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与经学论文

时间:2021-06-14 10:04:18 论文 我要投稿

书法与经学论文

  钱穆先生曾专门写了《理学与艺术》长文,对理学影响艺术(主要论画)作了深刻的阐述。虽不少精思,启迪后学,但对书法评价阙如,实在遗憾。今从书法与理学角度析之,以补其缺。

书法与经学论文

  每一个时代的美学思潮都来自哲学思想,而书论必然受到主流思潮的影响。三教合一对中国书法的渗透,奠定了中国书法美学思维的高度。儒家的文质彬彬,里仁之美,至大至刚;道家的大朴不雕,天地大美,玄淡清远;佛禅之空灵圆融,即心是佛,心法为上等,无疑左右着书法创作。只有到了宋代,文化转型带来了巨大的观念更新,历史进入到近古时代,书法也出现了变化。在书学思想中,典型的是“理学书论”的出现,影响相当深远。尽管许多学者深挖中国艺术精神的实质,高言是创变、阳刚等,实际上忽略了中国文化发展的特殊性――致中和的书论思想方为主流。徐复观说中国文化是“心”的文化,应该限定在宋元明清,内倾性奠定了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这个时期在书法上,最典型的是“理学书论”的盛行,它是为理学文化之分支。理学文化是理学影响圈与书论所发生的种种关系的总和。宋代理学的发展促进了传统儒学的思辨化,作为宋学核心的理学家涉足书坛而形成了理学书论,起点甚高。(参考吕总《宋代理学文艺论纲》)

  一、理学书论对文艺的影响

  自宋以来,融合三教而归宗儒学的理学,史称新儒学,有着包容多种学术思想而统一于儒家的`气度,改造了原始儒学的思维结构。儒家为经学之丰流代表,其中以理学影响最大,宋元明清直到现在,虽然内部分化主要为道学、心学之异,也包括蜀学、洛学、闽学、关学、濂学、新学之争,最后都集中体现在程朱、陆王之论战中。尽管对“宋学”“汉学”之争各不相让,但经学作为主流文化,已经深刻地烙入书法理论与创作实践中。理学最大的思维特点是“外透天道,内彻心性”,即天人合一。自宋至清,可以说主流书论是理学书论(有专文论述)。理学对待艺术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修身层面上,强调“敬”“反省”“涵养”“持养”的妙用,主张“艺道一体”。“涵养德性”是理学家共同之追求。子思《中庸》已提出“德为圣人”命题。程颢进一步提出:“德性者,言性之可贵,与言性善,其实一也。”实际就是“性即理”也。程颐则曰:“性禀于天,才禀于气”。养气修心如对至尊即对天理。钟人杰《性理会通》载:“程子曰:某写字时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学。”这可以看出以书体道之典范。

  (二)在文道关系上,或主张“文从道中流出”,或言“艺道双进”,或言“道重艺轻”。理学家认为:“和顺积于中,英华发于外。”认为学养的作用明显。但多数认为“道重器轻”,把文艺都视为“形而下”的东西。程颢认为:“文必贯道”“器必贯道”。

  (三)在创作方法上,强调“心性”,力主“性灵”――性情与灵机的结合。强调“内外交相养”,从心性与天道两方面结合看问题。程子认为:“心通乎道”;朱子的“心统性情”说最为典型。心中未发则为“性”,无善恶;既发出来则为“情”,有善恶。最后还得回归“天”乃为“性灵”。

  (四)在审美功用上,倡导“天趣”与“人功”的结合,最终追求“天人合一”。强调“格物致知”“格物穷理”,尤其重视“天成”“天全”“天放”“天德”等内容,所谓“尽性以知天”。

  (五)在审美风格上,主张“沉潜敦厚”,“从容中道”,有圣贤气象为贵。也喜欢平正端庄,反对欹侧放荡。朱熹对苏东坡、米南宫的责难如“把字写坏了”,过分批评其夸张姿态,但有时又肯定其“英风逸气”。

