缪伯英，是抗日女英雄，是值得人敬佩的。yuwenmi小编整理了读缪伯英青春有感范文，欢迎欣赏与借鉴。
读缪伯英青春有感【篇一】
缪伯英，1899年10月出生，湖南长沙人。1919年7月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学习。1920年初参加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年11月，参加了由李大钊组织的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女党员。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后，缪伯英积极投身于群众运动。1922年下半年缪伯英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女工部的负责人。同年8月，被选为民权运动大同盟的筹备员，负责筹备北京女权运动同盟会，推动妇女争取政治和经济上的平等权利。1923年2月，缪伯英参与领导了京汉铁路北段的总罢工，在罢工遭到北洋军阀政府的血腥镇压后，秘密主持编印了《京汉工人流血记》等宣传品，揭露军阀政府残害工人的暴行。
为避开北洋政府的追捕，缪伯英按照党组织的安排回到家乡湖南。1925年1月担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任妇委会书记，省妇女运动委员会主任。1927年8月缪伯英前往上海，在残酷的白色恐怖中，开展地下工作。由于斗争环境险恶，食无定时，居无定所，长期清贫而不稳定的生活，使缪伯英积劳成疾，1929年10月在上海病逝。临终前，她对家人说：“既以身许党，应为党的事业牺牲，奈何因病行将逝世，未能战死沙场，真是遗憾终生!你要坚决与敌斗争，直到胜利!”
读缪伯英青春有感【篇二】
为英雄而歌，献礼十九大。今日上午，长沙县开慧镇举行学习缪伯英英雄事迹活动启动仪式，继承英雄遗志，激励后人。
《青春·缪伯英》一书作者王杏芬讲述了缪伯英同志的英雄事迹。缪伯英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位女党员，先后参与组织了香港海员罢工北方救援会、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等工人运动，筹备北京女权运动同盟会，领导湖南省妇女运动等。
读缪伯英青春有感【篇三】
1921年秋天，北京一年中最好的季节，景山西街的中老胡同5号，迎来了一对新人。
在邻居眼中，这是一对普通的大学生夫妻。然而，不时来访的陌生面孔则表明，这个家庭不一般。
新郎叫何孟雄，新娘叫缪伯英，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位女党员。被誉为"英’‘雄’夫妇”的他们都是湖南人。
“既以身许党，应为党的事业牺牲。”作为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从湖南长沙县清泰乡枫树湾走出的缪伯英从“教育救国”到无政府主义，再到马克思主义，30年的人生岁月一直在追求“光明的路”，更为革命牺牲了家庭，丈夫牺牲、两个孩子在战乱中失散。
本欲“教育救国”
1920年，北大课堂上，李大钊高呼：“只要我们有觉悟的精神，世间的黑暗终有灭绝的一天!”
课后，缪伯英径直走到李大钊面前，要求做他的学生。缪伯英的大胆和勇气让李大钊应允了她的要求。
缪伯英故居里陈列着一张她和李大钊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照片。照片里的缪伯英齐耳短发，身着白上衣、黑裙子，双手抱在腰间，眼神肃穆，嘴角没有笑意，欠缺一点女孩子的温柔。
缪伯英是1919年秋天进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学习的，她的考分是长沙地区第一名，但这个成绩并未得到除家人之外的赞许，她北上的行为曾遭到亲朋乡邻的反对。
庆幸的是，父亲缪芸可力排众议，凑足了路费供她求学。
缪芸可是前清秀才，曾在湖南省教育部门供职，后去日本考察。他热衷兴办学校，先后与别人创办过3所女子职业学校。曾写下“孤怀未展行吾素，一字无传即是贫”诗句的缪芸可，常对女儿讲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希望她读师范，实现自己“教育救国”的抱负。
家庭氛围对于缪伯英的影响不言而喻，1916年，她考入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本部。
在众人眼中，17岁的缪伯英喜爱接触新鲜事物，爱思考，以稳重著称。后担任湖南省立女子师范校长的姜国仁，与缪伯英同窗三载。在其记忆里，当年的缪伯英不爱打扮，不爱说话，但文章却写的极漂亮，有些男孩子的风度。
稳重平和的缪伯英，与性烈似火、富正义感的同学向警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时学校有同学戏称两人是“志同道合、刚柔相济”的新女性。
停学参加“工读互助”
缪伯英的闯劲与冲动，进京后发挥到了极致。
新派女学生认为留长发是封建意识，缪伯英等人剪掉一头秀发，留起齐耳短发。校方下令短发学生立即把头发养长。缪伯英等四名女生死不遵命，最终此事只能不了了之。
同年，缪伯英还做了一个出乎意料的决定：中断学业，去北大参加工读互助活动。
