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大学修志业务培训的心得体会

时间：2020-12-20 08:54:59 心得体会我要投稿

关于宁波大学修志业务培训的心得体会

关于宁波大学修志业务培训的心得体会1

　　宁波大学培训学习期间，聆听原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姚金祥关于地方综合年鉴的框架设计的三种方法、官书定位、弱化商业宣传、突出个性等编纂实践理论观点，结合年鉴编纂工作深有启发。作为年鉴编纂人员，树立年鉴意识，设计制定好科学合理的年鉴框架是编好年鉴的质量保证。

关于宁波大学修志业务培训的心得体会

　　年鉴常常被人形象的誉为一个地区的活字典，年鉴意识是人们对年鉴的共识，即人们对什么是年鉴的理解和认识。作为年鉴编纂人员要树立的年鉴意识主要包括六点：一是信息密集意识。一提到年鉴，人们头脑里想到的往往是信息，密集的信息。一本年鉴所收集的信息、资料，具有收录广泛、覆盖面广、容量巨大、内容概括、浓缩密集等特点，所以人们往往把年鉴称作“信息库”、“资料库”。二是史志意识。年鉴所记载的内容，一般是发生在一年中某一地域或某一领域里的大事，而且是过去完成时态，是历史事物的真实记载，是不可变更的史料，具有为后人提供事实依据和分析、考证、借鉴的作用，因此，它具有史书和方志的特色。三是资料意识。从年鉴的定义上可以看出，年鉴是系统地汇辑上一年度重要的文献信息、逐年编纂连续出版的资料性工具书，收录的材料涵盖某一地域或某一领域的方方面面，有很强的资料性。四是年度意识。年鉴一般是上一年度要事的实录，一年一鉴，持续出版。正文的材料一般以年度为限，上限为上一年的元月1日，下限为上一年的12月31日，超出此限的材料一般不收。如确有刊载的必要，当以“特载”篇目置于书前突出位置，一般的材料则置于书尾的附录部分。因此，年鉴的年度时间性是极为严格的。五是资政意识。年鉴里的主要内容是对上一年工作的总结，收录的重要文献、专论专著，对工作具有指导意义，可以为领导机关了解情况、寻找规律、制定规章制度提供参考，是领导的得力助手，具有资政作用。六是鉴戒意识。“知往鉴来”是年鉴服务社会的根本宗旨。年鉴记载的是历史的缩影、历史的足迹，人们可以从中“以史为镜”，温故知新，解惑答疑，得到启迪；也可以为人们总结过去、分析现状、探索未来提供借鉴。

　　年鉴的框架是全书内容和结构的总体设计，是年鉴的基本结构。框架是承载年鉴资料的主体骨架，其任务有三：一是设计框定全书内容范围和选材方向。二是设定资料的分类归属和层次。三是设定各类资料的数量多少和比例。

　　年鉴框架设计应当掌握以下几个原则：一是为现实服务。适应现实读者的需要，是框架设计的首要原则。年鉴应收录那些资料，这些资料应当占多大比例，以什么形式推出这些资料，都要以读者的需要为依据。二是内容完备。全面反映事物发展的历程是年鉴框架设计的基本要求。所谓“全面”，不是面面俱到，而是大事不漏，读者感兴趣的事不漏。三是结构合理。即（1）资料归类要科学准确；（2）各部分资料比例合理，掌握好主次有别，详略得当，各有侧重；（3）层次分明，有完整的体系。四是方便检索。年鉴是供读者查阅的资料性工具书，因此方便检索是框架设计的重要原则、除了按分类编排的目录外，还必须根据不同需要，设计索引。

　　年鉴框架设计标准应该包含以下四层意思：一是明确服务对象，指南性的资料不入鉴。二是全面反映地情，为修志服务。三是要体现年度特点、地方特点和专业特点。四是门类归属科学，地方综合年鉴一般是按照类目、分目、条目三级结构领属设计。

关于宁波大学修志业务培训的心得体会2

　　9月13日至24日，有幸参加了宝鸡和咸阳两市志办在宁波大学举办的修志业务培训班。这次培训，顺应了全省第二轮修志工作“培训年”的大气候，适应了全市第二轮修志工作的大形势；不仅涉及方志理论研究，而且在一定层面上接受了一些新观念，提高了方志工作实践上的操作性。在思想认识和业务指导上都受益匪浅。

