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定珍
内容摘要：
读《史记淮阴侯列传》，深入体味鲁迅“无韵之离骚”一语的深刻含义，了解《史记》是“一首爱的颂歌，恨的诅曲”，是“一首用整个生命谱写成的包含着司马迁全部血泪的悲愤史诗”，从一个新的角度探索认识中国的“英雄悲剧”的本质意义。
关键词：史记、淮阴侯韩信、 英雄悲剧、司马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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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评价《史记》：“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一般认为，先生之“史家之绝唱” ，乃指《史记》的历史价值，“无韵之离骚”乃指《史记》的文学价值。我认为，“无韵之离骚”一语，当含更深旨意。
《史记》,一部英雄的史诗。或叱咤风云，或纵横天下；或决战千里之外，或运筹帷幄之内；或王侯将相之显贵，或闾里布衣之卑贱；或贩夫走卒，或刺客游侠……然而，他们的结局却多为悲剧。有悻悻而去，有愤愤而隐，或蒙冤被杀，或被夷灭宗族。
可是，壮士英雄者，无一不愿为他人之“就天下”而竭力效死！韩信就曾大叫：“上不欲就天下乎？何为斩壮士？”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的“英雄悲剧”--壮士竭忠尽力“马革裹尸还”，死而无憾；君主则总是“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
所以，人们常常称《史记》为“悲剧性”的史诗。的确，开卷展读，悲愤之情充溢字里行间，冤屈之气扑面而来。同时，司马迁，才华非凡而坎坷一生，仗义执言而受奇耻大辱，满腔悲愤郁于胸中。愤疾之情，沉郁之气流于笔端。对失路英雄，含愤志士，表现出了极大的同情，或倾心赞叹，或悲悼惋惜；而对虚伪自私残酷荒淫的卑劣之徒，则给以无情的揭露与鞭挞，春秋笔法，尖刻讥讽，喷泻一腔怒火……正是司马迁悲愤的一生，正是司马迁强烈的爱与激越的憎，使《史记》成为一首爱的颂歌，恨的诅曲，成为一首用整个生命谱写成的包含着司马迁全部血泪的悲愤史诗。
鲁迅先生在《汉文学史纲要》中指出：“发愤著书，意旨自激，恨为弄臣，寄心槠墨，感身世之戮辱，传畸人于千秋，虽背《春秋》之义，固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矣。惟不拘于史法，不囿于字句，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
其“无韵之《离骚》”之深意，自在于此。司马迁如屈原，在茫茫黑夜里，仗长剑而望星空，不屈的思想时时闪烁出悲愤的雷鸣电闪，惊世骇俗，光耀人间！不拘《春秋》之义，奋笔疾书，写尽人间不平！
但是，由于司马迁身处汉朝，他对于一些有关汉朝的人事的态度，只能以曲折委婉致之，愤激之意也时时蕴于反语讥诮之中。这种情况，在《淮阴侯列传》以及有关汉王朝的《高祖本纪》《吕太后本纪》《留侯世家》等文中，表现得非常明显。这些文字，距今已有二千一百年，但是，今天读来，却仍颇耐人寻味，令人深思。
刘邦何许人也？六十多年前，日本一位研究《史记》的著名学者泷川龟太郎对三个人作了一个比较：“陈胜曰：‘壮士不死则已，死即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汉高曰：‘嗟乎，大丈夫当如是也！’项羽曰：‘彼可取而代矣！’”王鸣盛在《史记商榷》中尖锐指出：“项之言，悍而戾；刘之言，津津不胜其歆羡矣。”
