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名人列夫·托尔斯泰背后的故事
列夫托尔斯泰，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了，创作了许多著名的作品，那么你知道他的故事吗？下面是小编整理的世界名人列夫·托尔斯泰背后的故事，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世界名人列夫·托尔斯泰背后的故事 1
列夫·托尔斯泰出身名门，父亲尼古拉·伊里奇伯爵参加过1812年卫国战争，以中校衔退役;母亲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是公爵的女儿。托尔斯泰1岁半丧母，9岁丧父，是姑妈把他抚养长大的。
托尔斯泰自幼接受贵族家庭教育，16岁时考入喀山大学东方系，攻读土耳其、阿拉伯语，准备当外交官。由于考试不及格，次年转到法律系。他对僵化的课程没有兴趣，而对哲学尤其是道德哲学兴趣浓厚，同时大量阅读文学作品。19岁退学，回到自己的庄园雅斯纳雅·波良纳。这本是母亲的“嫁妆”，在兄弟分财产时归托尔斯泰所有，他漫长的一生中绝大部分时间是在这里度过的。
托尔斯泰在与下层人民的接触中，逐渐认识到贵族阶层的阴暗与罪恶，经过痛苦的心理挣扎，终于完全否定了官办教会，接受了宗法制农民的信仰，最后在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的革命形势和全国性大饥荒的强烈影响下，毅然弃绝贵族阶级，转到宗法制农民的立场上。
从此托尔斯泰厌弃自己及周围的贵族生活，自己耕地、缝鞋，为农民盖房子，持斋吃素。他也改变了文艺观，指斥自己过去的创作，甚至包括《战争与和平》等巨著，是“老爷式的游戏”，并把创作重点转移到论文和政论上去，以直接宣传自己的社会、哲学、宗教观点，无情揭露地主资产阶级社会的罪恶。
托尔斯泰的世界观发生激变后，曾于1882年和1884年一度想离家出走。这种意图在他19世纪80至90年代的创作中有颇多反映。在人生的最后几年，托尔斯泰意识到农民的觉醒，因自己同他们的思想情绪有距离而悲观失望;对自己的地主庄园生活方式不符合信念深感不安;他的信徒托尔斯泰主义者和他的夫人之间的纠纷更使他深以为苦。
现实生活与他的观点之间的尖锐对立像一盘石磨碾压著作家的心，他多么希望在哪怕是一年、一月或死前的一天里，过一过真正普通人民的生活，离弃他所憎恶的虚伪和奢华!
1910年10月28日，如同往常一样，列夫·托尔斯泰把书房里写字台上那两枝矮烛台上的蜡烛吹熄了，走进卧室。但他久久不能入睡。窗外飒飒的秋风掀起了他思绪的涟漪……
雅斯纳雅·波良纳呈现着令人心旷神怡的大自然美，作家几乎整个的一生都是在这里度过的。然而现在，这里令人窒息的空气使他一天也无法生活下去了。“不能，我不能再呆下去了，快走，快!”他毅然下定决心，用颤抖的双手把衣服穿上，走进书房，燃起蜡烛，给妻子索菲娅写了最后一封信：
“我的出走使你懊恼，谅解这一点吧!请你理解和相信吧：我不能有别的办法。我对在家中所处的地位已是忍无可忍了，我不能再在这种奢华的环境中生活，我要像在我这样年龄上的老人所习惯的'那样去做：他们从尘世的生活中逃出来，在孤独和寂寞中度过自己的晚年……”
写完信，托尔斯泰蹑手蹑脚地下了楼，来到他晚年的挚友马柯维茨基医生房中将他叫醒。不一会儿，一辆四轮轻便马车便在这深秋的黑夜中，从雅斯纳雅·波良纳飞奔而出。82岁高龄的托尔斯泰终于如愿以偿了，他打算到南方，在农民的小屋里定居下来，以求在那些普通的劳动人民中间度过自己的残年。
遗憾的是，他在出走的途中染上严重的肺炎，于1910年11月20日在阿斯塔波沃车站逝世。
世界名人列夫·托尔斯泰背后的故事 2
托翁与孔子
托尔斯泰在晚年的思想探索中一直醉心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从英译本的《四书》、《五经》里读遍了诸子百家的言论。