  (六)在艺术品格上,强调人品对艺品的作用,“书关德性”,“人品即艺品”。这是理学家追求“孔颜乐处”、仰慕“圣贤气象”、培养“浩然之气”的具体表现。而文艺之功用必须体现“圣贤气象”,体现一种超然、博大、刚正的人格,是宋儒普遍的共识。

  理学家的文艺观有时前后矛盾,这是因为他们自身兼有道学家和文艺家两重身份的原因。

  (七)思维上的“物必有对论”所开创的辩证精神。从《易》开始的“阴阳之道”“相摩相荡”到邵雍的“一分为二”命题,二程《遗书》的“天地万物之理,无独必有对,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体现出宋学的理性精神与辩证法思想。

  二、理学书论的巨大影响及特点

  自宋而后,尤其是南宋,理学逐级对书法的渗透,日见明显。元代统治者将朱子著作提升为考试标本,学术与政治结合,其影响至为巨大。明代更官方修著《性理大全》,以程朱之学作为取仕依据,清代统治者也注意理学的治世作用,偏于调和人民与统治者的矛盾。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重视心法。所谓“书为心画”,既重视古法,更重视心法。元代郝经提出了“书法即心法”的命题。明代相穆《书法雅言》特重“心相”之说。清刘熙载《艺概?书概》提出了“书尚清而厚,清厚要必本本于心行”之说。他由此提出“书为心学”之说。都丰富了“书为心画”之内涵。

  (二)重视“静”“敬”的蒙养工夫,强调“养气说”。文徵明写字态度“非要字好,直此是敬”。董迪《广川书跋》云:“夫君子养心,必气和而在,物无累之,则浩浩搏天之外而若无所碍也。”黄庭坚《跋牛头心铭》亦云“学必以治心养性为本”,所谓“尽心性之蕴”,自成道种。刘熙载《游艺约言》提出:“不论书画、文章,须以无欲而静为主。”

  (三)强调“胸次”,以积学和游览来开拓心胸,以雅去俗,神明而化之。如董《广川书跋》所谓“胸中磊落,自成丘壑”。钱穆先生《理学与艺术》认为:“宋代人论画,重人品心胸,又深涉性理,乃亦知重日常人生之修养。”其实,宋人论书亦然。胸中造化,吐露于笔端。所以张之屏《书法真诠》队为书法之美在二者:一曰气象,一曰风采。这都与书家心胸有关。

  (四)重视“韵胜”之书。倡导“逸”格,从审美到人生都追求“逸”的态度。书观“气象”。书法涵蕴人之德性。书之韵在不俗,在远离尘俗。如李祖年《翰墨丛谈》所谓:“笔墨之道,以之陶写性情;着得一点尘俗,便不佳矣。”刘熙载《游艺约言》提出“人尚本色”,指出“劲气、坚骨、深情、雅韵四者,诗文书画不可缺一”。 (五)强调方法上的“妙悟”,体现为“心通”说。书理与禅理相通,贵在“参详”“顿悟”。王维云:“妙悟者不在多言,善学者还从规矩。”朱长文《续书断》所谓:“天下之事不心通而强以为之,未有能至焉者也。”黄山谷认为“学书如学禅”,必须参悟。

  (六)强调步骤上的“技进于道”。或言“道进乎技”。如苏东坡评秦少游书“技道双进”。朱长文《续书谱》云:“书之至者,妙与道参,技艺云乎战。”南宋刘克庄认为“艺不习则不工”等,都要求“技与道俱”,不可只停留在技法层面。

  (七)学书原则上先在“明理”,然后“达意”。有常形有常理,理得而法正,法正则意新。张怀《画苑补益》曰:“造乎理者,能尽物之妙。”刘熙载《艺概?书概》认为:“是则理性情者,书之首务也。”便是明书理取近道也。

  (八)书法欣赏在“神会”,不可以形器求也。沈括《梦溪笔谈》所谓:“书画之妙,当以神会,难可以形器求。”欣赏艺术唯求“畅神”而已。张怀《书议》《书断》等系列书论中所谓“一字见心”,“以风神气骨为上”,便是的论。