　　一、几点收获体会

　　（一）解决几个认识问题也是不小的收获

　　几天的培训，不可能解决修志业务上更多的问题，有些问题可能只是得到了一点点启发，有些可能就成了耳旁风，留不下什么印象。但是，能解决或者强化几个认识问题，绝对是不小的收获之一。参加培训的每个人肯定都从不同的层面在思想深处有些被刺激，或有所顿悟，必将对以后的修志工作产生积极影响。因为认识是行动的先导。

　　（二）志书编修也要与时俱进

　　志书是记述一定历史时期、一个特定地域内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反映地域性、时间性、资料性，突出时代特点、地域特点等勿庸置疑。但是，时代在变迁，社会在发展。修志工作也要紧跟和适应这种发展变化。要在观念上及时跟上，开放式修志，创新性修志，以适应编修新方志的需要；不能盲目套用过去的框架，不能机械沿用过时的方法。比如原来经济部类的框架就明显不能适应现行的行业发展变化情况。又比如随着社会的发展，精神文明建设和民生问题日益受到各级政府关注，第二轮修志在重视记述经济发展的同时，与首轮修志相比，应重视加大社会文化部类的记述分量和，等等，都体现了修志工作与社会发展密不可分的关系。如果观念和方法不适应，就很难修出适应时代发展实际的的新方志。正如朱佳木提出的修志“三新（新的观念、新的方法、新的体例、或加新的材料）”一样。“三新”应该作为社会主义新方志编修工作上的一个重要指导。

　　（三）修志工作者任重而道远

　　名家修名志。要修一部高质量的志书，必须要有一批高素质的修志人。志书是流传后世的，修志人肩上的担子很重，要承载历史，承载责任。方志作为一门新的学科，作为方志人，我们需要学习研究的问题还很多。目前，全市第二轮修志工作正处在关键阶段，要编修好第二轮市、县志，我们的任务还相当艰巨。

　　二、留下印象的几个业务问题

　　这次培训，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操作上，都有不少收获。接受了几个新的观点，对在实践操作中有些模糊的个别问题也有了新的认识和把握。现列举出来，不予赘述，一并在实践中思考研究。

　　1。新方志编修，要在把握志书资料性的同时，增强志书的学术性。

　　2。可以突破“述而不论”的界限，在记述后用规范化的语言揭示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或者在章前小序中揭示本章的主题，增加“论’的色彩。

　　3。第二轮志书在记述好经济部类的同时，应充分加大社会、人文部类的记述分量。

　　4。从难以突破的地方寻找成就好志书的亮点。

　　5。重视新生事物（或新增加的事业、事项、某项事业的重大活动）的记述。

　　6。重视统计表、统计数据的运用。

　　7。要拓宽资料搜集的渠道，克服搜集资料的困难，解决好志书编写的瓶颈问题。

　　8。请专家或专业机构撰写，提高志书的专业性、学术性。

　　9。行文要准确、简明，克服庞、杂、繁的问题。

　　10。志书要强化经世致用的作用。

关于宁波大学修志业务培训的心得体会3

　　金秋九月，按照省、市志办修志业务培训计划，有幸随单位的修志同仁一道，从渭水之畔，远赴东海之滨的宁波市，参加由宝鸡、咸阳两市地方志办公室联合主办，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承办的，有80多人参加的修志业务培训学习。

　　一、方志名家授课，培训收获大

　　去宁波学习之前，刚刚看过央视的十集专题片《方志中国》，对方志的前世今生、方志学家及其著述等等，有了一个轮廓性的认知。本次培训，让我厘清了什么是志？什么是史？二者的区别是什么？这次业务培训虽然时间短暂，是我加入方志队伍后，第一次参加层次较高的、比较系统的方志业务培训，第一次在大学里近距离接受方志学专家学者的授课，并与其进行交流，深深地被他们渊博的方志知识、丰富的修志经验、孜孜不倦钻研方志理论的精神所感动，为他们耐得寂寞、守得清苦做学问而取得的方志研究成果所折服。聆听了专家、教授的讲解之后，对方志学既感到厚重久远，又感到神奇，对社会发展、对文化传承的巨大作用。特别是对方志编纂理论的学习，令我既感到深邃丰富，又感到这是方志工作者所必须的储备，更感到踏入方志这门百科之学，三生有幸，学之不易，学精学通更不易，它具有挑战性。改变了之前我对方志只看到森林，看不到树木，看到树木，又看不到森林的一个狭隘认识。