在中国传统文化经典中，首先引起他注意的是孔子。他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接触孔子、孟子的著作。他曾写信给好友切尔特科夫说:“我坐在家里，发着高烧，得了重感冒，第二天读孔子，很难想象，这是多么不同寻常的道德高峰，看到这一学说有时竟达到基督学说的高度，你会感到快慰。”
托尔斯泰身上具有的人道主义，使他能很快领会孔子的学说，进而用“仁者爱人”这样的思想去规范自己和要求他人。在行动中则以身作则，坚持“平民化”立场，并且用作品和各种形式的公开言论去谴责沙皇专制的黑暗，暴露俄国官吏的丑行和社会的黑暗，达到为民众的疾苦呼吁的目的。因此，可以说托翁研究孔子的积极结果，是加深了自身的人道主义精神，从博爱、“爱人”的思想原则出发，更加关怀下层民众。
托翁与老子
1884年3月10日，托尔斯泰在日记里记载：“一早起身，收拾了房间。安德留沙打翻了墨水瓶，我于是责备他。我脸上的表情一定是恶狠狠的……做人应该像老子所说的如水一般，没有障碍，它向前流去;遇到堤坝，停下来;堤坝有了缺口，再向前流去。容器是方的，它成方形;容器是圆的，它成圆形。因此它比一切都重要，比一切都强。”
1891年10月，他在给一位出版商的书信后面，附了一份“给我留下印象的作品”。这份书目罗列不足50部，这些作品，根据阅读印象，分为强烈、非常深、很深三种程度。书目中，涉及中国的作品，有孔子、孟子和老子，而“老子”是列在印象“强烈”这个项目中的。
他介绍老子的一个基本论点是：“他(老子)教导人们从肉体的生活转化为灵魂的生活。他称自己的学说为‘道’，因为全部学说就在于指出这一转化的道路，也正因此，老子的全部学说称为《道德经》。”
托尔斯泰与老子，真可谓时距千年，相隔万里，与老子的相遇，为其对人生的思考增加了一个参照系统，并使其获得了“良好的精神状态”。他在日记里说：“我认为我的道德状况是因为读孔子，主要是读老子的结果。”
托翁与墨子
托尔斯泰对中国诸子百家的印象极佳，他曾经多次表达对中国的热爱与尊敬。托尔斯泰研读墨子的情况和体会，其书信和日记中有多次提及。在1905年12月4日写给我国留学生张庆桐的信中说:“在我漫长的一生中，曾经有好几次同日本人见过面，但从没有一次同中国人见过面，也没有发生过联系，而这正是我一向非常想望的;因为很久以来，我就相当熟悉中国的宗教学说和哲学……遭到孟子驳斥的墨子学说，尤其令我敬佩。我对于中国人民经常怀有深厚的尊敬，很大程度上由于可怕的日俄战争等事件而更为强烈了。”
托尔斯泰作为人道主义者，一向主张“博爱”。他既然热衷于孔子的“仁学”，即“仁者爱人”的思想，自然也就欣赏墨子“兼爱”的主张。从这一点来看，托翁不但和孔子，而且同墨子之间也是思想相通的。
警世箴言
记住吧：只有一个时间是重要的，那就是现在!它所以重要，就是因为它是我们可以利用的时间。
重要的不是知识的数量，而是知识的质量，有些人知道得很多很多，但却不知道最有用的东西。
理想是指路的明灯，没有理想，就没有坚定的方向;没有方向，就没有生活。
一语识人
列夫·托尔斯泰是具有“最清醒的现实主义”的“天才艺术家”，而且他的作品描写了俄国革命时期人民的顽强抗争，是“俄国十月革命的镜子”。
——列宁
世界名人列夫·托尔斯泰背后的故事 3
19世俄国最伟大的作家。出生于贵族家庭，1840年入喀山大学，受到卢梭、孟德斯鸠等启蒙思想家影响。1847年退学回故乡在自己领地上作改革农奴制的尝试。1851～1854年在高加索军队中服役并开始写作。1854～1855年参加克里米亚战争。几年军旅生活不仅使他看到上流社会的腐化，而且为以后在其巨著《战争与和平》中能够逼真地描绘战争场面打下基础。1855年11月到彼得堡进入文学界，其成名作：自传体小说《童年》（1855）、《少年》（1857），这些作品反映了他对贵族生活的批判态度，“道德自我修养”主张和擅长心理分析的特色。从中小说《一个地主的早晨》（1856）之中可以看到他站在自由主义贵族立场主张自上而下改革而在白己庄园试验失败的过程。
1857年托尔斯泰出国，看到资本主义社会重重矛盾，但找不到消灭社会罪恶的途径，只好呼吁人们按照“永恒的宗教真理”生活。这些观点反映在其短小说《琉森》（1857）之中，后又创作了探讨生与死、痛苦与幸福等问题的《三死》、《家庭幸福》。