这是一个自愿结合，实行半工半读、集体生活的团体。它有4个组，何孟雄在第一组，缪伯英在第三组。第三组都是女生，又称北京女子工读互助团，她们抱着“工是劳力，读是劳心，互助是进化”的信念，希望建设一个工读互助社会。出于对“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平等自由”的追求，缪伯英与十几名女生在东安门北河沿17号租赁了一间房子，开起洗衣店来。
尽管她们不怕吃苦，但她们不可能置身于“世外桃源”。1920年9月，女子工读互助团难以为继，解散了。虽然这让缪伯英的毕业期推迟了一年，但她并不后悔，“这是走向社会很必要的一课。”
彼时的媒体报道里，这是浓墨重彩的一笔。后来有学者们将其解读为“经济独立的女性意识的苏醒”。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处的许赤瑜认为，缪伯英早期参加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工读互助团”是自然之举，“从小在一个开明的家庭长大，父母都通文化，她自己从长沙考到北京，作为一个年轻人，有自然的好奇心、求知欲和对新思想的新鲜感，在选择上带有一定的冲动性。”
“拜师”李大钊
从1919年到1922年，缪伯英的社会圈子扩大了。
“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当时的时代趋势，另一方面也在于她所接触的人，如后来她的先生何孟雄以及老师李大钊等。”缪伯英研究者、中南大学教授曾长秋说。
缪伯英的侄儿缪纯组认为，姑母的这段经历得益于同乡杨开慧杨的故居距缪家仅3公里左右，二人所在的“清泰乡”后更名为“开慧乡”。
当时的北大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大的湖南同乡会，是邓中夏、何孟雄、罗章龙等人的聚集地。缪伯英因与杨开慧交好，逐渐进入到这个探讨如何改造社会的“小圈子”。她开始阅读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的书籍，去旁听李大钊的课，并萌生了“拜师”的想法。
1920年11月，在北大学生会办公室举行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缪伯英成为北京地区第一位女团员。同月，诞生一个多月的北京共产党小组内部，坚持无政府主义观点的人退出。为充实北京党组织的力量，李大钊决定从青年团员中吸收缪伯英、何孟雄、邓中夏等5人入党。
至此，时年21岁的缪伯英，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位女党员。
“向光明的路上走”
此后，缪伯英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思考问题。她在《家庭与女子》一文，阐述家庭的演变和妇女解放的关系，号召中国广大妇女“顺着人类进化的趋势，大家努力，向光明的路上走。”
1921年秋天，何孟雄和缪伯英结婚。景山西街中老胡同5号成为党组织的一个联络站，陈独秀从上海赴苏俄出席共产国际“四大”取道北京时，就住在此地。缪伯英、何孟雄也被同志们称为"英’‘雄"夫妇。
1925年，“女党员”的身份暴露，缪伯英回到长沙。
缪伯英到女师附小担任主事，实际的身份是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任妇委会书记，开展湖南妇女工作。
在学校，她组织成立了一个模拟小社会，取名为“心田市”，设有市代会，并定有各种规章制度和法规，市代会由学生代表会、教师代表会和工人代表会组成，管理学校。
“五卅惨案”后，她组织成立“女子宣传队”、“女子募捐队”、“女子纠察队”。女孩子们光着脚板或穿着露脚趾的草鞋，昂首阔步，奔走于大街小巷、车站码头，振臂高呼口号，轰动长沙。
当时的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李维汉称赞她：诚实朴素，沉着勇敢……能灵活地用公开与秘密、非法与合法相结合的策略。
遗憾“未战死沙场”
曾在女师附小读书的余甲男，当时写了篇名为《我的痛史》的日记，“抒发了对旧社会的痛恨”。缪伯英提笔写下批语：“生以青年有为之日，兼秉中人以上之资，苟能艰苦卓绝，勇往直前，则女娲石也，精卫沙也，愚公子子孙孙也，天可补也，海可填也，天下事何遽不为乎!”
但时间并没有给缪伯英“有为”的机会。
食无定时，居无定所，天未亮出门，深夜才归。在后人眼里，是这种长期清贫和不稳定的生活拖垮了缪伯英。
频繁迁移的生活始于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取武汉，大革命的重心移到长江流域。缪伯英与丈夫辗转长沙、武汉、上海等地，先后生下儿子何重九和女儿何小英。
缪伯英胞弟缪立三曾回忆说，当时他们住在租界内，一有情况发生，就提前搬家。为了让搬家不引起别人的注意，常常需要找借口，缪伯英就装作与何孟雄吵架。遇到紧急情况时，干脆连家也不要了。
1929年10月，她突然患了伤寒病，被送入上海的医院，因抢救无效辞世，时年30岁。
“未能战死沙场，真是恨事!”缪伯英病危时，拉着何孟雄的手说道。
她的灵柩存在上海扬州会馆，后会馆改建时登报通知各户迁出，但因何孟雄被国民党逮捕，已在龙华壮烈就义，缪伯英的遗体就不知被会馆代迁何处了。
而她的两个孩子，后被监禁于上海龙华监狱一年多，何孟雄罹难后被送入上海孤儿院收养，一·二八事变日军进犯上海时均失散于战乱，至今下落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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