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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国母宋庆龄的爱国故事
宋庆龄，1893年生于上海，1915年与孙中山结婚并担任他的秘书，参与革命活动，致力于民主革命事业。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宋庆龄继承他的遗志，继续投身革命，赢得了国共两党和中国人民的一致尊重。下面，就由小编给大家分享一代国母宋庆龄的爱国故事，希望各位童鞋喜欢！
有一位女性，她出生在上海的一个富裕家庭，从小接受“独立、自由、民主”的先进思想教育;有一位女性，不顾家人反对，与流亡中的革命党人结婚，从此踏上了为争取民族解放、自由而奋斗的道路;有一位女性，为了国家的事务鞠躬尽瘁，为广大的妇女儿童奔前走后谋福利。有一位这样的爱国女英雄，她的名字，叫宋庆龄。
宋庆龄与孙中山
在宋庆龄的一生当中，革命和国家这两个词语占据了她的大部分时间。为了支持革命，她心甘情愿追随孙中山先生，和他一起扛起起义的大旗;为了国家，她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宁愿抛头颅洒热血。她的这种精神，在接下来的一则故事当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1922年的6月16日，注定是一个不安稳的日子。自从孙中山先生决定开始进行北伐战争之后，受到了来自很多方面力量的阻挠和抗争，其中，也不乏许多当年曾经和孙中山并肩作战的同志。而陈炯明，就是其中一位。这个曾经和孙中山先生一起参与过“护法战争”的好战友，因为不满孙中山先生“使用中央集权武力谋求全国统一”的做法，在这一天，他选择进攻了元帅府。
当时孙中山先生已接到密报，知道事态紧急，便要求宋庆龄先行撤退。但是宋庆龄却坚持让孙中山先生先走，因为她知道，如果自己和孙中山先生同时撤离，就会因为移动目标过大而被叛军发现，使得孙中山先生置于危险境地。所以，宋庆龄对孙中山先生说出了那一句经典的话语——“中国可以没有我，但不可以没有你。”
她忍痛将孙中山先生送走，自己和几名部下呆在家中，制造孙中山仍然在家的假象。因为她的勇敢，使得孙中山先生最终可以撤离到安全的位置。而宋庆龄自己，却几次遭受生死的考验，才和孙中山先生会合。
宋庆龄的丰功伟绩
1933年3月下旬的一天，上海亚尔培路(现陕西南路)一幢小楼的会议室里，一派紧张而愤怒的气氛，以宋庆龄为首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正在举行紧急会议。宋庆龄是去欧洲旅行后于1931年6月回到灾难深重的祖国的。她看到蒋介石置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于不顾，却对革命者和爱国人士进行残酷的镇压和屠杀，气愤急了，立即开展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国民党黑暗统治的斗争。
1932年12月，她联合学术文化界的知名人士鲁迅、蔡元培、杨杏佛等人，组织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同盟的主要任务是：营救一切爱国的、革命的政治犯，争取人民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自由。同盟一成立，就先后营救了许多抗日革命志士。这天，他们正在商量营救被国民党非法逮捕的在上海养病的红军将领陈赓等5位爱国志士。
同盟得知上海第二特区法院将在3月31日以从事“共党”活动的罪名，要开庭审判他们5人的消息，心急如焚。听完情况介绍以后，宋庆龄说：“先要把这个消息告诉报界，并且公开发表宣言，揭露国民党当局蹂躏民权的非法行径。”然后刀子转向同盟的律师吴凯声说：“在法庭上，由你担任他们五人的辩护律师。”