　　1、特点。我认为本次培训和自己以前参加的其他培训有着本质的区别。其特点，一是培训师资层次高。授课的老师既有在全国方志界有影响的、长期从事修志工作的人员，又有一直从事方志理论研究的专家、学者、教授，他们授课结合修志实践，立论高远、内容新颖、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达到了学习和提高的目的。二是目标明确，针对性强。这次培训主要围绕当下正在实施的二轮修志工作，不但有修志理论知识，还有修志实践经验；既有地方志书编纂实务，又有地方综合年鉴编纂知识，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可操作性和指导性。譬如中指组方志期刊指导处处长、《中国地方志》主编于伟平老师在《二轮续志若干理论问题》《社会转型期精品志书编纂应注意的问题》中，有关“三新观念”“篇目和内容创新”“资料运用技巧”的讲述；淮安市志办主任、研究员、苏州大学兼职教授荀德麟老师讲授的《方志编修纵横谈》中有关“续修志学术问题”“如何利用史略代替概述”“把统计学、社会学方法引用到二轮修志中”的讲述；上海市志办原副主任、研究员姚金祥老师对《地方综合年鉴的框架设计》等内容，都与我们的实际工作联系紧密，一些问题都在平时的工作中遇到，听讲之后如醍醐灌顶，茅塞顿开，真有一种“听君一席谈，胜读十年书”之感。

　　2、收获。我觉得这次培训的收获很多、很大，也带给自己不少的感想和启示。最主要的，我觉得有两点，一是拓宽了视野和思路，明确了方向。全面系统地了解掌握了修志知识，领会了二轮志书各部类编写的要项，熟悉了地方志书编纂的方法，增强了做好二轮修志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譬如如何利用已编和正在编修的二轮志书，编写《宝鸡市志简明读本》和地方志乡土教材，让志书进入寻常百姓家庭，让更多的人了解市情，真正让志书发挥存史、资政、教化的功用，为建设宝鸡关天副中心城市提供服务。（当然，这是后话，目前首先是编好宝鸡市志）二是掌握了知识，增进了业务能力的提高。这次培训给自己创造了难得的学习机会，解决了二轮修志中比较困惑的一些问题，不但学习掌握了二轮修志的理论知识和实践操作方法，而且对修志工作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和领会。譬如在经济部类编写中，对税务这部分内容的编写，通过听讲并与老师交流，基本对如何处理国税与地税两个部门关于税制改革前内容的记述有了主意。

　　二、培训与工作的联想

　　培训是速食快餐，实践是消化吸收。培训结束后，我一直在回味每个老师讲的内容，思考他们在讲课中带给我的那一个个灵感，亦或者说是启示吧。他们的职位、从业环境各不相同，因而思想观点、风格各有千秋，这里我只截取他们对我的一些影响性的启示。也或许这些对我的启示还不太成熟，或者有不正确之处，也请领导和各位同仁给与批评指正。

　　1、大张旗鼓的突出方志特色。很多老师说，方志姓方，要大张旗鼓体现地方、时代、行业特色，设专篇专章记述。我当时就想，这样的方法能不能用在工作中？譬如在《宝鸡市志》中，能否在经济部类中设“钛城”专章，以彰显宝鸡市发展钛产业名列全国第一的情况？能否设专章记述宝鸡新兴产业、行业，如西交会、汽车展览、快递行业、中介行业等，以体现行业和地方特色；能否在文化部类中设“青铜器之乡”或“工艺品之乡”，以彰显宝鸡周秦文明及民间工艺、非物质文化遗产。

　　2、学用要结合。学习是为了更好地提供高工作的能力和效率，如果学而不用，就不仅仅是浪费财力的问题了。这里我想说的有两个意思。一是关于学成之后怎么用？比如在年鉴编辑方面，本人认为，要对框架的设计再进行改版完善，与时俱进，删减过时的类目、分目，增添新内容，丰富结构，丰富信息含量，为下一轮的市志编纂积累资料（如社会调查和车展、物流快递等）。二是如何提高所学知识为社会服务。通过学习，我觉得应提高社会读鉴、用鉴率，让年鉴进入寻常百姓家庭，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编写简明年鉴读本，创立特色年鉴。地方志、年鉴知识，是社会的财富，要为社会所用。目前的《宝鸡年鉴》卷首之“宝鸡映像”，政治、经济、历史等内容简洁、信息容量大，又有宝鸡的特色、特点，很受大家欢迎，但他更大程度的只是政府机构在用。我觉得提高年鉴的利用率是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它将影响着《宝鸡年鉴》的未来。

