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云港外国语学校高三语文备课组 陆洋
全面认知孔子真人，最可信据者自莫如《论语》；尤其是夫子自道部分，都是剖心示天下之言。而其所言多为心之所之的天下之道，和身之所修的君子之德。纵观孔子一生栖栖汲汲的心力所萃，实不出学以求道、仕以行道、教以传道三事，身之穷通、事之成败，非所甚看重者。故本篇次序不全依生平履历为序，而取《为政四》夫子晚年总结一生学道精进的思索历程为纲，选辑凡百十三章，分六部分说其义，阐明孔子为天下求仁爱安宁之道、修君子楷模之德所付出的毕生心血与成就。盖孔子对中国历史无比深刻的影响，固在道德而非事功也。
《为政第二章》子曰：“吾十有（又）五（古初数手指计物，故十以上须加“有（又）”几）而志于学，三十而立（立身有道），四十而不惑（不为世事惑乱），五十而知天命（人生所行所制的自然定律），六十而耳顺（一听就知其所以），七十而从（一作“纵”）心所欲不逾（越）矩。”
【本章是孔子晚年回顾自己一生志道成仁全过程的简介与自评，语浅义深，一步一阶梯，最足后人认识真孔子。人老都喜回味当年风光的旧事，唯孔子自幼至老只志于道。想孔子一生，不论求道与求仕的经历都可谓丰富。而今暮年，一不嗟老叹卑，二不以身尊“国老”自荣，以弟子半天下自豪，升沉荣辱俱遗身外，甚至不知老之已至，一心系念不忘者唯有淑世之道与徙善之德，虽老不改其初。不管世人对孔子之道如何评说，他这简朴自叙中饱含的精纯笃实的哲人风度，乐道不倦的极端热忱，就是思想家最可宝贵的伟大品德，足供认真的思想者永远奉为楷模。
孔子自述求道进德的历程，自年十五始。十五开始懂世事，周世贵族子弟“八岁入小学（学写、算），十五入大学（明人道）”。孔丘无此福气，三岁丧父，年十七又丧母，要学全得靠自心坚毅。“志于学”的“志”贯穿孔子一生，不可轻看，“志者，心之所之（向、往）也”。无论做什么，心里老是想着学与问，才是“志于学”。《论语》全书，处处是孔子好学慎思的心得之语，终成“集大成”式的思想巨人。“至圣先师”首先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最好学的楷模，影响所及，鲁国也以好学著称，两千年来中华民族从天子至庶人，尊师崇学的风气经久不息，曾经世无其伦。
“三十而立”是人生成熟的一大标界。常人成家立业，家为传后、业以谋生，所立不出生活本领。少年孔子为独立谋生也干过许多粗活“鄙事”，二十出头当过季氏家（“家”是国下面封给卿大夫的行政领地）的小吏，管仓库则秤平而账清，管牲口则“牛羊茁壮长”，公平敬业。然所业非所志，志道之士别有远大怀抱，“入太庙，每事问”，探询礼器设置中的礼意，随员出访洛邑学周礼、读文献，向宫中乐师学古琴曲，在齐听舞乐“三月不知肉味”，抓住一切机会学礼乐。孔子之世，周以礼乐治天下的模式行了四五百年后，虽呈 “礼崩乐坏”之势，可在邦交与贵族人际关系上仍具正统权威，言行举止合礼就有分量，失礼即为人耻笑。“礼经三百，威仪三千”，事事有礼，非学不成。从十五志学到三十，孔子自信已能在纷纭世事中立身处世，站稳脚跟，依礼行事了。“而立”，立于礼也，而“礼，履也”，指行事有准则。
“四十而不惑”则是听言观人都能得其真，不受蒙蔽，做到心中有底，可说是见识上的“立”。人世真伪难辨令人疑惑，是非淆乱教人迷惑，时尚滔滔诱人眩惑，左右失据陷入困惑，偏见私欲导致抉择惑乱，不惑甚难！智光烛照则外物之惑可破，笃道厚德则内心之惑能祛。“不惑”，立身乃能“确乎不可拔”，志道坚定而不移。古人“志于学”，根本上是为自身素质的提高，故学与人同步并进，非为学位名利也。从身立于礼到心无所惑，是孔子求道有成的第二大步。
