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居里
华夏文摘(cm9809c)刊登了梁景文的文章，标题为《为何科学没有在中国出现：和欧洲的历史对比》(以下简称“梁文”)。梁文中的“科学”实际上是指以抽象的理论思维为特徵的现代科学，因为中国的古代科学还是很发达的。梁文的结论是现代科学首先在欧洲出现与地理环境有关。无庸置疑，地理因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人类各文明(包括科学、经济、和社会形态等)的起源、发展、甚至消亡。但梁文又说汉字不至于阻碍科学进步。本人对此不敢苟同。以下讨论汉字可能影响现代科学发展的两个特点及有关问题。
一。 中国思想的特点和语言中的抽象关系
东西方思想的比较表明，中国的思想缺乏抽象概念。梁文中也提到了中国抽象科学落后的事实。所谓抽象，就是对某类事物本质的概括。例如: 几何学中的点的概念是抽象的，其定义为“只有位置，没有大小”。而现实中的点都有大小。因此，几何学中这个点不存在于现实中，只存在于人类的思维中。而且正因如此，它才可以代表现实中所有的点。在社会科学领域，中国人比较熟习的抽象概念是马克思关于商品价值定义，即: 生产商品所须要的劳动时间。列宁在描述这个定义的抽象性时说: 既使把商品打得粉碎，也看不出所耗费的劳动时间，但它却代表着一切商品的本质。类似的概念在西方哲学和科学思想领域中相当普遍，而在相应的中国方面却相对欠缺。
中国思想中的某些概念表面上抽象，其实不然。如“道”这个概念。中国的道家自己都认为“道“非常神秘，不可能有明确的定义，也不属于知识范筹，而是人们必须通过气功及性生活等才能体验到的一种感觉。这显然与抽象思维的过程风牛马不相及。 一些学者试图从语言学角度解释中国思想缺乏抽象思维这一现象。一种解释涉及到语言和思想的关系，与文字无关。美国心理学家布隆(A Bloom)七十年代在香港考察时，发现中国人不善于作反事实推理(Counterfactual reasoning)，由此作了一系列研究。例如，在他的问卷里有下列问题:
假如所有的圆圈都很大，如果这个小三角形不是一个圆圈，那么这个三角形是不是很大？
同时受试的英法母语者很容易回答类似问题，而中国人却感到困惑。布隆的结论是: 由于汉语的动词中没有虚拟语气(Subjunctive Mood)，只能靠上下文表示反事实，因而不利于思想沿着纯逻辑推理的方向发展，造成中国式的思维不够抽象。
另一种意见涉及到语言，文字，思想三者的关系，认为由于汉字不是拼音文字，而是表意文字，因此不能抽象地表现语言，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RKLogan)。本文的讨论牵涉到文字，属于后一种观点，而且认为布隆的结论也可以从汉字中得到解释。首先，我们必须为语言下一个简单却十分必要的定义，即:语言是人类从口腔里发出各种声音(Sound)表示不同的意思(Meaning)。那么，语言的这两个要素，音和义，之间的关系则是很明显的:除极少数象声词(onomatopoeia)外，代表着某特定意思的声音实际上也能够代表其它任何意思。举例说，在汉语中，我们用一个声音，shan1(拼音后的数字表示声调，下同)，表示“大土堆”，即“山”，的意思。但一结合(pairing)完全是偶然的，并不表明“Shan1”这个声音特别适合于代表“大土堆”。它完全可以同样有效地代表“水”、“火”、“木”、“铁”、“酒”等任何其它意思。如果我们的祖先当时用“shan1”这个声音代表“酒”，而不是“大土堆”的话，那我们今天就会把“喝酒”的意思说成“喝shan1”，而且完全自然。人类口腔里发出的声音不过是空气的振动，是自然现象，本身并没有意思，因此可以代表任何意思。语言学中把音和义这种关系称为偶连性(Arbitrariness)。所以，我们说语? 缘牧礁鲆素，音和义，之间实际上存在着“一对全部”的抽象关系，即某一声音可代表任何意思；而这两者之间“一对一”的具体关系，即“shan1”代表“山”，“shui3”代表“水”，等等，仅是表面现象而已。
