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知优秀作文:高学历地野蛮人

时间:2022-01-23 13:13:34 良心 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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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知优秀作文:高学历地野蛮人

  文化让我们有高的素养,良知让我们走对的方向。因此,良知才是我们的指明灯。

良知优秀作文:高学历地野蛮人

  良知优秀作文:高学历地野蛮人

  文化是一个能够激发我们感情的崇高东西,它和知识是不一样的。一个有文化的人,你会发现他的生命力是非常旺盛的。他不是冷冰冰的,而是富有激情、情怀,对这个世界充满了爱和诗意的眼光。

  可是今天,我们从中小学到大学的教育,更多的是在教知识、技术、专业,唯独缺少文化。我们培养了很多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很多高学历的野蛮人,他们是冷冰冰的。

  当知识不成体系时,它是无用的,只是碎片。曾有一家报社搞国学知识竞赛,找了一批专家出了一套国学题目。题目出完后,编辑想让我审一下。我看了五分钟,对它的判断就是六个字:无趣、无聊、无用。

  比如有一道题目问:在中国历史上哪一个时代的宦官是可以娶妻的?这是非常严肃的知识。如果你专门研究宦官,把他们的生存状况、心理状态以及他们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影响、作用都搞明白,你将会成为一名了不起的专家。可是假如你的主要精力不在此,这样的知识碎片,对你一点用处都没有。

  还有一道题目:胡萝卜是什么时候传入中国的?如果你能把它变成系统的知识进行分析研究,它是有意义的。但是假如一个人并没有这样的意愿和目标,他只知道胡萝卜是什么时候传入中国的,这样的知识对他不仅没用,还可能产生负面影响。

  德国哲学家尼采写过一篇文章叫《我为什么这么聪明》,他的结论就一句话:我之所以这么聪明,是因为我从来不在不必要的事情上浪费精力。

  有一次我坐出租车,司机正在收听一档知识竞赛节目。节目中,主持人放了五个音乐片段,每个片段几秒钟,随后提问:这五个音乐片段,有两个片段属于同一首歌,你们谁知道?一个小伙子抢答说他知道,并且回答正确。

  紧接着第二个问题是:其中有两首歌出自同一张音乐专辑,你知道吗?这时我紧张了,我怕他知道。他不知道,说明他还是正常人,如果他知道,他这一辈子可能就废了。但是没想到他真知道。

  孔子的学生子夏早就说,“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但是“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即使是胡萝卜什么时候传入中国这样的知识,你可以拿来吹吹牛,但如果你老是把认知集中在这种信息上,你的一生肯定不会有什么成就。你用琐碎的知识把人生变成了碎片,所以君子不为。

  在人生知识的考场上,谁能站到最后?我今天跟大家打个赌,我可以出一套100分的知识类题目,每道都有标准答案,但我能让所有人都得零分。反过来,你们也可以给我出100分的知识类题目,让我一分都得不到。

  复旦大学自主招生出过一道题,老师对学生提一个要求:“你现在问我一个问题,必须满足两个条件,第一是要我回答不出来,第二是你必须要有标准答案。”很多人说这个题目太雷人了,可我就觉得出得很好。因为它告诉我们,在知识的考场上,没有人可以站到最后。有一个聪明的学生马上问:“老师,你知道我祖父的名字吗?”

  如果要算知识的总量,我相信今天在座的人,你们的知识总量都超过孔子。比如说,我可以出计算机、物理、英语、数学之类的题目,孔子肯定答不过你们。

  但我们就比孔子的境界高吗?这就要思考另一个问题了:决定孔子境界的不是知识的总量,而是另外一种东西。孔子自己早就说过:“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我有知识吗?不,没有。苏格拉底也曾经说:“我比别人多知道的那一点,就是我知道自己是无知的。”

  他们说这些不是谦虚,只不过说出了一种真相。面对世界的无限,我们短暂生命里的知识可以忽略不计。所以,我们应该允许自己的无知,也应该宽容别人的无知。

  我讲一个故事。有一位父亲发现15岁的女儿不在家,留下一封信,上面写着:“亲爱的爸爸妈妈,今天我和兰迪私奔了。兰迪是个很有个性的人,身上刺了各种花纹,只有42岁,并不老,对不对?我将和他住到森林里去,当然,不只是我和他两个人,兰迪还有另外几个女人,可是我并不介意。我们将会种植大麻,除了自己抽,还可以卖给朋友。我还希望我们在那个地方生很多孩子。在这个过程里,也希望医学技术可以有很大的进步,这样兰迪的艾滋病可以治好。”

  父亲读到这里,已经崩溃了。然而,他发现最下面还有一句话:“未完,请看背面。”

  背面是这样写的:“爸爸,那一页所说的都不是真的。真相是我在隔壁同学家里,期中考试的试卷放在抽屉里,你打开后签上字。我之所以写这封信,就是告诉你,世界上有比试卷没答好更糟糕的事情。你现在给我打电话,告诉我,我可以安全回家了。”

  这封信说明,一个人在知识的试卷上可以犯错,甚至不止一次犯错,一辈子犯错,我们到老了都是无知的。但是在良知问题上,可能犯一次错,我们就万劫不复了。所以,比事实判断更重要的是价值判断。事实判断,我们做不到什么都懂,但是做人要有良知,要有价值判断力,这一点还是应该尽量做到的。