“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至“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是孔子身心与道德已无不相应，学道而臻于成道的至境。以前的学、立、不惑基本上还是求人世之道，五十而后的“天命”“耳顺”“从心所欲不逾矩”则由人道进而沟通天道。以大自然生灭运化之大道观世待己，懂得此生所当行与所制约，则行所当行，止于当止，乐天知命。中华自古崇信自然的天地之道，实为理智健全而卓越。“天之爱人甚矣”，既生众民，又无偿提供人生必须的一切，能不爱乎？天有大功而不自夸，大恩而不望报酬，贫贱不欺，巨细并照，可不敬乎？倘离天辩道，人世有权都有理，有舌皆能辩，则是非无由裁定；至高之理，至公之德，皆在默默运化而昭昭明示的“天”中。故周秦诸子虽各道其道，而皆从天道推论世道。近世辩诘 “天道观”唯心还是唯物？中华哲人不作无谓之辩。人是“天地之心”，天有道而不能自言，唯“人能弘道”；赋予概念、构造“学说”者莫非思想文字，何来无人之“唯物”？然人心如空无一物，则无所思无所想因无任何主义，哪有无物之“唯心”？“道”为万物所显示，也是人学习思考的心得，心物互动的文化观念，超越且优越于西哲排它独断的“唯心”“唯物”远矣（与古希腊智者们不问人世祸福的纯思辨习气两样，人之言道不远离人生实情，中国几千年哲学史上绝少鼓吹无物而唯心、无心而唯物之所谓道）。
孔子不轻谈天命，大抵有二层含义。以“天命”之“命”为动词“命也”“使也”之义。天使（命）我之所以为我的德性，即《中庸》开宗明义所说的“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孔子屡言“天生德于予”，则天必不虚生我，我德必不枉有，意识到天赋我德性就是命我修德尽性于斯世，奉行天命是人性的大自觉。人生的使命感、责任感、自信心因之而大增，鄙吝自私、懈怠自弃之心不敢有。“君子自强不息”正是从觉悟天命中得出（见《易》乾卦）。另一层义，“命”又是名词“定数”，“天命”是天在冥冥之中对人心人力实现程度的最终限制，“道之将行也与（欤，下同），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此“命”即由天定，人力不可强者。因为天不独生我，并不私我，有无数生灵各具才性各有所求而共处一世，其间爱恶错忤，聚散无常，必然偶然无限复杂，命运实有理性不可究诘者。人处亿兆间，奋斗一生的最终所得果有多少？是个人无法逆料又无从拒绝的事实。只有努力在己，而“成事在天”，如年之寿夭、命之穷通、道之行与不行，皆有身外无限复杂的因素时时在制约着。凡此难以名状，通归诸“天命”而已。（这种世事纷扰的最终局面，即所谓社会历史，故恩格斯称之为无数个体运动的“合力”作用。可知不存在单一先验的历史“规律”。）通知“天命”的二义，则君子既自强不息，又敬慎戒畏，知此生所当为与不可强为。所以《论语》全书最后一章是：“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孔子行事总是那么有理有节、不骄不馁，极富分寸感，言语间有种清明的圣智气象，和他五十后由“下学而上达”，又从天命返观人我的极深修养工力，大有关系。
“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都是“知天命”由理性知解精进为耳目心志的道德至境。闻人言而刺耳者，常因事出意外，或言忤己意。能心无成见，“无意无必”，洞明人情事理之必然自然，意外亦在料中，则逆心不觉刺耳，心明耳聪而无所不顺。其实五十一岁后那四五年，是孔子一生唯一参与外交内政的斗争，同各种人物认真打过交道的一段经历。要说他热衷政治，正宜有所回顾。不料只淡淡地说，学了个“耳顺”，算是长进吧。人之于仕途政事，干时起劲，老来也懒得再提起了，很耐人寻思。