有人又作了形象的比较：“项羽心黑而皮不厚；韩信皮厚而心不黑；刘邦则皮厚而又心黑。”其实，项羽背关怀楚，富贵还乡，其心何黑之有？韩信为人营造华厦万间，亦思一屋安居耳，其皮何厚之有？而刘邦倒的确称得上“皮厚而又心黑”。
汉王一伙人中，张良、萧何、韩信、樊哙等，大约只有刘邦的文化水平最低了。读《史记》，时时可听见他的下流骂人声。“汉王辍食吐哺，骂曰：‘竖儒，几败而公事！’”（《史记留侯世家》）“而公”，犹言“你老爸（我）”。这是刘邦几乎对任何人都使用过的骂人话。（见韩兆琦《史记选注集说》）
心怀叵测，而厚颜无耻曰：“鱼取 生说我曰：‘距关，勿内诸侯，秦地可尽王也’。”对项伯，“兄事之”，“约为婚姻”，痛哭流涕，“日夜望将军至，岂敢反乎？”韩兆琦先生一语道破：“刘邦生性好大言，好侮人，今说话用此等腔口，盖一生中仅此一次。”（见韩兆琦《史记选注集说》）
对为他犬马一生的人，或狎侮猜忌，或夺兵诬杀。所谓“狡兔死，良狗烹”。
林伯桐先生曰：“汉高一生最喜狎侮，又多猜忌，老成如赞 侯，英雄如淮阴，皆不免于疑忌；他如黥布之勇，郦食其之辩，其始皆不免于狎侮。”（见林伯桐《会注考证》）
韩信何许人也？受漂母之饭，忍胯下之辱；投项，不用，投刘，几死。无奈亡去，幸遇“萧何月下追韩信”，才对刘邦“毕陈平生之画略，论楚之所以失，汉之所以得……”为用，遂为之南征北战，出生入死。 “韩信虏魏、破代、平赵、下燕、定齐，南摧楚兵二十万，杀龙且，而楚遂灭。汉并天下，皆信力也。”（黄震《黄氏日抄》）事实证明，没有韩信就没有刘家王朝！
结局，却是夷灭三族！
“狡兔死，走狗烹”，韩信可谓冤矣！梁玉绳在《史记志疑》中高呼“信之死冤矣”，随之条分缕析，以事实证之；深入本质，入木三分：“前贤皆极辩其无反状，大抵出于告变者之诬词，及吕后与相国文致耳。史公依汉庭狱案，叙入传中，而其冤自见。一饭千金，弗忘漂母；解衣推食，宁负高皇？不听涉、通于拥兵王齐之日，必不妄动于淮阴家居之时；不思结连布、越大国之王，必不轻约边远无能之将。宾客多，与称病之人何涉？左右辟，则挈手之语谁闻？上谒入贺，谋‘逆者未必坦率如斯；家臣徒奴，善将者亦复部署有几？是知高祖畏恶其能，非一朝一夕，胎祸于蹑足附耳，露疑于夺符袭军，故禽缚不已，族诛始快。从稀军来见信死且喜且怜，亦谅其无辜受戮为可怜也。……”
韩信的悲剧，就在于他选择了为“皮厚而心黑”的刘邦卖命，然而不愿意一辈子死心塌地全心全意为刘邦卖命！如是则受猜忌，则被夺兵，则蒙不白之冤，则至夷灭三族！
读武涉、蒯通语，一针见血，淋漓尽致。然而读来几觉句句皆为司马迁语！
“……今汉王复兴兵而东，侵人之分，夺人之地，已破三秦，引兵出关，收诸侯之兵以东击楚，其意非尽吞天下者不休，其不知厌足如是甚也。且汉王不可必，身居项王掌握中数矣，项王怜而活之，然得脱，辄倍约，复击项王，其不可亲信如此矣。……”借武涉之口，毫不留情地揭露了刘邦的丑恶嘴脸。
“……足下自以为善汉王，欲建万世之业，臣以为误矣。……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挟不赏之功，归楚，楚人不信；归汉，汉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归乎？夫势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窃为足下危之。”借蒯通之口，对韩信寄以无限惋惜之情。韩信何罪之有？罪在功高震主，其罪实在其主也。
后人赵翼曰：“全载蒯通言，正以见淮阴之心在为汉，虽以通之说喻百端，终确然不变，而他日之诬以反而族之者之冤，痛不可言也。”赵氏的确读懂了司马迁的一片苦心。方苞在他的《望溪集》中也指出：“其详载武涉蒯通之言，则征文以志痛也。”