1860～1861年，为考察欧洲教育，托尔斯泰再度出国，结识赫尔岑，听狄更斯演讲，会见普鲁东。他认为俄国应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建立自己的理想社会；农民是最高道德理想的化身，贵族应走向“平民化”。这些思想鲜明地体现在其中小说《哥萨克》（1852～1862）之中。
1863～1869年托尔斯泰创作了长历史小说《战争与和平》，这是其创作历程中的第一个里程碑。小说以四大家族相互关系为情节线索，展现了当时俄国从城市到乡村的广阔社会生活画面，气势磅礴地反映了1805～1820年之间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1812年库图佐夫领导的反对拿破仑的卫国战争，歌颂了俄国人民的爱国热忱和英勇斗争精神，主要探讨俄国前途和命运，特别是贵族的地位和出路问题。小说结构宏大，人物众多，典型形象鲜活饱满，是一部具有史诗和编年史特色的鸿巨制。
1873～1877年他经12次修改，完成其第二部里程碑式巨著《安娜·卡列尼娜》，小说艺术已达炉火纯青。
70年代未，托尔斯泰的世界观发生巨变，写成《忏悔录》（1879一1882）。80年代创作：剧本《黑暗的势力》（1886）、《教育的果实》（1891），中小说《魔鬼》（1911）、《伊凡·伊里奇之死》1886）、《克莱采奏鸣曲》（1891）、《哈泽·穆拉特》（1886～1904）；短小说《舞会之后》（1903），特别是1889～1899年创作的长小说《复活》是他长期思想、艺术探索的总结，也是对俄国社会批判最全面深刻、有力的一部著作，成为世界文学不朽名著之一。
托尔斯泰晚年力求过简朴的平民生活，1910年10月从家中出走，11月7日病逝于一个小站，享年82岁，一代文学巨匠走完其人生旅程。
世界名人列夫·托尔斯泰背后的故事 4
托尔斯泰虽然很有名，又出身贵族，却喜欢和平民百姓在一起，与他们交朋友，从不摆大作家的架子。
一次，他长途旅行时，路过一个小火车站。他想到车站上走走，便来到月台上。这时，一列客车正要开动，汽笛已经拉响了。托尔斯泰正在月台上慢慢走着，忽然，一位女士从列车车窗冲他直喊：“老头儿！老头儿！快替我到候车室把我的手提包取来，我忘记提过来了。”
原来，这位女士见托尔斯泰衣着简朴，还沾了不少尘土，把他当作车站的搬运工了。
托尔斯泰急忙跑进候车室拿来提包，递给了这位女士。
女士感激地说：“谢谢啦！”随手递给托尔斯泰一枚硬币，“这是赏给你的。”
托尔斯泰接过硬币，瞧了瞧，装进了口袋。
正巧，女士身边有个旅客认出了这个风尘仆仆的“搬运工”，就大声对女士叫道：“太太，您知道您赏钱给谁了吗？他就是列夫托尔斯泰呀！”
“啊！老天爷呀！”女士惊呼起来，“我这是在干什么事呀！”她对托尔斯泰急切地解释说：“托尔斯泰先生！托尔斯泰先生！看在上帝的面儿上，请别计较！请把硬币还给我吧，我怎么会给您小费，多不好意思！我这是干出什么事来啦。”
“太太，您干吗这么激动？” 托尔斯泰平静地说，“您又没做什么坏事！这个硬币是我挣来的，我得收下。”
汽笛再次长鸣，列车缓缓开动，带走了那位惶惑不安的女士。
托尔斯泰微笑着，目送列车远去，又继续他的旅行了。
世界名人列夫·托尔斯泰背后的故事 5
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 俄国作家。1828年9月9日出生于图拉省克拉皮文县的亚斯纳亚·波利亚纳(今属图拉省晓金区)。托尔斯泰家是名门贵族，其谱系可以追溯到16世纪，远祖从彼得一世时获得封爵。父亲尼古拉·伊里奇伯爵参加过1812年卫国战争，以中校衔退役。母亲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是尼·谢·沃尔康斯基公爵的女儿。托尔斯泰一岁半丧母，9岁丧父。1841年他的监护人姑母阿·伊·奥斯坚—萨肯去世后，改由住在喀山的姑母彼·伊·尤什科娃监护。于是他全家迁到喀山。
