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傻读《石钟山记》(网友来稿)

发布时间:2016-3-22 编辑:互联网 手机版

湖北谷城三中 胡文勇

我本是《皇帝的新装》中的那个小男孩,我遇到的想不明白的事太多太多。比如这一桩:《石钟山记》里有好些疑问,我一直搞不明白;我更不明白的是千百年来,为什么没有人,像我一样,提出这些我作为一个小孩子都会生疑的问题。

疑问一:苏轼为何非要“至莫夜月明”,“至绝壁下”?

如果是要赶行程,或是赶着送苏迈前往德兴上任,或是赶着前往金陵与王安石相会,时间不允许,连夜考察的话,那苏轼何以又说“士大夫终不肯以小舟夜泊绝壁之下,故莫能知”呢?他们不是可以白天前往吗?就文中所写来看,苏轼的过人之处无非是有胆量于夜晚前往考察,如果白天和夜晚没有区别,那苏轼的勇气在探讨这个疑问中还有什么意义了呢?

如果是因为石钟山因为物理或地理的什么原因,只在晚上才有某些奇特的状况,那么,千百年来怎么又没有有关的介绍、解释、探究?如果是的话,以我小孩子的眼光来看,人们对这个原因的探讨兴趣一定不会比石钟山得名原因差,而探讨价值也不会比其小。再说了,根据苏轼的文章来看,无非是夜晚才有“噌吰”之类之钟声,那么,岂不是还没有出门,结论就有了:石钟山到了晚上会发出“噌吰”之类之钟声,所以叫石钟山。那么,苏轼连夜去考察的目的,就只剩下了验证或者就是寻刺激。然则,是谁告诉他这些的?在我这个小孩子想来,苏轼自己不可能先天有知。既然有人告诉他,他何以又说“后世所以不传”呢?

疑问二:“渔工水师虽知而不能言”,是吗?

也太瞧不起老百姓了吧。想想远古时代,那些文明的开创者,那些为华夏河山命名的,难道都是大学者?且,老百姓没文化,山上的僧人也没有文化?况且,老苏的考察、推断,除了“噌吰者,周景王之无射也,窾坎镗鞳者,魏庄子之歌钟也”,恐怕非要大学者才能知道以外,还有其他什么高深的?风水吞吐,发出钟声,这么简单的事理,千百年来生活在石钟山的人,真的就没人知道,一定要等苏轼在一夜之间揭开千年之迷?然则,想想远古时代为之命名者,也是苏轼等级的学者无疑了。

疑问三:后人都争论不休,难道混沌之初的命名者就如上帝一样,心里清清楚楚;就如孙猴子一样,看得明明白白?

我这个小孩子不排除大人在命名时有一定的科学头脑,包括远古时代,但我也知道命名也有许许多多的不确定因素。为什么用确定去探求不确定的东西呢?我这个小孩子想了很多年,一直想到现在长大成人,年近不惑,仍不明白。

疑问四:俞樾在《春在堂笔记》中曾言,石钟山“每冬日水落,则山下有洞出焉。入之,……盖全山皆空,如钟覆地,故得钟名。”“东坡当时犹过其门,而未入其室也。”俞樾以为苏轼到石钟山的季节不对,但有必要事必躬亲吗?

“每冬日水落,则山下有洞出焉。入之,……盖全山皆空,如钟覆地,故得钟名。”然则,这不是简单的事实吗?想必至少石钟山之船工皆知,何以非要亲身前往?我们的知识大多数还来自于间接经验啊。苏轼到的时候虽然是夏季,但他如果是有意去考察,难道他就固执已见,就不学学司马迁,求访民众?何必还要到千年之后等俞樾自以为是地来批评他?如果是俞樾所说的那样,我这个小孩子想,那李渤、苏轼等等之流都是后来脱离了劳动人民的,类似现在象牙塔中的学者了。

不再胡说八道了,再说下去,就真是倚小卖小了,真是不知天高地厚了。我现在要郑重声明,我并非是说苏轼的文章漏洞百出,而是说大人们也许把这篇文章读错了,因为大人用的是大人的眼光,然而这文章我想是苏轼“顽童”了一回,所以大人们用大人的眼光去读它,便都被“顽童”闹了个一塌糊涂而不自知。

苏轼怎样“顽童”了一回?我这个小孩子想啊,或许他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1084年这一年,苏轼刚从黄州谪所被召回,途中在金陵与王安石相会,驻留了月余,两人的谈话不得而知,但肯定有关于变法的,其中争论也是情理之中的。随后苏轼前往汝州就任,次年被司马光提到中央,但很快又因为政见不同而被疏远以致连遭贬谪。苏轼是不是借《石钟山记》来隐约地表达他与王安石、司马光之间变法之争的看法呢。苏轼本来就爱好谜语,他生性又好开玩笑,这样去猜想,也并非我真是小孩子胡思乱想。

而苏轼为什么要“顽童”一回呢?这是琢磨不透之处。我想,如果《石钟山记》是写于前往汝州途中或者入京以前,那么,应该是苏轼感到似乎可以有所作为了,自己对变法的看法终于可以面世了,但又对前途拿不定,便用了这种隐语的方式。如果是再度被贬以后,那恐怕只能解释为为了避免文字狱了,我想大人们都知道,苏轼对文字狱可谓是惊弓之鸟的。而一生之最大最残酷的打击,苏轼留下一点隐约的言辞,这不正是情理之中的吗。于是他痛苦地“顽童”了一回,不仅瞒过了世人,也瞒过了千年后人。

由此来读,“士大夫终不肯以小舟夜泊绝壁之下,故莫能知”,便当是说,士大夫不肯在变法中深入基层,考察实情。渔工水师虽知而不能言,意思就更明显了:百姓虽然知道变法中的种种问题,但哪里有发言的权力!其他疑点便也不再是疑点。

至于苏轼笑王安石、司马光谁“简”谁“陋”,我这个小孩子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如果你听信了我的胡说八道,你自己去揣摩吧。

郦道元是个做正事的大人,地理学家探讨一下其得名的原因在情理之中;李渤是不是地理学家,小孩子我拿不准,如果不是,他实在是个好事之徒,和现在考证潘金莲的三寸金莲而拿论文证书的人有些类似;苏轼是个老顽童,他希望有人能读懂他的隐秘,可是后人都是以大人的眼光去读《石钟山记》了;俞樾便是这样的一个读者。

有趣的是,苏轼的《石钟山记》与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结下了千年难解之谊,以至到今天很多语文教材都把这两篇文章选在一起,而新版的教材可能想打破这个让人觉得需要改动一下的惯例,从而见出创新精神,或者为了把讲读课文一起放在前面,便硬生生地把欧阳修的《伶官传序》插在了中间,真有点不伦不类。两篇文章的“难解难分”,苏轼如果在天有灵,恐怕也会于无人明白其真意之遗憾中有一个安慰吧:我这才叫大师过招!你王安石说我不能“尽吾志”,说我不能“深思而慎取”,说我的一些想法消极、保守、不符合事实,其实我是有进取精神而肯于艰险的岗位工作的,我的想法也并非主观臆断,我是在基层目见耳闻了多少变法的弊端啊。

有人说,苏轼笑别人,结果自己也被后人取笑,倘诗人地下有知,也该尴尬一笑吧?我想,苏轼会尴尬一笑,然而笑的是没有人读懂他的文章,笑的是自己的文章引发了李渤之流的考证之风,也给石钟山带来了世世代代可观的旅游收入。

而我也准备被你所笑:小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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