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痛,更为了爱

发布时间:2016-7-9 编辑:互联网 手机版

 

   

  余杰

    有一天,一位来自家乡四川的女记者向我谈起她曾经采访到的两

个故事。用“故事”这个词语太轻飘飘的了,那是关于痛的、也是关

于爱的、更是关于爱与痛的纠缠的“人”的历史与现实。

    第一个故事发生在四川自贡。自贡自古以来就盛产井盐,井盐至

今依然是自贡的支柱产业之一。这里有若干家曾经很红火的千人、万

人的大工厂。近年来,这一行业很不景气,“下岗”--这个词语是

我们创造的“有中国特色”的词语,不同于“失业”,以示社会主义

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重大区别--的工人不断增加。有的家庭四代

同堂,老中青几代人都是同一个工厂的工人,因此出现夫妻双双“下

岗”、父子双双“下岗”、兄弟双双“下岗”的情况。

    有一个工人家庭,夫妻俩人都遭遇到了“下岗”的命运,两人一

个月的收入加起来仅有300 元,还不到政府规定的“最低保障线”。

为了供养孩子,他们什么都尝试过:蹬三轮车、擦皮鞋、摆地摊……

由于夫妻俩除了工人的技术以外没有别的特长,所以只能从事这些低

收入的事情。每天干得精疲力竭,家里依然入不敷出。每到周末,他

们带着孩子到父母家蹭饭吃。父母的手头也不宽裕,日久天长对他们

也冷言冷语。后来,连孩子的学费也成了问题,东挪西借也堵不住漏

洞了。孩子很懂事,知道父母的难处,很想帮父母。但是,一个刚刚

上小学的6 岁的孩子能做什么呢?孩子便去商店偷东西,偷的也不过

是面包和饼干而已。结果,孩子被店主抓住,狠狠地打得鼻青脸肿、

伤痕累累。回到家里,父母追问了半天才得知真相。一家三口抱头痛

哭。

    又到了周末,父母忍着白眼,把孩子带到爷爷奶奶家,说最近要

出门几天。然后,夫妻俩回家双双上吊自尽了。他们没有留下遗书,

就那样直截了当地把自己挂在了厕所的梁上。这件事情在地方上引起

很大的轰动。工人们感同身受--也许自己的命运也是如此,他们自

发地捐款,为死去的夫妻两举行葬礼。而地方官员为了保住自己的官

职,对舆论进行严密的封锁,不让当地的任何媒体进行报道。

    女记者作为省报的记者,凑巧来到了自贡,接触到这一情况。官

员们很紧张,害怕她进行报道,赶紧找到她,在当地最豪华的酒店里

设宴款待。这是一桌极其丰盛的宴席。美丽的小姐、金黄的龙虾、郁

香的洋酒……然而,女记者突然对着这一切放声痛哭。本来是一派其

乐融融的景象,这一哭让满座天圆地方、油脑肥肠的官员感到莫名惊

诧、尴尬万分。他们不明白这个年轻的女记者为什么要哭:死去的又

不是你的亲人,干吗如此伤心!他们决对意识不到:仅仅这一桌子饭

菜的花销,就可以拯救两个年轻的生命,就可以成全一个美好的家庭。

两个生命的消逝,其实与这一桌酒席和其他无数的酒席息息相关。

    另一个故事是关于一个女孩的。这个女孩从事的是被许多道貌岸

然的人士轻蔑地称呼为“妓女”的工作。“知识分子”们是耻于谈论

她们这类人的。女孩出生在川东最贫困的地方之一--奉节县。她的

家庭是地地道道的赤贫的农民家庭,她是老大,下面还有四个弟弟妹

妹。家里没有一件钱的东西,每个人只有一套能够穿出门的衣服。女

孩虽然成绩优秀,但家里没办法供养她上学,初中毕业就从乡下到城

里打工。她希望在城里寻找机会,挣点钱给弟弟妹妹上学。开始她到

饭馆里洗盘子、在工厂里干粗活、去商店运货物……什么样的活都干

过。这样挣扎着过了一年多,收入只够维持自己的基本生活,依然没

有办法存钱下来寄回家给父母和弟妹们。没有其他的路可走了,她走

上了一条“不归路”;没有其他的选择可以选择了,她选择了一个年

轻女子最后的、也是唯一的选择。

    她到了灯红酒绿的南方,把自己“卖”了出去--除了身体、上

帝和父母赐予的身体以外,她别无所有。作出这一决定的时候,她是

决绝的。对于她来说,只有放弃尊严,才能获得生存;只有出让自由,

才能改变现状。刚开始,女孩在最底层的歌舞厅和发廊里进行交易。

后来,由于她的美丽和聪明,她进入了这一行当的更高级的层次,寻

找到官员和港台商人作为自己的“买主”。没有人知道这两年她是怎

么熬过来的,这是一个坚强的女孩,她把泪水咽到心灵的深处,让它

们结晶成最咸的盐;她把伤痕包裹在时尚的衣裙里,不让一丝阳光来

抚摸。在五星级酒店奢华的套房里,她一次又一次地舒展开自己的身

体,牙齿把嘴唇咬出了血。她的夜晚没有星光。

    两年后,女孩积攒了80万元--这是她在家里的时候无法想象的

一笔巨款。带着这一皮箱沉甸甸的钱,她回到了家乡。她告诉父母这

笔钱是怎么得来的,而且还说出了一个可怕的事实:自己已经染上了

艾滋病,只有最后几个月的生命了。这80万的巨款,虽然是“肮脏”