“国民党肯定不会轻易放人！”有人担心地说。“那我就到南京去向他们要人！”宋庆龄大义凛然地回答。果然不出所料，在法庭上，尽管上海第二特区法院的法官被吴凯声驳斥得理屈词穷，却依然判决陈赓等五人有罪，并被押解到南京，关进了军事监狱，蒋介石已下令决定秘密杀害他们。宋庆龄气极了。
4月1日，她发表了《告全国人民》一文，号召全国人民起来营救他们。接着她不顾个人安危，在4月4日赶到南京，亲自找到了蒋介石。一见面，宋庆龄就开门见山地责问道：“你为什么不释放陈赓?他究竟犯了什么罪，你要枪毙他?”“他们是共产党，扰乱治安，进行反对政府的活动……”蒋介石的话未说完，宋庆龄就义正词严地打断了他的话：“你拿出证据来！”“证据在法院嘛！”
蒋介石狡猾地说。“法院根本拿不出证据。”可是，蒋介石仍然坚持要杀陈赓等人。宋庆龄愤怒了，她指着蒋介石大声说：“陈赓是黄埔军校的学生，东江之役一直跟你打仗，你忘了，你打了败仗，还是陈赓救了你一命，不然你也活不到今天。现在你要杀他，简直是忘恩负义！你天天说的礼义廉耻那里去了?”蒋介石被责问得哑口无言，低着头，在房间里踱来踱去。
他怕把事态闹大，更怕面前的孙夫人向全世界发表公开声明，只好无可奈何地说：“好吧，我把陈赓交给你，只是——不许他再从事破坏活动。”经过宋庆龄同蒋介石面对面的斗争，陈赓被释放了。他在后来的革命战争中，建立了不朽的功勋。1936年11月，宋庆龄得知国民党反动派非法关押了7名著名爱国人士，就是轰动全国的“七君子事件”。她义愤填膺，立即向新闻界发表了严正声明：“关于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7位领袖的被捕，我以这个组织执行委员会的名义，特提出抗议，反对这种违法的逮捕，反对以毫无根据的罪名横加在他们身上……
救国会的7位领袖已被逮捕，可是我们中国还有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民，他们的爱国义愤是压制不住的。让日本军阀当心吧！他们虽然可以在幕后指使逮捕7位领袖，但是全中国的人民是不会饶怒他们的。”宋庆龄的声明大义凛然，气贯长虹。为了揭露敌人的丑恶面目和营救7位爱国人士，宋庆龄又公开向国民党蒋介石发出质问：“爱国算不算有罪?”敌人为了欺骗人民，美化自己，当然不敢公开说爱国有罪。宋庆龄的一个又一个有力质问，使敌人哑口无言。为了使敌人更处于尴尬的地位，她又发起了“爱国入狱运动”。
在那炎热的7月，她不顾疲劳，带着何香凝、胡愈之等10几位救国会的同志，背着行李来到了苏州高等法院。并质问当局，如果爱国有罪，是来自请入狱的。敌人没有料到宋庆龄会亲自来到，更没有料到采取“自请入狱”的方法，吓得一个个狼狈不堪，理屈词穷。宋庆龄领导的“同服爱国罪”运动在全国激起了强烈反响，对卖国贼蒋介石是一次沉重地打击，唤醒了更多的人起来与反动派进行斗争。
在全国亿万人民强大的压力下，敌人终于被迫释放了7位爱国领袖。1981年5月29日，宋庆龄平静地离开了我们，但她贡献给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伟大业绩，将世世代代传下去。
宋庆龄营救廖承志出狱始末
廖承志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党和国家的优秀领导人。廖承志是元老廖仲恺和何香凝之子，出身名门，却因信仰选择了中国共产党，而且在革命几次陷入低谷时从未改变初衷，始终坚定地跟党走。在残酷的革命斗争生涯中，廖承志多次被捕入狱，所幸每次都能化险为夷。1933年，廖承志又一次在上海被捕，为了营救廖承志，宋庆龄联合蔡元培、柳亚子等许多知名人士积极奔走，与反动当局交涉，最终成功地将廖承志从敌人手中解救出来。
叛徒变节，廖承志不幸落入敌手
