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传》第七章 少作
引导语：有关《张爱玲传》第7章的《少作》，大家有了解?下文是小编整理的原文，欢迎大家阅读学习。
张爱玲自称“从九岁时就开始向编辑先生进攻”《流言》1945年版中收有她的第一封投稿信的手迹，是一封稚气有趣的信：“记者先生：我今年九岁，因为英文不够，所以还没有进学堂。现在先在家里补英文，明年大约可以考四年级了。前天我看见编辑室的启事，我想起我在杭州的日记来，所以寄给你看看，不知你可嫌它太长了不?我常常喜欢画画子，可是不像你们报上那天登的孙中山的儿子那一流的画子，是娃娃古装的人。喜欢填颜色，你如果要我就寄给你看看。祝你快乐。”(原信无标点)，但几次投稿都是泥牛入海无消息。那时的稿子是投给《新闻报》的本埠副刊，这一类副刊大约同晚报的副刊无大差别，总是以写当地之事，以当地人的眼光看人、看世为特色的。张家十有八九订了《新闻报》，盯准了这家报纸投稿，是张爱玲自作主张，还是家中大人的授意，我们不得而知，不过多半是家里人帮忙寄出的。生在高门大户，她不见得会有小户人家孩子的乐趣，一个人走到大街上，踮起脚把信件丢进高大的绿色邮筒。
十几年过去了，张爱玲红遍上海，当年的那位副刊编辑一定在大卖后悔药——他错过了一次当伯乐的机会。这时候是众编辑开始围攻张爱玲了。张爱玲无从应付，编辑便出主意让她翻箱底，拿些旧稿来用。她没有应命，但是却下决心去搜罗一番，来了一次自我回顾。回顾的结果是一篇题作《存稿》的散文。这给了我们一个难得的机会：看看张爱玲的少作。
如果刻意把张爱玲描绘成一个神童，如果想证明她天生就是个小说家，我们可以说她的写作生涯七岁时就已经开始。她最初的一篇小说是一个无题的家庭伦理悲剧：“一个小康之家，姓云，娶了个媳妇名叫月娥，小姑叫凤娥。哥哥出门经商去了，于是凤娥定下计策来谋害嫂嫂。”这小说未写完，一些要用到的字她还不会写，遇到笔画复杂的字，她便跑去让厨子教她。故事的内容与当时小报上的鸳蝴派小说很相似，她或者是从小报上得了灵感，或者更可能是从某个佣人那里听来的。编个故事，用笔写下来，这事本身于她就是个大大的诱惑。她还是个七龄幼童，我们大可不必牵强附会，说她日后对家庭纠葛的兴趣在这篇涂鸦之作中已见端倪。
这小说半途而废的原因是她被另一个念头吸引住了：她要写一篇历史小说。篇名也没有想好，她就写起来，开头是：“话说隋末唐初的时候。”大约是背唐诗时诗中那些大气华丽的字眼给了她一种特殊的感觉和印象，从那时起她就一直认定隋唐“是一个兴兴轰轰橙红色的年代”，所以也不要问这故事的情节，单是发生在隋唐这一点就让她兴奋。小说是在一个旧账簿的空页上起的稿，她用毛笔写满了一张，恰好有个比她大二十多岁、唤作“辫大侄侄”的亲戚走来看见，半调侃地夸了一句：“喝!写起《隋唐演义》来了。”张爱玲听了很是得意。可是终于也只写了这么一张——起句套的是章回小说的句式(虽然“的”字搅在里面有点夹生)，要从头到尾维持住这腔调，在一个女童实在不易。
八岁时她又换了个花样，尝试写一篇类似乌托邦的小说，题名《快乐村》：“快乐村人是一个好战的高原民族，因克服苗人有功，蒙中国皇帝特许，免征赋税，并予自治权。所以快乐村是一个与外界隔绝的大家庭，自耕自织，保存着部落时代的活泼文化。”张爱玲描画这个世外桃源就像别的儿童搭积木盖房子一样兴致勃勃。《天才梦》中记叙她还为这理想社会绘了许多插图，“包括图书馆、‘演武厅’、巧克力店、屋顶花园。公共餐室是荷花池里一座凉亭”。为自己的文字配图似是她的一种嗜好，《更衣记》英文本及《传奇》中的许多小说最初在刊物上发表时都配有精致、传神的插图。她肯定还有一些兴之所至为自己作品作的图释是没有发表的，此亦可见所写内容在她心中之明晰生动。十二三岁时她继续玩空中楼阁的游戏，这一次起了个名字叫《理想中的理想村》。看她幻想中的极乐世界：
在小山的顶上有一所精致的跳舞厅。晚饭后，乳白色的淡烟渐渐地褪了，露出明朗的南国的蓝天。你可以听见悠扬的音乐，像一幅桃色的网从山顶上撒下来笼罩着全山……这里有的是活跃的青春，有的是热的火红的心，没有颓废的小老人，只有健壮的老少年。银白的月踽踽地在空空洞洞的天上徘徊，她仿佛在垂泪，她恨自己的孤独……还有那个游泳池，永远像一个慈善的老婆婆，满脸皱纹地笑着，当她看见许多活泼的孩子像小美人鱼似的扑通扑通跳下水去的时候，好快乐地爆出极大的银色水花……沿路上都是微笑的野蔷薇，风来了，它们扭一扭腰，送一个明媚的眼波，仿佛是在时装展览会里表演时装似的。清泉潺潺地从石缝里流，流，流，一直流到山下，聚成一片蓝光滟潋的池塘，在熏风吹醉了人间的时候，你可以耽在小船上，不用划，让它轻轻地，仿佛是怕惊醒了酣睡的池波，飘着飘着，在浓绿的垂杨下飘着……这是多么富于诗意的情景哟!