的钱,但也是自己用生命换来的。有了这笔钱,毕竟能够供养弟妹们

上学了。她告诉父母,一定要用这些钱将聪明的弟妹们送进大学,圆

自己没有圆的梦想。

    不久,女孩痛苦地离开了人世。被悲痛和耻辱压垮的父母,濒临

精神崩溃的边缘。他们用一生全部的积蓄300 元钱替女儿办了个光彩

的丧事。女儿在死去之前就遭到人们的指指戳戳,父母要让女儿光荣

地离去。然后,父母将所有的80万元装进女儿的棺材,送进了火葬场。

女儿与巨款同时化为灰烬。父母以为,这样就能够在另一个世界还女

儿以清白。面对吞噬女儿的熊熊大火,两个老人彻底疯了。

    这是两个真实的故事。

    当这位亲身采访的女记者向我讲述的时候,她泪流满面。

    我对这样的眼泪报以十分的敬意。这是一个眼泪几乎不为他人而

流的时代。做稳了主人的上流阶级和做稳了奴才的中产阶级,都不会

相信这一类的“真实”。奴隶们的命运不在他们的视野里。他们说,

这就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公理的体现,不值得大惊小怪;他们

说,每个时代、每个社会都会发生数不胜数的同类事件,既然无法改

变,那么“存在就是合理”。他们说他们是正确的,他们的背后有达

尔文和黑格尔两个大师支撑。而我,毅然走出衣冠禽兽们的行列,并

将我所体认的真实作为自己生存、思考和写作的支点。

    我的写作是焦灼的、是匆忙的、是激动的,也是忧愤的。因为我

深切地感受到了疼痛,就像肌肤不断地与针尖相遇。针尖缓缓地进入

肌肤的深处,鲜血一滴滴地涌出来。也仿佛是一记重拳打中了我的腹

部,先是一片空白,然后难受得想把五脏六腑都给吐出来。这种强烈

的疼痛感主宰着我的写作,也正是我的写作与其他人的写作最根本的

不同。他们也在勤奋地写作,只是他们已经丧失了基本的疼痛感。他

们将文章经营得天衣无缝,然后回过头来谴责我的疏漏和偏激。我的

写作伤害了他们的自尊,损害了他们心目中的那个“完美的世界”。

    我曾经对文化抱着充分的尊敬,并力图让自己成为一个文化人。

但是,我日复一日地感到,今天的文化已经断裂了与普通人生活的关

联,甚至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对立起来。文化和文化人成了一种脂粉,

涂抹在我们时代苍夷的面孔上;文化与文化人成了一种调料,放置在

我们餐桌发臭的食品里。耻辱与疼痛一起消失了,爱与怜悯一起消失

了。

    在我还在念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我不能