如果用数学中集合的概念解释这种关系，我们则可以设想把某种语言(如汉语)中所有的词，确切地说是意素(Morpheme)的声音和意思分开，把声音都归在集合A中，而把意思都归在集合B中。从表面上看，A中的某一因子(声音)只与一个B中的因子(意思)相连。如shan1只与“大土堆”相连。但实质上，A中的这个因子可以与B中的任何因子相连。反之亦然。
因此，作为表现语言的文字的字形是不应直接表意的。否则，尽管它反映了音和义的表面关系，却无法反映这两者之间的抽象关系。而这正是汉字的特点。结构上，每个汉字的字形，整体或部份，都直接与意思相连。因此，使用汉字的人可以意识到存在于语言中音和义之间的具体关系，却无法意识其抽象关系。而当我们用语言作为工具去思索各种自然及社会现象时，也就阻碍了我们对这些现象之间的抽象关系的认识。具体地说，如果某人的思想无法进入以上集合A中的某因子能够代表集合B中的任何因子的感知过程，也就无法进入几何学中的某一点，即只有位置没有大小的点，可以代表现实世界中的任何点的感知过程;或“生产商品所用的劳动时间”可以代表任何商品的价值的感知过程。换言之，他就只能感知客观事物之间“一对一”的具体关系，却感知不到这些事物之间所存在的“一对全部”的关系，即抽象关系。
文字是语言的镜子。人类是通过文字去认识语言中音和义之间的关系的，就像人们从镜子中观察自己的面孔一样。而汉字和拼音文字所提供的则是不同的镜子。汉字反映的只是具体关系，不是抽象关系。当我们用语言去思索客观事物之间的关系时，也只能意识到具体关系。
这时应不难看出汉字与布隆现象的联系。使用汉字的人不善于作反事实假设，是由于他们仅能够意识到事实的存在，如shan1代表“山”，却意识不到反事实的存在，即shan1能够代表“水”、“木”、“土”等任何事物。因此，我认为布隆现象的根本原因不在语法，而在文字，或至少与文字有密切关系。
华夏文摘(cm9811a)发表了谢宝瑜的“也谈汉语，汉字与拼音”一文。谢主张在拼写中加上表意成份以区别同音现象。如“里”可拼为“li3t”，最后一个字母“t”表示“土”。其结果，一个拼写所代表的音和义则又具有了“一对一”的关系，而丧失了表现“一对全部”的抽象关系的能力。其他语言中也存在同音现象。下面是英语中的例子:
right，rite，write，wright
以上同音词的意思不是通过拼写本身携带“意符”，而是通过它们之间的区别而得到体现的。所以它们仍代表着语言的抽象关系，只不过使一个声音有了四种书面拼写形式。这种方法要合理，自然得多。因此，用li，lee，lea，ley，liy代表里，李，理，礼鲤等比“拼音加意符”的方法好，就是因为各拼写中没有任何表意成份，代表的仍然是纯音。当然，汉语的同音现象比其他语种严重，这是使用汉字所造成的。详述见华夏文摘cm9810b拙文。拼音文字可使我们利用很多闲置的音节，大大缓解同音现象。可以说，采用拼音文字的过程就是我们丰富，恢复，并发展语言本身及思想的过程。它将是中华民族文化史上极其关键而辉煌的一页。
二。“读”、“写”之外
梁文说，中文方块字虽不易读写，但仍可构成发展科学的前提。那现在我们的问题就是：科学对文字的要求仅仅是读和写吗？人类发明了字母表(Alphabet)，才有可能把词汇以最简单明确的方式排列起来。中国使用汉语拼音后，汉字的排列方便多了。国内出版的很多字典，如新华字典，都用汉语拼音标音，并按罗马字母表顺序排列。如果我想在新华字典中找到一个汉字，随便翻到某一页，看到某一拼音，便可立刻知道：为了找到所须的汉字，应该向前翻还是向后翻。这就是字母表的作用。洛根(R．K．Logan)说，学习拼音文字不仅可使人们学会读写，而且能用字母表将词汇排列起来，而意识到世界上的事物可以有一定的次序。
汉字没有字母表。传统汉字字典的编排与发音完全无关。如果某人要在这种字典中找到一个汉字，随便翻开字典后，无论察其音还是观其意，均无法判别应该向前还是向后翻。从信息排列角度讲，此时汉字实际上已不是语言的书面符号，而是无声的图形，部首检字法是将一个图形分为两部份，先数部首的笔划，再数其余部份的笔划。因此，汉字极不便于信息的排列，从字典到大规模的信息库(Database)，如电话簿，图书目录等，都包括在内。这是因为信息排列的实质是排列语言，而不是排列无声的图形。