1908年，廖承志出生于日本。童年时，他常常与父母一起去孙中山家做客，他叫宋庆龄“姑姑”.后来，廖承志从日本早稻田大学学成归国后，和母亲、姐姐一样，全力协助宋庆龄开展革命工作。当时，他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担任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宣传部部长、全国海员总工会党委书记，为党做了大量情报传送工作。廖承志的革命行动引起了反动派的注意，特务组织对他进行了严密的监视，寻找机会将他逮捕。
1933年3月28日下午，廖承志在租界不幸被捕。廖承志的被捕与叛徒的出卖有关。当天上午，全国总工会秘书长王其良被捕随即叛变，他供出了一批上海地下党员的名单。巧的是，当天下午正好有一个秘密会议在罗登贤和余文化二人的寓所里召开，廖承志是与会者之一。等他来到开会地点时，才发现罗、余二人已经被捕，自己也落入敌人的圈套。当时，廖承志刚满25岁。
双管齐下，宋庆龄为营救廖承志造势
得知廖承志被捕的消息，宋庆龄立即前往寓所慰问何香凝并询问具体情况。然后，她与蔡元培、杨杏佛、柳亚子等人商量，拟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会的名义，聘请吴凯声大律师为廖承志的辩护律师，通过法律的途径将廖承志营救出狱。
吴凯声是当时上海滩赫赫有名的爱国大律师。就在廖承志一案事发的前一年，吴凯声还受周恩来之托，为著名共产党人陈延年（陈独秀长子）出庭辩护。
廖承志被捕的第二天，杨杏佛找到吴凯声位于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六一二号的寓所。杨杏佛开门见山地说，我是奉了宋庆龄、蔡元培两位同盟会主席之命以及何香凝女士之托而来，请您出任辩护律师，营救廖承志等三人。吴凯声听清原委后，一口答应下来。杨杏佛听后大喜，他告诉吴凯声，现在和廖承志关在一起的另外还有两位爱国人士，他们是一对兄妹，哥哥叫陈赓，妹妹叫陈淑英，是24日在公共租界被逮捕的，三人会同庭受审。陈赓是廖仲恺在黄埔军校一期的学生，所以早就和廖承志相识。杨杏佛对吴凯声说，如果能同时担任陈氏兄妹的辩护律师一并救之，将不胜感激。吴凯声亦答应下来。
经过一番准备，吴凯声前往巡捕房与廖承志和陈赓见了面。廖承志早就听闻吴凯声的大名，清楚他是一名支持革命的进步民主人士，于是将一切情况详细讲明，两人随即对案子作了一番商议，最后廖承志签署了律师委托书。吴凯声又会见了陈赓，将陈氏兄妹被捕的原因、地点和时间等一一作了了解。当晚，吴凯声就与何香凝、杨杏佛进行了密谈，就第二天开庭事宜进行商议。
在吴凯声积极为辩护的事情努力时，宋庆龄同时在另一个领域里替廖承志一案声援。她在中央研究院召开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会执行委员会议，专门讨论廖承志入狱一事，正式发表宣言指出：“3月28日罗登贤、余文化、廖承志三人由同寓者之报告被捕，依报章所载，其罪状为加入共产党及工会运动，罗、余两人于寓所逮捕，廖于数小时后竟因偶尔投访，同遭拘禁……即使被告为共产党员，尚非法律所不许，应即立刻释放，盖信仰自由屡载约法，为吾国民必争之权利。”宋庆龄此番宣言发表后，得到了社会各界的热烈回应。很快，廖承志一案就成了全国民众关注的焦点。
开庭辩护，吴凯声慷慨陈词
3月31日，位于上海四川北路的高二分院开庭审理廖承志一案。吴凯声如约作为廖承志的辩护律师出庭。此外，他还动员多名律师一起组成律师团为之辩护。因为需要营救的共有5人，所以他们还做了分工，吴凯声本人和马常担任廖承志及陈赓兄妹的辩护律师；蔡晓白、陈炳煜等则担任罗登贤和余文化的辩护律师。柳亚子作为营救方案的策划人之一，带着女儿柳无非到场旁听。
在法庭上，吴凯声当着各界人士之面一一列举事实，与租界当局雇用的律师进行了激烈辩论。整个审讯辩护过程十分精彩。第一个被传唤的是陈赓。陈赓按照与吴凯声事先的约定，表示“我同妹妹陈淑英是来上海治病的”.之后，他又借法庭作讲台，大谈抗日，痛斥政府弃守东三省，残害爱国青年。一番慷慨陈词，变口供为控诉。台下的代表面面相觑，尴尬不已；旁听席上则是人人激奋，群情沸然。