史称孔子“晚而喜《易》，韦编（编竹简的牛皮绳）三绝（多次因常读而磨断）。”《易》正是从天道察人事之书，孔子默祷苍天能“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五十五后的十四年岁月，带领众弟子奔波各国，苦苦寻求能行道之邦，结果到处不用，还曾被囚禁于匡、绝粮于陈，得出“君子固穷”的结论，欣然接受“丧家狗”的称号。六十八高龄的人了，气血已衰，只好返鲁，不复求仕，发愤忘忧，潜心整理“六经”典籍，为民族的历史文化保存了一批奠基性的宝典，不倦地谆谆教诲众弟子，给三代仁德大道造就出一批薪火传灯人。本章自叙至古稀之年，依旧一字不及其业绩，只认真审视自身求道进德之境。从心所欲无不中矩，则已不待思而后明，不勉力而中道，此莹然无瑕的道心，是明澈高贵的“天地之心”，人心价值的最大实现，道德修养的最终完成。“从心所欲”是自由，“不逾矩”则自觉受制约，常人只知自由与制约对立，而孔子既自强不息又自觉克制，才是最完善也最难到的境界！
人之不朽有三，“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夫子有其二不朽焉。古今中外诸圣中，夫子之道最贴近人性本真，故能得地球上人数最众的民族最经久的悦服；夫子之德最高雅纯粹，故历代贤哲才俊共奉为中华人文的祖师，钦敬不已，岂无故邪？】
《公冶长五》颜渊、子路侍（伺奉）。子曰：“盍（何不）各言尔志？”子路曰：“愿车马（所乘马车）衣（穿）轻（钱大昕考古本无“轻”字，是）裘，与朋友共（同享），敝（坏了）之而无憾。”颜渊曰：“愿无（勿）伐（自夸）善，无施（加人）劳。”子路曰：“愿闻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
【后世总喜把夫子美化（或丑化）为道貌岸然的说教者。想不到言志这种理想教育的严肃场合，孔门师徒竟如友人促膝倾谈，绝无闻而生厌的豪言壮语，令人怀想其时师道之淳，学风之正。子路来自“卞之野人”，粗豪刚直，车同乘裘共穿，用坏了也不计较，所愿恰符朴直无私之性。颜子深悟夫子之道，善能推己及人，志在学道自得。最平实而远大者，还数夫子，所愿不出善良生民所热望，老安友信而少怀，既是个体的人生价值，也是人道社会的安乐图景。过此之求，“伟大理想”“壮丽乐土”代代君王与圣哲们都许诺“定要实现”，也曾疯狂试验过，临了反思，何曾消除老者被遗弃、朋友无信义、少者缺乏健全成长的社会环境？孔子之志是人生正常需求的朴实概括，任何社会皆宜作基本准则。夫子不自设制度、发明主义、依靠谁打倒谁。表明他不是政治家，不谋统治人，更无特定“阶级觉悟”，只是位热爱人类孜孜求老少安乐、朋友忠信、社会人人各得其所，遂性生活的伟大哲人。
安之、信之、怀之的“之”，是指使安、使信、使怀的“我”，还是代老、友、少？旧说各异。明白的原文，又叫注释专家缠绕胡涂了。强生分别，实为多事。志者心所向往，既是我的追求（我欲使老安、友信、少怀），自然也是我所愿见（出现老能安、友可信、少者得关怀的社会）。此思理为古哲常见，如我自觉人为万物之贵，故以道德人格自珍自贵，且以此敬人爱人，而人亦敬之爱之，仁在人我之中矣。必欲追究君子是以自爱为宗旨还是爱人当主义？则求深反惑也。当世论者多不怪自己对母语与传统思维渐失理解力，反而责怪中国汉文概念不精密，理论非科学。现代工商社会生产的机械脑袋读不通古书，哪能迁怒于传统文化？】
《公冶长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
孔子说:“即使只有十户人家的小村子,也一定有像我这样讲忠信的人,只是不如我那样好学罢了。”
《孟子》中说“夫子学不厌，教不倦’可谓仁且智，但是夫子还是那么谦虚。现代人急功近利，好象自己智商很高似的。脑袋虽然好使，可不下工夫，结果呢？还是落于庸俗。可悲可叹！