再过以前的生活了。我曾经把当作家或者教授当作理想,并以自己北

大的身份沾沾自喜。这时,另一扇门在我的面前敞开,呼唤着我走进

去。那扇门里,阳光与黑暗正在进行着最残酷的斗争。

    一步即成天涯。

    我成了“伟大”的知识和知识者中间的一个异类。

    以前所有的满足都成了不满足。

    真正的放逐是自我的放逐,真正的靠近是心灵的靠近。

    真正的飞升其实是降落,真正的骄傲其实是谦卑。

    于是,我欣喜地感觉到,我与那对自尽的夫妻和那个惨死的女孩

更加亲近。我以我的疼痛感受着他们的疼痛,我以我的爱体验着他们

的爱。我为那对夫妇和那个女孩而写作,这也是为我自己而写作。我

愿意为之而付出任何代价。实际上,我已经付出了相当的代价--那

些“自尊”被伤害的高等人士自会有他们对付“步调不一致者”的明

枪和暗箭。不过,相对于疼痛、相对于爱来说,我所付出的这些代价

轻如鸿毛。

    既然生活在这样的时代、生活在这样的国度已经不可改变,那么

写作对于我来说,首要的意义便是凸现真实。什么是真实?真实就是

那对夫妇临死前的悲苦--他们是父母,割舍不下对孩子的爱,可是

他们已然无法承担痛苦;真实就是那个女孩临死前的悲苦--她是一

朵灿烂的花儿,凋谢的时刻提前到来,美的毁灭是悲剧的极致。他们

是“沉默的大多数”。他们被遮盖着、淹埋着。

    就在我面对真实的时候,我的许多同龄人们却在从事着“拔苗助

长”的事业,最终的目的是让自己脱离于“沉默的大多数”。他们的

“拔苗助长”并非徒劳。他们拼命背诵着英语单词,通宵排队等签证,

为了到异国他乡去过富裕的和有尊严的生活;他们钻营着加入党团,

踩着别人的肩往上爬,为了能够在本土有限的资源里让自己占有充足

的一份。我无意谴责或者鄙视他们的选择,但我真切地知道,这绝不

是我的选择。我的自由、尊严和富裕产生于、并且只能产生于我的写

作。只有在对我和我身边的每个同胞的尊严的捍卫中,我才会感受到

享有尊严的快乐;只有在对我和我身边的每个同胞的自由的争取中,

我才会感受到享有自由的幸福。

    我常常念叨着武芳,那个被凶狠的恶霸毁容了的农村妇女;我常

常念叨着曹海鑫,那个被邪恶的官僚残杀的农村青年;我常常念叨着

那对夫妇和那个女孩,以及更多更多不知名的生命个体。我对那些宏

大的词语从来就没有什么感觉,如“国家”、“民族”、“集体”等,

我的痛、我的爱和我的写作,只是针对每个鲜活的个体生命。我将用

我毕生的精力来呈现这个世界的真实,这条道路我不会回头。与“拯

救”相比,“呈现”更加适用于我们这个世纪--与陀思妥耶夫斯基

所处的那个世纪相比,我们已经作出了怎样巨大的退却啊!

