。但是，由于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思想意识根深蒂固，不可能在短期内清除干净，且贪腐黑恶、贫富悬殊又助长了各种腐朽思想意识的抬头，致使附着于“痈疽”之上的细菌在迅猛滋长，正在腐蚀着人们的灵魂。因此，评价胡屠户的形象及其社会意义不是突发奇想、心血来潮，也不是毫无现实意义的。
笔者说明：引文未注明出处者均见《儒林外史》第三回。
注释：
（1）转引自李汉秋、石晓林《论[儒林外史]的批判现实主义特色》。
(2)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三篇。
(3)见程晋芳《文木先生传》。
(4)转引自《中国文学史》第1101页。
（5）马克、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52页）。
（6）、（7）中央电大教材《中国古代史纲》（下）第382、381页。
追忆
[胡屠户的形象及其社会意义-重读《范进中举》有感 作品赏析(人教版九年级下册)]相关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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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人教版九年级下册《我爱这土地》教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