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勋
经常在报纸上，看到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做出很傻的事情，或者因为在感情上找不到出口，伤害自己或伤害别人，甚至是自己的亲生父母。这些现象会使人怀疑，现代年轻人的价值观是不是出现问题？
我个人觉得，年轻人本身是无辜的。
价值观的形成是一个过程，我们看到那些令人错愕的行为，是一个“果”，而真正需要探究，则是形成这个“果”的“因”。在长期唯考试导向的教育体制中，我们是允许学生升学科目得满分，在道德、人格、感情培养的部分，根本可以是零分。因此产生这些现象，错愕吗？我一点也不觉得。
这个问题不是现在才有，在我那一个年代就开始发生。我们很少思考为什么要孩子上好的高中、好的大学，其实一点意义也没有。譬如我从事艺术工作，关心的是创作力，关心人性的美，我在不同的学校教过，从联考分数最低的学校到联考分数最高的学校。以我所教授的科系而言，我不觉得这些学校之间有太大的差别。
如果你实际接触到学科分数低的学生，就会知道，他们没有花很多时间准备考试，相反的，他花很多时间在了解人。譬如说看电影或者读小说，从中就有很多机会碰触到人性的问题。
可是专门会考试的学生呢？往往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一九九八年发生震惊社会的王水事件，一个女孩子因为和另一个女孩子与同一个男友交往，在慌张之际，就把化学方面的专长用出来，她调出了“王水”，犯下谋杀案。我们可以说，她的专业知识分数非常高，但她在道德跟情感处理上是零分。
她是坏或是残酷吗？我不觉得，她根本没有其它选择。平常她缺乏对人性的了解，根本不知道怎么办。所以最后警方带她到现场时，她很茫然；她当然茫然，因为她根本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
这些个案是我们说的“好学生”所为，他们要进的科系和研究所，都是最难考的，他们从小就埋头在升学、考试里，忽略了其它。从很多年前我就很怕这样的人，我觉得这样的人一旦犯罪，对于“罪”的本质，完全不了解。
所以我一直觉得，如果要指责这样的事情，矛头应该是指向一个教育的架构，这个架构教育出一批批像这样非常奇怪的人。
从文学中寻找人生的解答
我自己在十三四岁的时候，我很苦闷。我相信凡人处在一个生理发育、转变的时期，就是他最敏感的时候。不只是身体开始变化，声音变粗，性征出现，等等，更重要的是他开始意识到自己身体的存在性。我想，中外古今所有的重要时刻，就在此时，也就是启蒙时刻。
在那个时候，我感觉到身体的苦闷，却无法解答。因为生理的苦闷引发我开始去思考人到底是什么，我到底是动物还是人？我的精神在哪里？我的精神向往和肉体的欲望冲突得很严重。我不知道女孩子会不会这么严重，以男孩子来说，包括我和我的同伴，都是非常严重的，那是一种来自生理上奇怪的压力。
于是我很自然地就找上了文学。我在书店读文学，在文学里削减了许多欲望上的苦闷，并尝试去解答自己从何而来，要到哪里去，我是什么，这些难以解答的课题。
因为这样，有一段时间，我原来很好的功课就耽误了，几次考试都非常糟。我因此被学校、被家里指责成一个坏孩子。我想，在那一刹那之间，我是非常容易变坏的。幸好文学救了我，让我有足够的自信，不但没有变坏，并且在文学中得到很多关于人生课题的解答。
同一个时间，我的同伴一头钻进考试里。这些同学，今天我回头去看的时候，发现他们都过得不快乐。他们考上了最好的高中、最好的大学，有些也出国留学回来了，但对于感情或是婚姻各方面发生的问题，他们都没有办法面对。对于人性和真正的自我，他们始终没有机会去碰触，因为考试不会考。
我们评判一个学生是坏学生，因为他的分数不够，可是他对人性可能已经有很丰富的理解；我们评判一个好学生，也是用分数，却不代表他有能力面对情感和伦理的种种课题。分数和人格的发展绝对是两回事，知识完全不等于智慧，也完全没有办法转换成智慧。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些好学生、好孩子即使犯案，手法都是最笨的。他跑到PUB去，在电梯内抢劫，当场就被PUB里的人抓到。是悲剧吧！却令人难以同情。
这个社会一直在制造这样的一批“好学生”，他们本身也洋洋得意，因为一路走来是被捧得高高的“资优生”，他们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有问题。