    于是,我让我的文字如同火山熔岩一样喷涌而出。我知道有人在

等待着它们。多与少,与数量无关;快与慢,与速度无关。许多师长

和朋友劝告我要少写一点、放慢一点。我当然明白他们的好意,但在

面对日益恶化的外部生态的时候,我别无选择。我没有时间也没有理

由将自己打磨成一件完美的工业品,然后保存在历史博物馆里;我更

愿意做一把粗陋的匕首,只要它刀刃上的光芒能够让黑暗产生一丝的

畏惧。

    年轻,无论如何都是一件美好的事情。年轻的时候有充沛的创造

力,更是一件妙不可言的事情。写到这里,我想起了台湾诗人痖弦为

年轻散文家林燿德的文集写的序言。林燿德是我最喜欢的台湾散文家

之一。他在16岁的时候发表第一首诗歌,短短9 年的时间里,他就成

长为一棵让人瞩目的新星,有近百万字的诗歌、小说、散文和文学评

论问世。痖弦写道,因为文学生命成长异乎寻常的快速,“林燿德变

成了一个传说,一个话题,甚至一个‘问题’,有人开始对他的‘超

速’发展大表‘紧张’,有人批评他‘心急’、‘躁进’。这些反映

是可以理解的,的确,林耀德的出现不寻常,难免会引起疑虑。打一

个不恰当的比喻,这情形就仿佛完美看到一棵植物日夜不停地猛长,

穿房过户,好像违反了‘自然常态’。”

    对于这样一些批评,痖弦是不同意的,他反问说:什么是“自然

常态”?他认为,“我们尽可以把林燿德的写作比作一个生命力特强

的植物,他的快速、锐利、凌厉,可不可以解释成一个新芽刚刚冒出

地壳那一刻的生猛?根据自然规律,它不可能一直生猛下去,其呈现

升弧、降弧的抛物线定律也是必然的。西谚说,上帝造一棵南瓜藤,

三个月就够了,但要长成一株参天的红桧,要百年千年的岁月!‘小

松犹百尺,少鹤已千年’,世界上任何稀罕珍奇的存在都需要长期的

孕育,聪颖智慧如林耀德,当然明白其中的道理。”

    因此,痖弦诚挚地对他钟爱的后辈说:“老年人的沉默是韬光养

晦,中年人的沉默是蓄势待发,今年才二十五岁的林燿德,我深信他

有沉得住气、耐得住寂寞、大器晚成的沉潜功力,但我们也没有理由

要林燿德一开始就老成持重地慢下来,沉下来,我们应该说:年轻的,

你冲刺吧,你跃动吧,你尽量向上生长吧!一个广大的世界正在等你,

蓝天、阳光、朝露、甘霖在等你,天灾、地变、暴雨、狂风也在等你,

爱的呵护在等你,无情的砍伐也在等你。你的旅途正长,你的故事刚

刚开始。”

    痖弦的这篇序言写于1986年。10年以后,林耀德又写下了无数的

华章。正在这时,34岁的作家因心脏病猝死。痖弦的序言不幸成为谶

语。生命就是这样的奇特,造物主就是这样的奇特。林耀德像一颗流

星划破天际,虽然陨落了,但那一刻的光芒,却让无数的人仰望。

    每当想起英年早逝的林耀德,我就有了相当的紧迫感。生命的有

限性是任何人也无法克服的。庄子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

决定生命的价值的,是生命的密度而不是其长度。我疯狂地观察、思

考和写作,如同一个不会游泳的人在水中挣扎。呐喊有没有回音并不

重要,重要的是呐喊本身;燃烧会不会终结黑暗也并不重要,重要的

是燃烧本身。

    现在是午夜时分,我最后整理完新书的稿子。回想起当年的《火

与冰》,仿佛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其实那不过是两年以前。每

一本书的完成,对我来说既是前一个阶段挣扎的终结,更是另一个阶

段挣扎的开端。这一时刻,我既是紧张的,又是幸福的。

    我把这本新书命名为《爱与痛的边缘》。“爱与痛的边缘”这个

名字取自王菲的歌曲。我很喜欢王菲的歌。“爱与痛的边缘”是一首

关于爱情的歌,歌唱的是那种“永远在爱与痛的边缘”的临界状态。

其实,这些年来,我也一直处于类似的临界状态,不是因为爱情,而

是因为我身边那更广阔的人群。我在完全不同的语境下使用着这个名

字。因为有爱,才会感觉到疼痛;因为刻骨的疼痛,才会产生更强烈

的爱。

    为了痛,更是为了爱。

    在写作中,维系我们的痛,以及我们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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