　　3、关于志书、年鉴篇目的研讨。淮安志办主任荀德麟老师讲的好，学术的任务在于通过创造性的劳动，准确的解读事物。方志编修工作是一项学术研究性的工作，志书是学术劳动的产物，是具有一定的工具书特点的学术性著述。因此，我觉得我办的方志学术研究气氛应再浓一些，不妨在继续开展《宝鸡市志》篇目研讨的同时，也开展《宝鸡年鉴》篇目的研讨，让其更具有宝鸡的特色。如现在的类目中设“重大活动”，分目中还要不要设相同的“重大活动”？再如，全鉴风格要不要一致，有的分目下设概况，有的不设概况。同时，分目的标题是“综述”，他的下设条目里还要设置“概况吗？”

　　三、几点建议

　　通过这次培训学习，本人觉得作为一个方志工作者，我们的知识内存还需要再升级、更新，需要更多机会的去学习、交流，拓宽视野，从而使提高业务的能力的步子更大、更直接、更快一些。

　　1、建议能否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定期安排责任编辑外出学习，与兄弟城市方志办开展联谊，参加一些学术交流活动，本次联办培训被大家公认为是一次有益的尝试。既增进友谊，又加强交流，扬长避短，促进工作。

　　2、建议能否经常性的指定一些必读书目，以单位的名义集中采购一些方志理论著作，在现已有《中国地方志》《陕西地方志》的基础上，为各编辑再订购一些专业书籍，特别是一些权威专家的著述和新书，丰富大家的知识和积累。作为一个方志新兵，一些方志名家、大家的理论专著，只听过一说，未见过实在的东西，也不便于学习提高，个人购买也没有方向。

　　3、建议在许可的情况下，尽快建立《宝鸡市志鉴学会》，定期开展方志学术活动，形成钻研业务的氛围，提供展现学术思想交流的平台，以学术活动带动和促进方志工作，让更多的学术讨论和成果为修志服务，提高修志人员的修志理论和实际工作水平。同时我觉得，经常性的学术活动，也能改善和促进团结、和谐共事的氛围，通过一些活动丰富大家的工作情趣、文化生活。我们的生活不仅仅是工作、修志，通过修志还可以带来更富多彩的人生，修志工作也不会觉得枯燥干涩。

　　4、建议对一些专业性很强的门类，引入专业化人士编纂《宝鸡市志》。如人口、工业部类。

关于宁波大学修志业务培训的心得体会4

　　宁波大学7天短暂而充实的学习，使我更新了知识，开阔了视野，而且感受到了东部沿海博大精深的文化风采，思维方式得到了更新，可以说这次学习感触多，收获良多。

　　一、丰富了方志知识培训的'内容系统全面，有方志基础知识、方志编纂、方志史等。

　　通过学习我对什么是方志、什么是方志学、方志学学科定位有了更深的理解；对方志和方志学的发展史、方志的分类有了进一步了解。特别是淮安市志办主任荀德麟教授提出的志源于史以及增强续修志书学术性的观点，值得思考，对史与志的关系有了新的认识，方志学学科定位是一级学科历史学下属的二级学科，志即继承了史的体例，有做了创新，志是横看、述而不论，史是纵看、述论结合。史源于志即当代修志、后世修史。志源于史，古近代志书的资料大多来源于史书。

　　二、提高了处理专业问题的能力

　　9名主讲、2名宁大教授，7名是从事地方志工作多年，有着深厚的基础理论和丰富实践经验的专家。专家教授讲课精彩，语言生动，事例典型，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实践性和操作性。从资料收集到篇目设置、内容的撰写，再到志稿总纂、会审，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微观，使我开阔了思路、学到了方法，也使自己对在编纂工作中遇到一些问题，有了新的认识，找到了解决途径。

　　收集资料过程中社会调查学的应用；志稿编写过程中繁写与简写问题的处理及统计学的应用；在设置篇目时通过升格或前置、增设类目、设专记等方式，突出地方特色、时代特色和专业特色；总纂时需解决的4个主要问题（质量问题、文风不一、详略不当、交叉重复），以及总纂中的三级编审制度（编辑一审、特邀编审二审、志办领导主审），等等这些在方志编纂过程中积累的方法和经验，对我都是十分宝贵的财富，有事半功倍之效果。

　　愉悦的心情与兄弟志办和市级部门修志同仁交流修志中的酸、甜、苦、辣，感受他们的敬业、勤奋，释放了心情，增进了感情，收获了友谊。享受江浙文化、享受大学生活，享受教授专家的风趣、幽默，收获了知识、收获了快乐、愉悦了心情。