我要呼吁的是，所谓的“明星学校”从来没有给你任何保障，知识分数越高的人，自己越要特别小心，因为你将来要面对的生活难题，都不在这些分数里面。
豢养考试机器的学校
这几年发生的资优生犯罪事件，正好说明了教育应该拿出来做最好的检查。为什么在这个教育系统中，连知识分子的自负都消失了？以前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是“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有些事是知识分子不屑做的，为什么这种士的自负在校园中式微了？我觉得，这是教育本质上的最大问题。
当然，这几年来，有很多人在做亡羊补牢的工作，开始注意到社区活动，开始注意到人文教育、艺术教育，但是我觉得做得不够。
我想强调的是，学校绝对不是训练一批考试机器的场域，这些孩子不能够这样被牺牲。有时，我真的觉得这些豢养考试机器的学校，就像养鸡场、养猪场，让人觉得是一个巨大的悲剧。我们应该给孩子最好的音乐、最好的文学、最好的电影，让他在里面自然地熏陶。而这些，是不能考试的。
我曾帮朋友代课，带大学舞蹈系先修班的大一孩子。因为要代三个星期的课，我很想认识他们，所以请他们画自画像，然后准备两分钟的自我介绍。他们不是美术专业学生，当然自画像画得不是很好，我只是希望他们可以在镜子里看看自己。课后，好多学生告诉我，这是他第一次透过镜子好好看自己。如果一个人从来没有好好地在镜子里看过自己，他对自己是非常陌生的，而这是多么危险的一件事。
一九九八年的林口弑亲案，一个十九岁的孩子和同伴联手杀害熟睡中的双亲，后来母亲醒来，向他们求饶，他的同伴不敢下手，因为同伴常常去他家，妈妈对他们很好，最后是这个孩子动手。
我想，他从来没有在镜子里面对自己吧！他自己的美或丑、他自己的残酷或温柔，他都不了解。所以当他做出这样的事时，可以无动于衷。人真的应该常常在镜子中面对自己，思考自己的可能性。
当我在课堂上，请学生做这个作业的时候，几乎有一半的学生最后都哭了。我才发现他们内在有一个这么寂寞的自己，是他们不敢面对的。原本限定两分钟的自我介绍，最后我们都停不下来。
还有一些学生完全不肯讲，上台以后，只看到泪水在眼眶里打转，一句话也不说。我当时也没有强迫他们讲。到了第三个礼拜，我私下和这一批学生吃饭，最后他们说了，我才知道这些不说话的孩子有这么多的问题。他们的父母、老师听过这些话吗？没有。在升学体制中，没有人给他们这样的管道。
学校的辅导室是空设的。要真正去发现他们，用艺术的方法引导他们，把他们内心的东西引出来才有意义。因为这些说不出口的话，积压到一定的程度，会出事情的，这令我非常担忧。
一切都在商品化
我们提到价值观，重点不在于年轻人的价值观，而是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当社会的整体价值观是“唯利是图”，年轻人的价值观也只会有一个字：利。
以电视节目来说，媒体关心的是有没有广告，会不会卖钱？这就会让孩子模仿到一切东西都是可以用“买卖”作为价值判断。社会在制造商品，人也变成商品，在商品化、消费化的鼓励中，就会产生对于戕害生命无动于衷的结局。
如果要检讨的话，就应该是做整体的、全盘的检讨，而不是在个体行为上。因为一个唯利是图的社会，每一个人都会在物化自己与他人的过程中成为受害者。其实，我们的社会对于人的商品化、物化，比欧美国家严重许多。你可以看到，政治在商品化，政治人物露面前要先经过商业化的包装，教育也在商品化，一切都在商品化，连宣传公益都要靠广告包装。
这个现象让人非常害怕，如果我们不能意识到这一点，并以实际行动做一些制衡的话，就只能被牵着鼻子走。我们无法期待打开报纸会看到什么好消息，照这样走下去，结局只会越来越严重。
物质消费成了共同价值观
工业革命最先发生在英国，距今约两百年，而制衡的力量也在十九世纪中叶出现。一方面科技发展得很快，资本主义兴起，人们开始从农村往城市聚集，就在一座巨大的城市中，商品消费的观念形成。
面对大量的工人，工厂要付出大量的薪水，所以需要大量的生产。生产后，当然就要有大量的消费，如果没有消费，货卖不出去，就赚不到钱，养不起这么多工人，工厂就会倒闭。基本上，消费生产是个连锁机制，一开始不见得不好。
从一年生产出五百辆车子，到五千辆，然后是五万、五十万、五百万车子时，怎么办？只好靠广告竞争，刺激消费。于是消费和生产就变成一种恶性循环，而人也常常在不自觉中消费。我们不妨思考一下，你为什么要买这件衣服？买这部车子？是需要，或是因为物质消费已经变成一种共同的价值观？