  (九)重视学问对于书法的作用。晋人提出了“积学以致远”。东坡提出“读书万卷始通神”。黄山谷诗云:“书是人间真富贵。”钱穆先牛说:“内基于性,外资于学,务学以开其性;理学家之精修道德,与画家之沉潜于艺术者,同条共贯,事非有异。”钱先生应该知道,书家何尝不是如此。

  (十)重视“天趣”,主张“以人复天”,强调“天机自然”。所谓“得自天机,出于灵府”。(郭若虚《图画见闻志》)明代屠龙云:“人能以画寓意,胸中便生景象,闭端妙合天趣。若不以天生活泼为法,徒窃纸上形似,终为俗品。”张之屏《书法真诠》专辟“养气第十六”,尤其重“养天机之清妙”。他在“标格第十四”中云:“若夫天机高朗,骨格清苍,足以横绝古今者,当以王觉斯为第一”。

  (十一)人品即书品。强调书法家人格修炼与书品形成的对应关系。如文徵明题画曰:“人品不高,用墨无法。”张之屏《书法真诠》“观人第十五”认为:“书画一道,肆习者固在天资高,尤赖根器厚。”这根器即在“人品”“人格”的魅力。

  理学书论中的疑古思想、尚理明道、注重学养、融合多教等观念,确实拓宽了书论的范围,在更为广阔的领域内我们俯瞰书法,尤其从本体论来观察书法,获得更大的精神空间。这也是理学对书法的贡献。

  三、理学书论的负面影响

  理学对书法的影响,自然也是双方面的,有着正、负作用。正面如上,负面影响如下。

  (一)过分重视内在修养,忽略外在的形式美感。钱穆先生《理学与艺术》最后评价:“清代学者,虽亦高自位置,然既乏于济,复缺性灵,徒于故纸堆中骋心力,故文学艺术皆见不振。语其优者,不过为前代之后劲,无可分庭抗礼者。”,这更指出了大多数人的学习弊端。姚孟起《字学参》已经注意到“形”的作用:“晋人书,形不贯而气贯;唐人书,形气俱贯。”但这样的论述并不多见。

  (二)过分注重人文内涵,简单地将书品与人品等观。造成了“自由人格”的失落。如元代郝经《叙书》等文中提出“道不足则技始以书为工”等语,有些忽略技法的倾向。人品与书品未必决然对应,如对赵子昂、蔡京、王铎、林彪等的书法认同,需要辩证理解。

  (三)过分重视“端楷”,对于欹侧,放荡的行草等不能容忍。尤其是对于有创变意向的作品多视为“异端”,明显的受到朱熹等“淳儒”思想的影响,朱子就专作“端楷论”,有利有弊。陈绎曾《翰林要诀》所谓“笔笔有古意,字字有来历”,强调功夫精熟,并不注重专精、博览之后的“蜕化”,即是创新意识。这也是“院体”“台阁体”“馆阁体”等得以生存的原因。

  (四)注重“文质相符”,对“写意精神”重视不够。连“难得糊涂”的郑燮也在题画中说:“‘写意’二字误多少事。欺人瞒自己,再不求进,皆坐此病。”虽然,他提倡“必极工而后能写意”,但当时所出现的反对“写意”的情况是一致的。如明代倪后瞻《倪氏杂著笔法》对王铎的变法大加挞伐,认为王书“魔气甚大”,对董其昌过分吹捧,令人生厌。项穆《书法雅言》对祝允明草书的非难“晚归怪俗,竞为恶态”,这有些矫枉过正了。

  理学书论是丰富的,也是复杂的,甚至矛盾之处不少,反映出时代变化之丰富多彩。我们更应该根据实际情况来分析,如许多书家在早期与晚期的理论出现矛盾,这恰好说明了时代所压,有时必须改变观念的趋势。研究者也应该知道书论演变的复杂多变,方能不拘泥于一端,如盲人摸象,那就很难管窥全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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