香港和台湾的科技成就都是现成的进口货，并不是它们自身理论思维的结果。在汉字排列上，那里的字典远不如新华字典方便。香港的汉语系统中没有类似汉语拼音的工具。英语是行政，司法，科技，商业等领域的正式语言。台湾使用的注音符号也不起字母表的作用，而是仅为汉字注音。这两个地区的中文字典使用的都是传统的排列方法。在须要系统排信息的领域，如科技等，则直接使用英语。
语言和文化有极亲密的关系。当人们使用别人的语言时，他们实际上是搁置了自己的文化，而去参与别人的文化活动。而且由于他们不是那种语言的母语者，很难进入文化的创造过程，只能亦步亦趋地效仿。在此，我们应对“保存文化”的说法有所鉴别。“保存”的真正意义在于使用，不方便时就应改造。如果“保存”不过是“鸟枪换炮”，那实际上是把被“保存”的东西(这里是文化)送进了棺材。直接使用另一种语言和文字可解决燃眉之急，但要使现代科技成为本土文化的一部份并得到发展，那就必须使用自己的语言和文字从事思维，交流，整理和排列。
日文使用汉字和假名(字母表)。尽管汉字在日语中的发音很复杂，即一字多音，但在信息排列中，汉字则严格按其发音的假名顺序排列，上述按纯图形排列汉字的现象在日文中信息排列中是不存在的。汉字给排列造成一定困难，但又通过假名得到克服。日语中存在大量外来语，来自拼音文字的词汇均有平假名音译形式，可不用汉字，排列更加直观。因此，日本可以通过字母表将西方文化溶入自身的文化体系。
三。汉字的另一面
中国文明是诸古代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的。但这一文明又与近代西方文明有很大不同。中国社会自秦汉以来，一直处于发展缓慢的状态。而西方文明一旦起步则迅猛发展。美国汉学家费正清(John Fairbank)说，西方社会的进步是相对的直线，而中国社会仿佛总在绕圈子，本质上是一次又一次的重复。这就使人有机会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其它古代文明不绕圈子，不重复，不延续下来呢？
无疑，各文明所处的地理环境在此起了一定作用。但文化因素也不可忽视。长期以来，人们认为中国文明的延续与汉字有关，因为它使各方言群体有文化上的认同感。汉字把广袤土地上人们凝聚在一起。我们还须注意到，与字母相比，学习汉字需通过大量的重复才可掌握。从童年就接受汉字教育的人都有类似的经历：在课堂上和课堂外，我们一遍遍地写着汉字，不但要写得正确，还要写得熟练，美观。有些字的结构很复杂，但无论简单或复杂，每个汉字的笔划都有一定的顺序。书写者不得违背这个顺序。汉字不是线性的，而是平面的(Two-dimensional)，书写人必须研究如何调整每个字中各笔划的长短，粗细和走向，及其相互关系，才能达到整体上的和谐。即使在掌握了汉字之后，这一过程仍然存在。因此，汉字有独一无二的书法艺术。
历史的研究表明，中国社会特别注重、而且善于协调关系。连皇帝本人的权力也在常制衡之列(Garraty & Gay)。人们总在不断地调整家庭各成员，社区各家庭，各氏族，乃至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关系，以取得社会的相对稳定。统制者内部的各派系也处于不断调整中，包括宫内与宫外，武将与文臣，嫡系与旁系，京官与外放等等。中国人自己感觉不到，以为其它古代文明中的人们也和我们一样善于忍耐反复并注重协调与制衡，其实这是中国人的心理特产。它是与学习使用汉字密切相关的。
西方思想方式的分析性强于东方。中国人作学问强调“博闻强记”，“过目成诵”。这显然与学习汉字需要大量记忆，及上节提到的汉字信息不易排列有关。但当中国人进入某种字母文化(如移居海外)后，他们就可以既克服本文第二，三节所讨论的汉字的不足，同时发挥善于记忆，观察周密的长处。很多学生到国外后能顺利转入与国内所学专业完全无关的学科，另一些人则能以第一代移民的身分在科技领域取得巨大成就，是与他们中国文化的背景，更具体地说是汉字心理，密切相关的。但我们必须看到，这些人的第一文化实际上已经是字母文化，汉字仅是第二文化。他们的成功当然显示了汉字的长处，但同时也暴露了它的缺陷。
四。讨论