此章是明白告诉大家，孔子是以他的好学为荣...而非後世人以为的道德，也是告诉大家读论语....别只顾著仁义道德....更要专注於好学之上。
杨伯峻：孔子说：“就是十户人家的地方，一定有像我这样又忠心又信实的人，只是赶不上我的喜欢学问罢了。”
钱穆：先生说：“十家的小邑，其中必有像我般资质忠信的人，但不能像我般好学啊。”
李泽厚：孔子说：“十户人家的小地方，一定也有像我这样忠实可靠的人，只是不像我这么喜欢学习罢了。”
【孔子一生以圣人之德自修、以仁道之心待世，而始终不敢以圣自居，以仁自诩，只有“好学”则可自信，其故可知。“学然后知不足”，愈好学深思，愈明白有限之身求无尽之道，所知实有限而所未知仍无涯。可以俯仰无愧于天地者，亦唯“好学”而已：我一生志学，未尝虚度。只有疏学浅尝的半吊子，才会略拾时文俗论之牙慧，便以为得宇宙天地之金钥匙，动辄侈言“规律”，似一切“奥秘”在握。孔子之“学”与今人之背书绝异，他下学众善而自改不善，上通天道而乐道忘忧，不但内涵广大，而且得于心必见诸行，“学，效也”（后代每学张嘴，见诸文而已）。《论语》言学之富而精，古今无与伦比（详后《论学篇》）。“不如丘之好学”，谁谓不然。古义学是“觉己”，教为“觉人”，学不学关乎有无成人的觉悟，所以是贤愚的大界别。至于随便哪个小邑，都能找到心地忠厚、待人诚信“如丘者”，此语似不敢信，不可解。周制“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周礼地官小司徒》）。而今纵口逾千万之大都，也未“必有忠信如丘者”，遑论十室之邑。古注多说是夫子以自谦勉弟子，因注家总觉孔圣是先天后天都非凡入圣，尊孔尊到连夫子自己的话也不相信了。由于谦虚是美德，就故意示谦以自美者世上诚有，却非孔子。“伟大的谦虚”是特殊谋略制成的精致虚伪，素为孔子所鄙夷不屑。其实，古风淳厚，古道热肠，古人质实，本是古今人所共知的事实；论天性之全，素质之善，身心充沛，古远胜于今。势利物欲与人生善性背道而驰，是人类历史的规律。只因不合洋人的“社会进化论”而被有意淡忘，加之对“厚古薄今罪”笔诛刑罚而强令禁口，以至“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无法理解。古代民风何以能美？民性因何而善？因素很多，最主要的是古圣先王能依华夏（中原腹地为主）水土所宜与居民习性，推行了一套最富中国特色的基层社会组织制度--“井田制”的生产方式与邻里关系。（近代学者或疑未尝行，证据不足，不取）现据各种信史资料，撮述于下，以资减少历史隔膜，便于理解先民的生存方式与人际关系。
井田之制：田九百亩，开井形四道，分九区，凿井于中。周围八百亩八家各百，各种自收。中百亩八家各耕十亩，收获归公；余二十亩家各二亩半，为田庐。春种秋收期农夫出邑居田庐，妇子送饭；冬则归家入居邑里。“妇人同巷，相从夜绩。必相从者，所以省费燎火（照明柴火），同巧拙（互教互学）而合习俗也。男女有不得其所者（怨女旷夫），因相与歌咏，各言其伤。”（《汉书食货志》）《诗》之“风”与部分“雅”，多从此中唱出传开。这种同耕而自有、聚居而各食“和而不同”的生产生活形态，据传始于黄帝之世，三代沿袭，在长期不断完善中凝成了中华民众独富的淳和忠厚的道德风尚。《汉书食货志》称：八家“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救。民是以和睦，而教化齐同（道德观念相同）；力役生产，可得而平也（贫富相差不大）。”五家为邻，五邻为里……五州为乡，万二千五百户也。里有序（初级学校），以明教，乡有庠（中等学校），则行礼而视化焉。