司马迁在《淮阴侯列传》末更是费尽笔墨用尽心思，其惋叹之意深蕴其中。
“太史公曰：吾如淮阴，淮阴人为余言，韩信虽为布衣时，其志与众异。其母死，贫无以葬，然乃行营高敞地，令其旁可置万家。余视其母冢，良然。”何不言“其志在天下”？实仅仅“与众异”而已，未有与刘氏争天下之心也！此为韩信洗冤一。况且，仅仅为“淮阴人为余言”，何可作证？如以淮阴人之言为证，则可见有“无辞”“莫须有”之嫌，此其二。“行营高敞地”，难道就是为了“令其旁可置万家”？此中有何必然的因果关系？此其三也。“可置万家”可作另一理解，即仅仅“可置万家”耳，何有“谋反”夺天下之心？此其四也。总而言之，韩信之族冤矣，以“莫须有”罗织罪名明矣。
至此，司马迁图穷而匕首见水落而山石出，索性一吐为快。“假令韩信学道谦让，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则庶几哉，于汉家勋可比周、召、太公之徒，后世血食矣。不务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谋畔逆，夷灭宗族，不亦宜乎！”愤激之意深蕴于反语之中。
对英雄壮士犬马一生冤屈而终，司马迁尽洒热泪，同情，痛心，惋惜，悲愤，交织于字里行间，读来令人扼腕；而对“刘邦们”，则竭尽反语，讥讽，揭露，鞭挞，意在未言之中，读来令人切齿。
后人也尖锐地指出：“‘天下已集，乃谋叛逆’，此史公微文。谓淮阴之愚，必不至此也。”（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或说得更为深刻：“天下已集，岂可为逆于其必不可为叛之时？而夷其宗族，岂有心肝人所宜出哉！读此数语，韩信心迹，刘季吕雉手段昭然若揭矣。”（李笠《史记订补》）
但是也似有未明司马迁意者。“迁责韩信不学道谦让，伐功矜能，至于夷灭；信虽不足以知此，然当受此责矣。何也？当天下发难，与沛公先后起者，各有得鹿之心，固以其力自毙，无怪也。独萧何张良与信，沛公之所须左右手，然其君臣之分素定也。若信犹欲自立，则汉谁与共功，是天下终不可得而定矣。信托身于人，而市井之度不改，始则急迫以不得不与，终则侥幸于必不可为，以黥彭所以自处而处周召太公之地，欲不亡得乎？”（叶适《习学记言序目》）
而更多的人还是看得很清楚的。如韩信被缚一节的-- 信言：“果若人言……天下已定，我固当烹。”上曰：“人告公反。”遂械系信，至洛阳，赦信罪，以为淮阴侯。--著名历史学家白寿彝教授在他的《史记新论》中深刻地指出：“文章写这一段，妙在写得不明不白。”对于韩信被斩一段，又指出：“这一段写得很有破绽。这大概是文章故意留下的破绽。”同时，称赞了梁玉绳、方苞“对于司马迁的文章有较好的体会。”
“无韵之离骚”--悲愤之情充溢于字里行间，强烈爱憎蕴蓄于弦外之音。读《史记淮阴侯列传》，不禁满腔悲愤；读《史记淮阴侯列传》，更为中国历史上的“英雄悲剧”现象而深深思之。
参考文献：
[1]司马迁 . 二十五史史记淮阴侯列传 [ ]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2]鲁迅 . 鲁迅全集汉文学史纲要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3]韩兆琦 . 史记选注集说 [ ]江西：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
[4]叶适 . 习学记言序目 [ ]北京：中华书局，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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