知识人的风范
其实过去的知识分子是有一种叫做“风范”的东西，就是他们对于人的定位，是非常清楚的。
虽然现在讲起来简直就像在讲天宝遗事，这些老先生经历整个近代史这么一个大变迁时代，锻炼出一种知识分子很特殊的“风范”。风范听起来很抽象，我自己的观察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他们从小读古书，不管是中国的或是日本的，受到东方文明非常优秀的训练，使他们对于人性有一种道德上的相信。
我们读古书，如《庄子》、《老子》、《论语》、《中庸》、《孟子》，基本上都是在谈人的定位，很少是技术、知识上的东西。所以过去的知识分子在“人文”这个部分基础深厚。后来他们也开始读西方经典，读到十九世纪时一些人文主义很强的作品如《战争与和平》，接着又经历了一个新的社会革命，譬如说五四运动，或者中日战争，他们在这里面历练很多。所以当他们到台湾尘埃落定时，我想他们身上真的有一种成熟，是后代的知识分子无法超越的。战后稳定下来了，他们把对人的关怀转化成对教育的理想和热情，几乎是当成宗教一样的投入。我一九七六年从巴黎回来时，认识了俞大纲老师，他那时候在馆前路有一间办公室，每个礼拜三早上在那里读唐诗，读李商隐，读李贺。在座的一批人就是后来创办汉声杂志社的吴美云、黄永松，还有云门舞集的林怀民、吴素君、郑淑姬，雅音小集的郭小庄、我、奚淞。我们这批人在那边上课，不是为了考试，就是每个礼拜有一天去见俞老师觉得很快乐。
在那边，我常常会提出跟俞老师不一样的想法，别的人会觉得很不礼貌，可是俞老师跟我很好，我会觉得，其实他就是对人文的相信。所以在俞老师过世的葬礼上，我们这一批人特别会觉得身上有一种负担，我们要继承俞老师所构成的东西，就是文化，并且把它传承下去。
俞老师有一次跟我们跑到板桥，到庙里去看歌仔戏。过去我们会觉得俞老师成长自文人家庭，应该不会接触民间歌仔戏，结果歌仔戏一开始，老师就跟我们说歌仔戏的内容，我们吓一跳，问俞老师怎么都知道？他说，其实戏曲就是那么几个源流，歌仔戏、四川剧都是一样的源流，那就是所谓“文化的根本”，所以即使没有看过歌仔戏，他还是知道这个典故是出自《左传》。这就是说，你如果有办法把文化的根本弄好，后面很多东西就很顺利，但我们现在的做法却是相反，追求枝微末节的东西，反而把“本”失掉了。
亲近这位老先生对我的影响非常大，也让我今天不管怎么样，都会回头去读像十三经这样的古书籍，这些书里讲的都是很根本的、属于人性的东西。知识回不到人的本分，那就一定会出问题。
人文教育和“够了”哲学
然而，现在我们要传承这样的风范是比较艰难的。整个社会物化的速度越来越快，教育也越来越无能为力。很少人会有勇气去对抗这个制度，你怎么敢对一个高中生说：你不要考试，不要升学，你现在正是最敏感的年纪，应该去画画，去读小说。我也不会鼓励学生去对抗制度。虽然我自己是这么做的。
只是我也要诚实地说，这么做很危险，真的要非常小心。老师一定要是人师，教育本身就是对人的关心。当然，在体制内做最大的争取与改革，不能只靠老师，我想就算俞大纲先生在这个时代，他也会是很安静的。他是在一个非常优雅的文人家庭长大，他的哥哥俞大维、俞大绂都是一等一的院士。这种家庭真的不得了，就是因为家教严，国学基础好，又学习到非常好的西学，而能成就他们的风范。
俞大纲对我说，他爸爸妈妈喜欢看戏，经常带他一起看戏、讲戏，他就变成戏剧专家了。他的教育是在日常生活中耳濡目染的，从来不是拿着书本上课，所以你听他讲李商隐，一首一首讲，不需要看书，因为从小爸爸就是跟他一面吟诗，一面唱戏，把李商隐讲完了。
我想，一个好的人文教育，还是要扎根在生活的土壤里吧。
如果你的心被物质塞满了，最后对物质也不会有感觉。就好像一个吃得很饱的人，对食物不会感兴趣。当一个孩子要什么就有什么的时候，最后他会非常不快乐，这种痛苦是他的父母无法了解的。
西方的工业革命比我们早，他们已经过了那个比较、欲求的阶段，反而回来很安分地做自己。我觉得每一次重回巴黎最大的快乐，就是可以找回这么多人的自信。
譬如冰淇淋店的老板，卖没有牛奶的冰淇淋，几十年来店门前总是大排长龙。但他永远不会想多开几家分店。他好像有一种“够了”的感觉，那个“够了”是一个很难的哲学：我就是做这件事情，很开心，每一个吃到我冰淇淋的人也都很快乐，所以，够了。这种快乐是我一直希望学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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