这乐园满是布尔乔亚的气息，点缀在这里的舞厅、游泳池，还有比喻中出现的时装，反映出那时的张爱玲对西式生活的向往。至少在这时候，我们还看不出日后成为文坛奇人的那个张爱玲的任何征兆：她的理想国恐怕也是她的许多女同学的梦想，她的文字刻意雕琢，我们只能说小学生搜罗到这许多漂亮字眼、连成如此浓艳的句子实属不易，但充其量也只是好作文而已。学校里有学校里流行的读物，其时张资平就正是中小学生中走红的作家之一，既然流行，做作文时不免就要模仿，张爱玲是同学中才华较高的模仿者。翻检旧稿，她对这个“昨日之我”大为不满，她可以轻松地调侃她写“历史小说”时的稚嫩可笑，而对这里的矫情造作却禁不住要“恶言相向”：她称这是她“最不能忍耐的新文艺滥调”，“一种新的台阁体”。她有过一行警句：“那醉人的春风，把我化成了石像在你的门前。”多年后还能记得，自然是当时得意的佳句，说不定还是同学中传诵的名句，但是现在张爱玲真不愿意认这个账：“我简直不相信这是我写的。”
事实上即便在当时，张爱玲对这种文体也觉得别扭。她有一位要好的同学也姓张，两人各有所好，一个喜欢张资平，一个喜欢张恨水——张爱玲从那时起就是张恨水的忠实读者。所以如果不是为了取悦老师，她私下里宁可循着自己的喜好去写曲折的言情故事——多一点情节，少一点抒情。她写成第一篇有头有尾的小说是在念小学的时候：“女主角素贞和她的情人游公园，忽然有一只玉手在她肩头拍了一下，原来是她的表姐芳婷。她把男朋友介绍给芳婷，便酿成了三角恋爱的悲剧。”结局是素贞愤而投水自杀。小说用铅笔写在一本笔记簿上，这手抄本在同学中传观，众手相摩，以致弄得字迹模糊。张爱玲还记下了一桩趣事：故事中的负心汉叫殷梅生，犯了一个同学的讳，那姓殷的同学便来兴师问罪，责问“他怎么也姓殷?”自作主张就给改成了王梅生。张爱玲坚持作家的权利，复又改回去，几个回合下来，纸都擦穿了。
此后她开始尝试大部头，写了个纯粹鸳蝴派的小说《摩登红楼梦》。一共是五回，回目由她父亲代拟，前面已经提到。这小说显然写于中学时代。张爱玲对《红楼梦》一往情深，这时候情节、人物已是烂熟于胸，她把贾府中人引到现代的环境里上演喜剧，让宝玉、黛玉住楼房，让贾政坐火车，让贾琏摆出洋气派、洋礼节，但是人物仍按照原书中的性格行事：黛玉的小心眼、宝玉的惧怕父亲、贾琏的公子哥儿气……尤二姐并未吞金自逝，这会儿请下律师要控告贾琏始乱终弃;贾府里打发出去的芳官、藕官加入了歌舞团，又被贾珍父子追求;宝玉闹着要和黛玉一同出洋，负气出走，家里无奈，终于让步;最后是宝黛拌嘴闹翻，一时挽救不及，宝玉只好一人独自出国。故事情节不连贯，也别无寓意，是地道的游戏文章。可注意的是张爱玲现在驱遣章回体已经相当自如，她向我们出示的几段文字，无论叙事抑或人物对话，都已像模像样，见不出多少硬挺的痕迹。看她写贾琏得官，凤姐置酒相庆的一段：
凤姐自己坐了主席，又望着平儿笑道：“你今天也来快活快活，别拘礼了，坐到一块来乐一乐吧!”三人传杯递盏……贾琏道：“这两年不知闹了多少饥荒，如今可好了……”凤姐瞅了他一眼道：“钱留在手里要咬手的，快去多讨两个小老婆吧!”贾琏大笑道：“奶奶放心，有了你和平儿这两个美人胚子，我还讨什么小老婆呢?”凤姐冷笑道：“二爷过奖了!你自有你的心心念念的心上人放在沁园村小公馆里，还装什么假惺惺呢?大家心里都是透亮的了!”贾琏忙道：“尤家的自从你去闹了一场之后，我听了你的劝告，一趟也没有去过，这是平儿可以作证人的。”凤姐道：“除了她，你外面还不知道养着几个堂子里的呢!我明儿打听明白了来和你算一笔总账!”平儿见他俩话又岔到斜里去了，连忙打了个岔混了过去。