夏曾佑先生概括以井田为政教有十大功能：一则不泄地气，二则无费一家，三则同风俗，四则齐巧拙，五则通货财（古初之市场在井边，日中为市，打水时物物交易互通有无），六则存亡更守（防匪盗），七则出入相司（互相关顾），八则嫁娶相媒，九则有无相贷，十则疾病相救。（《中国古代史第十四节》）古先王之制度，首先考虑的不是增加财政收入，而是安定民生与笃厚民风。井田制不独奠定了古代中国税率大体以“什一而税”为基准，庶民温饱无虞。其意义至巨、功德尤伟、举世独创者，在井田制孕育出忠厚诚信等全民美德：居于其间者攸戚与共，无人不受惠于邻里，不忠不信，为众共弃，则无人能独自生存，故互助关爱，积久成性。孔子对人性本善，仁政可行的信心，正是以斯民奉行三代直道为社会历史依据。小邑有“忠信如丘者焉”，又何足怪。东周王权衰落，“井田”随周礼而坏，战国兼并，至秦一统，乃真“溥天之下”莫非王臣（奴）王土，“井田”荡然，贫富悬绝，民风遂薄，忠信渐稀矣。唯穷乡僻野，犹残存忠信。】
《述而七》子曰：“饭疏食（吃粗食），饮水（喝生水），曲肱（gōng臂）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得之不正当）而富且贵，于（对）我如浮云（比喻与我不相干的身外之物）。”
【此章以气韵生动、意趣隽永，历来为人乐诵，至今读来，仍有光景常新的不朽魅力。钱穆先生说得好：“本章风情高逸，可当一首散文诗读。学者惟当心领神会，不烦多生理解。”（《论语新解》）散文诗形散而神聚，言近而旨远。此章前半四句只有十字，语简之极，辞朴之至，了无修饰，竟能即景如诗写生如画，千载如睹，一字增减不得；孔门弟子载录师言之准确入神，以不文写至文的神技，令人叹为观止！这缘故，即古人所谓“文犹质也”，“至情不文”“质有余则不受饰也。”夫子之真至于知天命、善至于爱天下的道德风采，何用世人再化妆美容？唯夫子人高，弟子知深，故有此等天地至文留在人间。此中妙味，只有靠自心领悟。
章之“浮云”，意喻：“不义而富且贵”，与我不相干。古今“富且贵”者极有限，而人皆营求，于是不择手段地贫谄富，富鄙贫，贱媚贵，贵愈横，不义不可止。孔子不屑谴责浊世说粪土富贵，只显示自己是别一境地，不义不取，乐天知命。淡淡数语，启示深远。争权于朝、夺利于市之徒，虽郊游野餐，饮食精美，难有此乐。今人侈谈追求快乐是人生的权利，古人提醒乐有雅俗：“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礼记乐记》）真能领会此乐境界之高远，实非易事。宋儒程子郑重提出：“须知所乐者何事？”人必曰：道！然而道属于理性，哀乐却是心情，“乐道”尚未切心。说者引《庄子让王》叙孔子厄于陈蔡后之议论：“古之得道者，穷亦乐，通亦乐；所乐非穷通也，道得于此，则穷通为寒暑风雨之序矣。”庄与孔都深知，道有贵于一身得失的无上价值，才能以道自尊而富贵为轻的态度自处于世，故庄在嘲儒之余仍能理解孔子乐道之志。不过天地无心，可以对寒暑风雨无觉，人却不能对饮食苦乐无感觉。要绝对“道法自然”， “夫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恶乎（何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无知，其德不离；同乎无欲，是谓素朴。”（《马蹄》）动植物的自然，对人就不自然。庄文之妙恃其才智，孔子之美在仁德，以“寒暑风雨”之自然解释孔子求道自得之“乐”，终隔一层。孔子志道、据德、依仁、游艺，莫非心力所致，故处处有情，字字见心。庄子玄道为身外之虚象，非汪洋恣肆不能明其仿佛。与其说此章是乐“道”之本体，不若讲是洋溢“德身”的那份欢悦自得：分明意识到自己俯仰无愧的泰然、道与德若契的充实、天与人浑然的自在、身心统一的从容和悦。此际即使嚼口粗粮呷口清水，枕臂而卧，目送飞鸿，耳聆天籁，一种超乎世情俗欲的大自在透身愉悦，美美地充实着生活，滋润着清贫，吃啥都香，乐盈天地矣。夫子之乐是体悟到仁道在身心中的内在充实感，庄子至乐是恍若遗世弃身后的逍遥感，貌同神异。