此后，被传唤的是廖承志、罗登贤和余文化三人。吴凯声与当局律师之间进行了一番激辩，他当堂宣读了何香凝所写的一封亲笔信。信里的意思是她本来要到法庭上就住处、买茶和给钱等三条一一陈述，怎奈旧病复发，连床都下不了了，只好写一封信。在信中，何香凝列举了三条：第一，小儿廖承志从欧洲回国后就一直住在家中。那天巡捕房的人来家里调查，我一时受惊，没能给出明确的答复。我现在在信里明确表示，廖承志是和我一起住的。第二，廖承志到欧阳先生家是去商量运送茶叶，给血战日寇的我国东北军壮壮士气，改善改善伙食，因此并没有别的意图。第三，我给儿子银洋那是为了补充抗日的资金，是廖承志他本性慷慨大方，才可能借给朋友。总之，何香凝坚持“予与廖先生为国奋斗，其目的在求民族国家之生存”,希望法院能够秉公办理。何香凝的信在法庭上产生了很大的作用。怎料，叛徒王其良突然出现在法庭上，一口咬定廖等三人是共产党员。一审结束后，法庭依旧不肯松口，打算将5人引渡给上海警察总局。随着法官的一声宣告，法庭散场，陈赓、廖承志等五人被押上一辆红色汽车。吴凯声果真身经百战，经验老到。他并没有就此放弃，而是在庭审结束后，跳上了自备的黑色轿车，紧随囚车到了总局。
在总局门口，吴凯声跳下轿车义正辞严地说，根据刑事诉讼法关于被告侦讯完毕，可交辩护律师“责付”出狱的规定，要求总局立即将被告廖承志“责付”给他。然后，吴凯声径直往里走，直奔局长办公室。当时担任警察局长的蔡劲军是吴凯声留学法国时的同学。见面后，吴凯声软磨硬泡，企图说服他。怎奈蔡劲军知道这不是小事，为了保住头上的乌纱帽，死活不肯松口。吴凯声只得使出最后一个绝招。他胸有成竹地对蔡劲军说：“你给吴市长打个电话吧，听听市长是怎么说的。”
原来，柳亚子在前一天就找到他在法院当庭长的朋友郁华，打听当局到底想如何处置廖承志。郁华当时的职务是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刑庭庭长，他的弟弟就是著名的左翼文人郁达夫。事实上，郁达夫的很多壮举都和郁华有关。郁华向柳亚子透露说，按照南京方面的军法处理要求，会将廖承志“引渡”到南京，一旦到了南京，别说出狱无望，就是性命也会堪忧啊。郁华答应柳亚子，会尽他所能尽量拖延时间，但这事真要翻盘的话，还得大人物出面。柳亚子谢过郁华后，赶紧赶到何香凝家里告知。何香凝知道儿子一旦被送往南京，就等于送上绝路。于是她当机立断对柳亚子说：“你跟我去一次市长府，去找吴铁城！”
力挽大局，何香凝逼迫蒋介石放人
吴铁城是当时的上海市市长兼淞沪警备司令，他一看何香凝坐在藤椅里被抬着进来，就知道廖夫人此番前来是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于是就故作镇定地请何香凝进屋，满脸堆笑说：“请，请，廖夫人请进来坐。”何香凝故意大声说：“我不是来做客的，我是来坐牢的！承志哪里是犯了什么大罪，不就是骂了蒋介石几句吗？要说骂老蒋，我骂得最多了。你们不如把我也抓起来吧！”柳亚子也在一边附和说：“廖夫人要是坐牢，我也作陪！”
廖仲恺、何香凝在内根基深厚，一旦出了什么事，吴铁城也是无法担待的。于是，他赶紧通过宋子文给蒋介石报信。蒋介石知道何香凝个性执拗倔强，又是元老，人脉宽泛，要是真动了她的儿子，保不齐出什么大乱子，就松口说：“你们看着办吧，不要搞得不可收拾。”吴铁城有了这个指示，悬着的心就放下了，他对何香凝承诺说：“廖夫人大可放心，一定会将爱子保释出来。”所以当蔡劲军打电话问吴铁城如何处置廖承志一案时，吴铁城在电话里明确表态：廖承志可以“责付”释放。蔡劲军放下电话，如释重负，跟吴凯声说，可以“责付”了。
当晚，吴凯声就以辩护律师的身份，将廖承志保送至辣斐坊（现复兴中路复兴坊）七号的何香凝寓所。尚病卧在床的何香凝见儿子回来了，喜出望外。她一把抓住吴凯声的手，连声道谢。过了几天，廖承志的姐姐廖梦醒回到家中，把一支神秘的香烟交给廖承志。廖承志打开一看，是党中央通知他到中央苏区的密件。他欣喜若狂，匆匆准备即告别母亲，踏上了革命工作的新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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