本文所要论证的是，在思想及科学的进程中，文字不是仅处于被动地位，而是主动地促进或阻碍前者的发展。使用什么样的文字，即表意文字还是表音文字，影响着人们对语言的认识;而对语言的认识又影响了人们对世界的认识。汉字不便于信息排列。这两个特点对科学的发展是有影响的。但另一方面，汉字又帮助了中国文明的延续。中国古代科学已达到很复杂的境界，却没有进入抽象的现代科学阶段(Needham)。这是与汉字系统很复杂，但又没有体现语言中的抽象关系相呼应的。
语言符号(Linguistic Sign)的两个要素，音和义之间，存在着抽象关系。所有的语言都是如此。汉语也不例外。而且，所有文字的发展都是从具体逐步走向抽象，始于象形，经过表意，再发展为表音。中国文字也不应该例外。我们不妨把汉字心理学及中文拼音化这些课题视为“五四”“时期白话文运动的继续和深入，因为白话文所涉及的正是语言，文字和思想三者的关系。胡适，陈独秀明确指出:文言文束缚思想。正确地用文字(即白话文)表达语言，可使人们的思想得到解放。可见，白话文所倡导的是一个认知革命(CognitiveRevolution)。拼音文字更深地涉及到了这三者的关系：正确地用文字表示语言中的抽象关系，可以促进抽象思维方式的发展。在此，回顾发生在美国汉学家范德克(John De Francis)与白话文的旗手胡适先生之间的一轮辩论是有益的。胡适认为，中国从文言文到白话文的转变相当于西方的“文艺复兴”。范德克不同意这个观点。他认为：只有从汉字到某种拼音文字的过渡才能与“文艺复兴”媲美。范氏可能是对的，我们的认知革命还没有最后完成。
从各国的经验看，语言规划的前导是政治势力。“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出现过多种政治实体(蛰居海外的也算)。中国共产党在曾这方面身体力行地付出过长期而认真的努力。它曾明确地提出，中华民族不但要发展新政治和新经济，而要发展新文化。语言规划，包括汉语拼音，就是其新文化纲领的一个部份。
一九四九年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台湾成了孤旋海外的政治经济实体。便利的地理位置和经济发展的特点为其创造了迅速溶入国际社会的可能性。对外沟通的需要使英语成为贸易、科技等方面的重要语言。这实质上是用一种外国语及其拼音文字克服汉字的不足。香港也属于这种情况。而中国政府首先要考虑的是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之间的交流，并使中文尽量为科技，教育事业提供方便，自然应把促进中文现代化作为重点。这个总方针是符合国情的。
中国目前仍然是农业人口众多的国家。要使他们直接用外语从事各种活动，在教育面需投入大量的人力(教师)和物力资源。中国完全没有这种能力。而且语言连着文化，港台及中国沿海城市接触海外文化方便，对学习外语有利，而中国广大的农村人口却没有这种条件。港台的文字政策(无论正式宣布与否，模式是存在的)不适于中国。中国海外学人在各种场合多次讨论拼音文字，是着眼于中国的客观实际，探索适合国情的文字政策和有关技术问题，海外学人刊物应为这类讨论提供便利。
当然，拼音文字尚未在中国出现，这也并不是某个政党的责任。另一位美国汉学家(WBoltz)的研究表明，某种新文字的出现不是渐进，而是突变。比如说，在长期摸索之后，我们祖先中的某男士或女士有一天突然意识到:人们用于代表“羊”那个图形，也可以代表口腔里发出一个声音。只有在此之后，文字才进入了逐步完善的过程。任何个人或政党都无法左右这种突然意识的发生。难能可贵的是，他们曾努力求索。不过，中共近年已完全停止了这方面的努力。
最后，我愿冒险作一个预测:未来能够得到广大中国人民拥护的政党，除政治，经济纲领之外，还须有一个进步而鲜明的文化纲领。而发展适合于汉语的拼音文字，应是这一文化纲领的重要组成部份。
作者姓名:张居里（Email:julizhang@ao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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