常人之忧，大半在贫贱，“有钱始作人”《汉乐府》已有此叹。虽说现在已有追求富且贵的自由，其实更有追而不及、求而不得的自由。“共同富贵”难，没有贫贱何来富贵，故贫贱总是庶人的命运。这就提出了：一、富贵如何爱护贫贱（详《论仁篇》）；二、贫贱（尤其是士）如何自处。苟不义，不求不贪不羡，视富贵如身外浮云，谁能奈何？志道乐德，别求人生价值，不见得就饿死冻毙（尘世为求富贵而互相伤亡者，远比乐道饿死者多得多）；一旦求道有得，“乐亦在其中矣”。这似属空谈义理，而有了开头数语的描述，便觉真切可信，感召无穷。孔门常言德，少见空谈大道，道贵济世，人贵德行，叫什么主义，尚在其次。】
《述而十九》叶（shè）公（楚大夫，其封邑在叶地）问孔子（问孔子是何等样人）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女（汝）奚（何）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也云尔（如此而已。按定州汉墓出土本无“将”“也”二字）。”
[按：《礼记表记》有段话可参读。子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极言其少）……《诗》之
好仁如此，乡（向）道而行，中道而废（竭心尽力而后止，与半途而废之义正反），忘身之老也，不知
年数之不足也，勉焉日有孳孳，毙而后已。”]
【叶公问孔子是何如人，子路不吭，不知是以为叶公不足以知夫子而不屑回答（叶是大夫，爵未至公而称公，是僭号），还是因觉其师道大德高，一时无从答起。孔子却愿别人对他有个真了解，“忘食”“忘忧”“不知老”云尔，什么都不用多说，只有自求完善这份不倦追求的精神人格。认识孔子，调查生平履历并非至要，挑剔其言行得失也未必有益学者提高；他对后世最宝贵的遗产，正是他自己最看重的品德与精神。
“发愤”之“愤”，《说文》释为“懑也”，是志不能申、意尚未通之际憋闷填胸的情绪状态。哲人学道未达、人事困惑时会“愤”，诗人情感抑郁时更易“愤”，与今愤恨、愤怒之“愤”含义有别（今之气愤，古作“忿”）。中医言“不通则痛，通则不痛”，身心一理也。“愤”闷必求“发”使通，故屈原“发愤以抒（泻出而舒畅）情”（《楚辞惜诵》）愤发为诗，诗写得好就轻松多了，诗人只要有才，发愤尚易。哲人艰难多了，不但要有博学多识勤问的知识底子，尤其要从纷纭万象中思索出背后的所以然之故，找出本原性的道一以贯之，更得将道一点一滴地修养为自身思想言行之德。深思明辨过程中道不达、意不通、事疑惑之烦闷，时时可遇，其苦心焦思、欲罢不能，“发愤忘食”者，皆未通激而求通之坚毅执著也。一旦学思有悟、修身有得，昔日塞胸之懑涣然冰释，自觉又近道一层之乐，为如何哉！只有一生始终“志于学”“笃于道”的圣哲，才能把学道有得之乐看得无比珍贵，足以忘怀人生百忧。“君子忧道不忧贫”，孔子所教人者，自己都先作出表率，故有无可争辩的说服力。忘怀人生忧患，真是谈何容易，故宗教家总是借助外力，或绝对信仰教主的神力可消灾，或一心期待死后的天国能解脱。政治家也如法宣教，政府能解忧，未来定莫愁。教主君主的神奇政教，几千年了，依旧少年希望中年失望老年绝望，代代轮回无休止。只有孔丘教人不乞求身外之神灵与富贵，也不许愿死后的未来天堂，有道无道，治乱兴衰由君政，君子小人在各人，“君子求诸己”“为仁由己”。天地已然赋予人独厚的灵性，人类是发扬善性以进大同，还是滥用才智自作孽同毁灭？全“由己”！孔子第一个从大道层次发现了人独有的高贵天赋、全面论述了君子所承担的仁义天职，并把自身修养为伟大楷模。微夫子，我们怎能想象区区之身，竟可以如此高贵而纯粹哪！想孔子一生坎坷，忧患可谓多矣；“不知老之将至”尤难能可贵。人一上年纪，皆知“老”之可怕可虞（汉语“老”可作“死”之婉辞），而夫子不知其将至，盖亦乐道不疲而忘之矣。求道无所谓老少，真正是仁为己任，鞠躬尽瘁，老犹不衰，其聚精会神有如此者，斯何人欤-