这与《理想中的理想村》用的全然是两副笔墨，她的同学看了一定也觉得有趣的。但这是通俗小说，上不得台盘，在学校里她还得写新文艺腔的东西。就读圣玛利亚女校期间，她在学校的年刊《凤藻》上发表了好几篇习作，有散文，也有小说。最初的一篇叫《迟暮》，千余字用来抒发一个“曾经在海外壮游，在崇山峻岭上长啸，在冻港内滑冰，在广座里高谈”，如今红颜已老的中年妇人“黄灯青卷，美人迟暮，千古一辙”的叹喟。其中的妇人或许有她母亲的影子(正合着她那时对母亲“辽远而神秘”的想象)，情调、意境则像是从李清照、朱淑真一流女词人那里借来，由初二的学生写来，自然带些为赋新诗强说愁的味道。高二时写的一篇《秋雨》纯粹写景，捕捉具体物象的努力开始悄悄取代浮泛的感伤。字句虽是一般的雕琢，取譬设喻已见出些许奇特，比如“天也是阴沉沉的，像古老的住宅里缠满着蛛丝网的屋顶”。
此外校刊上也有她的议论文字，几篇读书报告和一篇《论卡通画之前途》。这些文字显示出张爱玲准确的判断力和鉴赏力，评林疑今《无轨列车》和丁玲《在黑暗中》的两则写得尤其好。她称丁玲有着“特殊的简练有力的风格”，评《莎菲女士的日记》：“细腻的心理描写、强烈的个性、颓废美丽的生活，都写得极好。女主角那矛盾的浪漫的个性，可以代表“五四”运动时代一般感到新旧思想冲突的苦闷的女性们。”评《无轨列车》的一篇这样写道：“这是一篇不甚连贯的漫画式的小说……中间插入二十余段与故事没有密切关系的都市风景描写，体裁很特别。全书开端以厦门鼓浪屿为背景，也许这地为作者所熟悉的吧，描写颇为真切流利，然而不久便不幸地陷入时下都市文学的滥调里去。写上海，写名媛，写有闲阶级的享乐，永远依照固定的方式，显然不是由细密的观察得来的……作者笔风模仿穆时英，多矫揉造作之处。”虽然寥寥数语，却要言不烦，是够格的书评。当年许广平向鲁迅请教为文之道，鲁迅称女性作文长于抒情，议论则是所短，往往说到一大篇仍击不中要害。张爱玲中学时的议论文字却比她的抒情散文更成熟老到。有趣的是，她评论的都是小说，而且对小说这样式已经颇有研究。
她更大的兴趣当然还是自己写小说。中学快毕业时，她在校刊上发表了两个短篇。“五四”以后，人道主义思潮一度成为知识界的主流。30年代，“阶级”观念流行，对下层的同情态度还是保留下来，知识分子视这态度为道德良知的标志，若发现了自己的'漠然便要感到内疚。因为有太多“应该”的成分，那同情往往缺少诚挚的感人力量。但是在文学中表现对下层的同情已成半强制性的风气，很少有人能抗拒。身在教会学校高墙内的张爱玲提起笔来，也顺着这路子写成了一篇《牛》。这篇小说写的是贫穷：农人禄兴因家道艰难卖掉了耕牛，春来没有牛耕田，打算送两只鸡给邻居，租一条牛使，禄兴的女人伤心反对，挡不住要过日子，最后还是借了牛来。那是条蛮牛，不听使唤，反把禄兴顶翻刺死。禄兴女人成了寡妇。“展开在禄兴娘子前面的生命就是一个漫漫的长夜——缺少了吱吱咯咯的鸡声和禄兴的高大的在灯前晃来晃去的影子的晚上，该是多么寂寞的晚上啊!”用张爱玲自己的话说，《牛》“可以代表一般‘爱好文艺’的都市青年描写农村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