  知识就是力量,但我要告诉大家,良知才是方向。

  良知优秀作文:德国的良知与救赎

  德国人对战争、对历史的反思真正触及了民族的灵魂。

  1970年12月7日,时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维利·勃兰特做出了一个令全世界颇为震惊且难以忘怀的举动:正在波兰进行国事访问的勃兰特,在向华沙犹太隔离区起义纪念碑敬献花圈之后,突然双膝下跪,为在二战中死于纳粹德国屠刀下的无数死难者默哀。

  按照勃兰特的说法,在死去的千万灵魂面前,“仅仅献上一个花圈是绝对不够的”。

  “勃兰特应该下跪吗?”德国《明镜》周刊随即进行了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48%的德国受访者认为勃兰特的这一举动过度了,11%的受访者持中立态度,41%的人认为是合适的。这一调查结果,显示了德国民众的意见分歧。

  从二战结束到“华沙之跪”,德国的“去纳粹化”过程,充满了曲折与艰辛。

  但40多年后的今天,德国社会对战争、对历史的态度不再纠结,德国作为一个正常国家,已真正融入欧洲,成为国际体系中的积极力量。

  这背后,有政界对纳粹大屠杀的深入反省,有学界对民族良心的持续拷问,也有普通民众对历史罪行的激烈批判。

  不久前,德国总理默克尔访问日本期间在东京发表演讲时说,“正视历史”和“宽容态度”是修复国家关系的正解。她指出,德国之所以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重新被国际社会接受,正是由于德国能正视历史。

  盟军主导“去纳粹化”

  1945年春,德国战败。当时的德国,经济与交通网络陷于瘫痪,大多数青壮年男性公民身处战俘营中,城市人口处于饥饿之中,一些具有悠久历史的城市处处断瓦残垣。这是“五世纪罗马陷落时的场景”,史学家曾如此作比。

  英国作家弗雷德里克·泰勒在《驱逐希特勒》一书中记述,盟军在进占各个城市时,时刻提防着狂热纳粹分子的反扑与抵抗。盟军军事行动的目标十分明确,即在占领后构建一个“没有纳粹”的德国。

  实际上,在当年2月举行的雅尔塔会议上,美、苏、英三国领袖就已商定,摧毁所有与纳粹有关联的机构、组织、法律,去除纳粹对德国人生活的影响。一份决议中写道:“所有参与过纳粹活动的(纳粹)党员……不得担任公职或半公职岗位,不能在重要的私营部门任职。”

  1945年4月30日,阿道夫·希特勒自杀身亡。1945年5月8日,他通过遗嘱指定的帝国总统卡尔·邓尼茨宣布德国无条件投降。随后,从柏林至每一个村镇,盟军都建立新机构取代了纳粹德国的管理机构。

  在英、美、法占领区内,德国公民须填写详细的问询表,说明个人战时经历,由评判员裁定是否有罪。在苏联占领区内,不少与纳粹有关联的公务员、教师或律师都被清算,甚至被没收了个人财产。

  战后三年内,盟军瓦解了主导德国军国主义的容克军事贵族阶层,将大批纳粹党员投入监狱。至1948年,盟军才将“去纳粹化”的任务逐步转交给德国战后政府。

  反思的局限与“宽恕”

  1945年8月8日,美、苏、英、法四国在伦敦正式签署控诉和惩罚轴心国主要战犯的协议,依据《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盟军在纽伦堡组成国际军事法庭,对被控犯有密谋罪、破坏和平罪、战争罪、种族屠杀罪以及反人类罪的纳粹德国主要战犯进行审判。

  不过,战后初期德国对纳粹罪行的追诉和审判并不成功,一些民众回避纳粹历史,甚至反对“去纳粹化”,并要求赦免部分纳粹罪犯。在纽伦堡审判中,共有5025名罪犯以战争罪被判刑,死刑判决806例,但只有486例被执行。

  一些德国人甚至认为纽伦堡审判有“成王败寇”的意味,反对纽伦堡审判揭露纳粹罪行。德国精英阶层则在一段时间内对希特勒的暴虐持保留态度。

  泰勒在《驱逐希特勒》一书中分析,德国自1871年统一为德意志帝国后开始“权力集中”,全民整齐划一、讲求秩序,不少德国人相信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是保持德国团结的基础,并认为希特勒带领德国走出了经济萧条。这也让德国民众对纳粹党带来的短暂秩序抱有同情,同时希望在二战结束后再次建立秩序。

  当时,德国社会对二战的反思还局限在少数知识分子范围内。联邦德国的首任总理阿登纳的首要着眼点,并不是彻底清算纳粹帝国历史和赎罪反省,而是在饱经创伤、满目疮痍的德国土地上重新恢复国民经济和基础设施建设。

  除本国人包庇、弱化纳粹罪行外,二战结束不久后形成的冷战格局,也让美、苏两大阵营不得不“宽恕”一些纳粹技术官僚,甚至释放一些纳粹军方高官,以重建西、东德的军队。

  于是,许多纳粹分子在战后恢复了职位。尤其是在阿登纳执政时期,有大批原纳粹高级文、武官员重返政府机关。

  直至1963至1965年在法兰克福举行奥斯维辛审判,这种现象才得到遏制。这次审判使得联邦议院取消了关于纳粹谋杀罪行的追诉时效,这意味着追责纳粹战犯是没有期限时效的,纳粹罪责也因此持续成为公众关注的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