常人能发愤忘食于一时，而夫子是精勤一生。乐道忘忧已不易，忘食忘忧乃至忘老，此身与道同体，无可复加！这才是值得思想者永远心香顶礼、忠诚于仁道的圣哲。】
《宪问二十八》子曰：“君子之道三，我无能（未具此能）焉：仁者不忧，知（通“智”，《论语》之“智”通行本例皆作“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子贡曰：“夫子自道也。”
【孔子之道集三代之大成而创新境，新道须有新素质之人承担，这就是他毕生自期和教养的“君子”。君子在世行道，可真是“行路难”，得具备许多能耐才不至败其令名（详后《士君子品格篇》）。“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夫子在此提出仁、智、勇三者为最基本的品质，并在“不忧”“不惑”“不惧”的限定性解释中赋予新义，建立起三者的内在关联。先看后二者，“智”“勇”在古代世界原本远旺盛充沛于后世，试看华夏与古希腊的神话传说及哲人豪杰之事迹可知；有智有勇尤其是智勇双全者，素为世人钦慕。然而流俗很少想过：诈“智”可以为虎添翼，蛮“勇”凶残可以恶过禽兽；苛政猛于虎的专制得以久行者，正以霸主拥有智囊之诈与虎旅之猛耳。智力体力只是能量，不是善德，崇力尚智而无道弃德，祸乱无穷。人兽之异，不在衣冠，主要在同类关爱之仁道。故曰：“仁者人也。” 孔子前已有人讲仁是美德之一，可是从来没人像孔子这样鲜明突出地强调为人最根本的质性，治世最基本的准则，修身论学，无不仁以贯之。爱人非利己，故从大力弘扬仁道说，生民以来，孔子是第一人，举世无二。仁只是人心之本，“本”得有枝叶才能茂盛。仁而不智，善恶不分，愚仁滥爱，反而害人误事。智而不仁则毒阴诈智，蒙人坑人，则智不若愚之害轻。唯仁人之智能明道，目光如炬，烛奸邪而明善真，斯为可贵。“不惑”止于不受骗，排除了以智诈愚的可能。既仁且智即须行道，而世之不仁者以权威吓人、财势压人、黑恶残人、卑贱屈人、贫苦煎人……可畏可惧之事亦多矣，心不坏也不傻而被逼良从娼、弃明投暗之男男女女，何世无之！畏惧则一身且不敢自保，无勇则仁智无所施。孔圣云：“不惧！”富贵权势转眼成云烟，人道根于人类不灭的天性，吾何惧彼哉！子曰“无欲而好仁者，无畏而恶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礼记表记》）极言无欲无畏之仁人，天下难得也。苟能坚信仁乃人间正道，育成天地正气，人即还原为孟子称颂的大丈夫：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勇气源于道义，唯仁者有大勇。故一切恃强凌弱、残民以逞、恶少横行、泄忿亡命诸不仁暴行，皆不足言真勇。“不惧”是泰山压顶不弯腰的抗压胆识。“儒者柔也”是文明职业的特性，柔之大刚犹水之覆舟，与仁之大勇相通。弱势群体的自尊自立，最需要的不是觉悟正是勇气，无畏才能笃其仁骋其智；一“惧”，就人格干瘪无生气没主意了。故君子之道三，而以“勇”终其德、全其道。这是足以承当大任的全面发展的新人格素养，夫子以此自期并与弟子共勉。
面对勇于冒险夺利、敢于暴行残民的世界，高智商有仁心者普遍怯懦，缺乏勇气。所以有必要重温孟子言勇的体会。勇者心之气，关键在笃志，气随志行，志坚气聚，志大气浩，故曰志气。匹夫不可夺志，什么威胁利诱都不动心，压力变成志壹而气动的动力，平日直养勿泄气，可以浩然于天地。他曾引曾子之言：吾尝闻大勇于夫子（孔子）矣：“自反（反思）而不缩（理不直），虽褐宽博（即使是穿短衣的贱者），吾不惴焉（恐吓他）。自反而缩（理直），虽（对方是）千万人，吾往（进）矣！”（《公孙丑上》）儒者大勇，才是中华正气！】
