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涛
95年秋，我们一家结束了“溜房檐”的生活，迁入现在的居所，其欣喜之情可想而知。新居在小城东郊，很小，只有三十几平米，却整洁；同样三十几平米的一个小小院落栽种着三株葡萄。可惜已是晚秋，葡萄被旧主人采摘净尽，葡萄叶也开始变黄、飘落，紫藤间射落暖暖的秋阳。
转过年葡萄上架的时候，我们与邻居已经很熟了。东邻的蔡大嫂待人极热情，又勤快，我们整栋房屋前的小路成了她的卫生三包区，每天都被她收拾得干干净净。大雪天，我们的门在破晓朦胧中吱吱开启的时候，那雪早已被打扫一空，男人们就只有聚在白天黑地里衔着香烟谈些爪哇国的见闻，孩子们把雪团了来打雪仗，重又弄得满地。直到哪一家喊声“吃饭咧！”小路才平静。后来知道这蔡大嫂是信基督的。她常与妻谈她的信仰，却总是背着我。听得多了，妻便内心有了活动，话语间也会偶尔流露出一点点慕意。我就找出自己的一本多年前托信教的朋友买来的《新旧约全书》给她。妻开始与蔡大嫂去教会了；看着她在灯下吃力而恬然地啃食圣经的样子，我的心里涌动着窃窃的爱怜。
葡萄爬满架了，紫藤碧叶遮住了整个四角的天空。我坐在架下读书，妻在厨房做饭，小儿子瞪着黑亮亮的小眼睛在葡萄叶间寻虫子。“爸！爸！！”惊喜得难以形容。我就站在凳上捉下那手指样大小的肉滚滚的虫来给他玩。“给卢爷吧，爸？他敢吃！”卢爷是我们这栋房最东的老人，九十多了，尚能锔大缸；自行车比我骑得溜，敢用脚当车闸蹬着前轮下坡，把别人吓得目瞪口呆，他却呵呵笑着说“没事儿”。老人年青时讨过饭，吃过蝗虫；六十几岁时碰到了现在的老伴儿，两老人已经相依相守了近三十年。“老小孩子小小孩”，他们会时不时地闹别扭，有时简直吵得不可开交，要我们这些“孩子”去调解。卢奶总会很委屈地讲些诸如“五月节（端午）老头儿送了某小媳妇一把香草”之类的事。“你凭啥送给那个狐狸精？”声音颤抖，老眼无泪而饱含伤心。卢爷早气得一屁股坐在门前的石头上吧哒吧哒抽闷烟。
葡萄泛紫的时候，雨勤了，三五天就一场。门前村民取土建房留下的黄泥坑贮了半坑的雨水，鹅啊鸭的在水里追逐嬉闹。鸭吵鹅鸣，加上卖菜人长长的带着颤音儿的“黄瓜咧--”似乎让人进入到一种从未经验过的“化境”。“关门雨，下一宿”，小雨淅淅沥沥，葡萄叶被洗得绿生生，串串饱胀的葡萄反射着窗子里黄晕的灯光。“呱，呱......”黄泥坑传来脆脆的蛙鸣，先是一两声，夹着隐隐的虫鸣，继之连成一片蛙鼓。坐在当窗的圆桌前，呷着酒，拈两粒青葡萄在口里连皮带籽地嚼。“快，儿子，拿笔来！”小儿子忙不迭地停止涂鸦，把沾得满笔杆都是墨的毛笔给我，又递过来一页废报纸。“两句小诗堪下酒，一川蛙鼓可安眠。”书毕，“怎么样？”对着妻和儿子我洋洋自得。“好！”儿子的声音怪怪的，妻只是笑。
这年秋天，邻居们吃光了我的葡萄就有几家迁走了，都是住进了楼房，欢天喜地的。蔡大嫂搬家的那一天，我居所的旧主人也来帮忙，“在这住着吧！”似乎有无限感慨，“这葡萄......好好伺候着吧！”可惜我没有听他的话，在葡萄叶落尽，需要灌秋水、下架埋藤的时候，我把它们砍了。我算过一笔帐，从春到秋，我给它们浇了二百桶水，喷了四次农药，剪了一周枝；我们一家人所食葡萄不足十斤，价值十元钱。严重的得不偿失！
之后的几年里我再没了“役于葡萄”的负担，买来的葡萄有各种品种、各种味道，都比我院里的好吃，但我却明显地感到自己失去了什么很珍贵的东西，疲乏时总会想起院里的葡萄。
有一天，去给朋友的电脑杀毒、安装软件，回到家刚刚入夜，房里的灯已熄了，我在家时这是从未有过的。妻和儿子一定是觉着无聊赖，睡了--是我欺负了他们，使他们成了电脑寡妇、电脑孤儿！我被电脑激起的兴奋之火在这一瞬间刷地熄灭了，我孤独而沮丧地坐在窗下的石阶上吸烟；月华如水样洒了满院。渐渐地有蛙鸣隐隐传来，一声，两声，三声......直到连成一片。
这是我许久没有听到的啊！我终于明白，在人群中我失去的是“一川蛙鼓”“两句小诗”，失去了人生的真味，自然也就饮酒无味，寝不安眠。联想起当年砍葡萄，种种得失，总该也有笔细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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