托尔斯泰自幼接受典型的贵族家庭教育。1844年考入喀山大学东方系，攻读土耳其、阿拉伯语，准备当外交官。期终考试不及格，次年转到法律系。他不专心学业，迷恋社交生活，同时却对哲学尤其是道德哲学发生兴趣，喜爱卢梭的学说及其为人，并广泛阅读文学作品。在大学时代，他已注意到平民出身的同学的优越性。1847年4月退学，回到亚斯纳亚·波利亚纳。这是他母亲的陪嫁产业，在兄弟析产时归他所有，他的漫长的一生绝大部分时间在这里度过。
回到庄园后，他企图改善农民生活，因得不到农民信任而中止。1849年4月曾到彼得堡应法学士考试，只考了两门课就突然回家。是年秋天为农民子弟兴办学校。11月起名义上在图拉省行政管理局任职，次年12月被提升为十四品文官，实际上却周旋于亲友和莫斯科上流社会之间。但他渐渐对这种生活和环境感到厌倦，1851年4 月底随同服军役的长兄尼古拉赴高加索，以志愿兵身份参加袭击山民的战役，后作为“四等炮兵下士”在高加索部队中服役两年半。虽然表现优异，但也有赖亲戚的提携才晋升为准尉。1854年3月，他加入多瑙河部队。克里木战争开始后，自愿调赴塞瓦斯托波尔，曾在最危险的第四号棱堡任炮兵连长，并参加这个城市的最后防御战。在各次战役中，看到平民出身的军官和士兵的英勇精神和优秀品质，加强了他对普通人民的同情和对农奴制的批判态度。
托尔斯泰在高加索时开始创作，在《现代人》杂志上陆续发表《童年》、《少年》和《塞瓦斯托波尔故事》等小说。1855年11月他从塞瓦斯托波尔来到彼得堡，作为知名的新作家受到屠格涅夫和涅克拉索夫等人的欢迎，并逐渐结识了冈察洛夫、费特、奥斯特洛夫斯基、德鲁日宁、安年科夫、鲍特金等作家和批评家。在这里他以不谙世故和放荡不羁而被视为怪人，他的不喜爱荷马和莎士比亚也使大家惊异。不久，他同车尔尼雪夫斯基相识，但不同意后者的文学见解。当时德鲁日宁等人提倡为艺术而艺术的所谓“优美艺术”，反对所谓“教诲艺术”、实即革命民主派所主张的暴露文学。托尔斯泰倾向于德鲁日宁等人的观点，但又认为任何艺术不能脱离社会生活。至1859年，他同《现代人》杂志决裂。
1856年底以中尉衔退役。次年年初到法国、瑞士、意大利和德国游历。法国的“社会自由”博得他的赞赏，而巴黎断头台一次行刑的情景则使他深感厌恶。在瑞士看到英国资产阶级绅士的自私和冷酷，也激起他很大的愤慨。但这次出国扩大了他的文学艺术的视野，增强了他对俄国社会落后的清醒认识。
对于50至60年代之交的农奴制改革以及革命形势，托尔斯泰的思想是极其矛盾的。早在1856年他曾起草方案，准备以代役租等方法解放农民，并在自己庄园试行，因农民不接受而未实现。他同情农民，厌恶农奴制，却认为根据“历史的正义”，土地应归地主所有，同时因地主面临的是要性命还是要土地的问题而深深忧虑。他不同意自由主义者、斯拉夫派以至农奴主顽固派的主张，也看到沙皇所实行的自上而下的“改革”的虚伪性质，却又反对以革命方法消灭农奴制，幻想寻找自己的道路。由于无法解决思想上的矛盾，曾企图在哲学、艺术中逃避现实，但很快又感到失望；1860年因长兄尼古拉逝世，更加深了悲观情绪。1859至1862年间几乎中辍创作，先后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和附近农村为农民子弟办了20多所学校，并曾研究俄国和西欧的教育制度，1860至1861年还到德、法、意、英和比利时等国考察学校。后又创办《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教育杂志。这些活动引起沙皇政府的注意。加之在农奴制改革中，他作为本县和平调解人，在调停地主和农民的纠纷时，常常同情农民，又招致贵族农奴主的敌视。1862年7月他外出时，家中遭到宪兵连续两天的搜查。不久他关闭了学校。这段时间他思想上所受的震荡以及因同农民的频繁接触而接受的他们对事物的一些看法，成为他的世界观转变的契机和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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