《鱼我所欲也》 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避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则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恶莫甚于死者，则凡可以避患者何不为也！由是则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则可以避患而有不为也。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
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呼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
万钟则不辨礼义而受之，万钟于我何加焉！为宫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识穷乏者得我欤？向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宫室之美为之；向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妻妾之奉为之；向为身死而不受，今为所识穷乏者得我而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谓失其本心。
鲜鱼，是我想要的东西；熊掌，也是我想要的东西。（如果）两样东西不能一齐得到，（只好）放弃鲜鱼而要熊掌。生命，也是我想要的；正义，也是我想要的。（如果）生命和正义不能够同时得到，（只好）牺牲生命来保住正义。生命本是我喜欢的，（可我）喜欢的东西还有比生命更重要的，所以（我）不肯干苟且偷生的事。死亡本是我厌恶的，（可我）厌恶的东西还有比死亡更厉害的，所以（遇到）灾祸也不躲避呀。如果人们想要的东西没有比生命更重要的，那么，一切保住生命的手段，哪有不采用的呢？如果人们厌恶的没有比死亡更厉害的，那么，一切可以避开祸患的事情，哪有不采用的呢？靠某种不义的手段就可以苟全生命，有的人却不肯采用。靠某种不义的门道就可以避免祸患，有的人却不肯去干。这样看来，喜欢的有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厌恶的有比死亡更厉害的东西，不仅仅有道德的人有这种精神，每个人都有这种精神，不过有道德的人能够最终不丧失掉罢了。
一碗米饭，一盅肉汤，得到这些就能活下去，得不到便饿死。（可是）恶声恶气地递给人家，（就是）过路的（饿汉）都不会接受；踩踏过才给人家，讨饭的叫化子也不屑看它一眼。
有人对优厚的俸禄却不区别是否符合礼义就接受它。那优厚的俸禄对于我有什么好处呢？（只是）为了住宅的华丽，妻妾的侍奉和我所认识的贫困的人感激我吗？过去宁愿送命也不肯接受，今天（有人）为了住宅的华丽却去做这种事；过去宁可送命也不肯接受，今天（有人）为了妻妾的侍奉却去做这种事；过去宁可送命也不肯接受，今天（有人）为了所认识的贫困的人感激自己却去做这种事：这种不符合礼义的做法不是可以停止了吗？--这就叫做丧失了他的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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