　　这次学习使我开阔了思维、更新了观念、升华了心灵。是我人生途中的加油站，更是一个提档加速的新起点。

关于宁波大学修志业务培训的心得体会5

　　“方志”一词最早见于《周官》，它萌芽于秦、汉时期的地记，发展于隋、唐时期的图经，成型于两宋时期并定名为志，鼎盛于元、明、清时期。一代方志大师章学诚承前说，提出“志乃史体”、“志乃史裁”、“志属信史”、“方志为国之要删”、“方志乃一方全史”等主张，并从理论上作了系统地说明，历史说逐渐占据了上风，“方志，从前人不认为史，自经章氏提倡后，地位才逐渐提高”。

　　方志的本质属性应包括地方性、时限性、资料性、叙述性和官修性。

　　从地方性而言，一是相对“国史”而言，是“国史”的对立体。二是指方志所记内容在空间上具有严格的界限，即不越境而书，无论是旧志还是新志，记载人、事、物均以是否与本地有关为依据，与本地无关一律不录。而一般地方史虽亦有区域性，但为了说明问题往往引用其它地方之人事物与本地作比较研究，不强调“不越境而书”。

　　从时限性而言，一是指凡方志必有一个断限问题，志书必须要有断限，无断限则漫无限制，叙事没有范围，搜集资料工作也无从着手。二是相对“国史”编修而言，我国国史的编修基本上是一朝一史，隔代修史。而方志的编纂具有连续性，一朝多志。唐代3年一造图经，宋代5年一造图经，明、清平均20左右修一次志书。

　　从资料性而言，志书是资料性著述，功能在于“存史”，在于全面系统完整地记载一地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体育、卫生、教育、科技、人物等方面的发展变化情况，为当政者了解地情提供参考，为学者研究事物发展规律提供资料，因此强调体现出资料的完整性和真实性，并不直接探讨一地历史发展规律。

　　地方史则是学术性著述，注重于“著史”，力求勾勒出历史发展的脉络，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揭示历史发展规律，资料性相对较差，尤其是近代以后的史学、史料的采择往往局限于支持作者的观点，更是起不到储存资料的作用。

　　当代方志大家陈桥驿先生指出：“外国汉学家使用中国方志的确实不少，但他们对方志的唯一要求就是资料……”。

　　从叙述性而言，志者，记也，方志就是地方记。这个“志”即“记载”十分要紧，它规定了方志的体裁必须是记录体，即叙述体，以此区别于史书。

　　按照章学诚“体从义出”的观点，将着眼点放在“存史”还是“著史”上，是制约史志体例的一个重要前提。方志不是一般的专史，而是带有资料性的专书，它的功能在“存史”，要体现资料的完整性和真实性，这就决定了志书的记载方式，只能是以叙述手法为主，只记述史实，不加议论，不允许作者站到前台来直接对所记事件做功过是非的评说。

　　而一般意义上的史书则强调“著史”，旨在探求一地历史发展的规律，需要在掌握确凿史实的前提下，加上历史学家自己的观点，在记载方式上表现为史论结合，夹叙夹议。近年来，新编志书为了克服因分类过细而出现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弊端，注意加强宏观综合性反映，在全书的总述和各结构层次的“无题概述”中，允许进行适当的议论，这是必要的。

　　从官修性而言，方志指的是一种著述，是方志编纂工作的成果——志书。而官修所指的是方指编纂工作的形式，两者属于不同的范畴。

　　自隋、唐确立史志官修制度以来，历代都把修志作为一种官职、官责，由中央政府发布命令，地方行政长官主持（称之为修），当地文士编写（称之为纂），并颁布政令对修志进行统一规范，如明成祖朱棣两颁《纂修志书凡例》，清康煕、雍正、乾隆等朝颁布的修志诏谕，民国颁布的《修志事例概要》、《地方志书纂修办法》等。新中国明确方志为职务作品，形成党委领导、政府主持、大规模发动、有组织编修的格局。

　　方志为“职务作品”，决定了志书在指导思想和内容上体现官方意识，持政府观点，代政府立言，具有无庸置疑的权威性，这一点与古代的“正史”相仿，是地方“正史”，大到对某一观点的阐述、某一事物的评价，小到一则资料的取舍、某一词语的提法，都要站到政府的角度推敲权衡，而不允许象个人著述那样“独抒己见，独树一帜”。方志“官修”直接促成了资料搜集的广泛性、完整性和系统性，反过来又大大加强了志书的权威性、可靠性。

【关于宁波大学修志业务培训的心得体会】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