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小说集《传奇》中的女性意识
导语：《传奇》中大致存在的三类女性形象：无母爱的扭曲者形象;有自我意识的反抗者形象;无自我意识的顺从者形象。每一类女性，她们的女性意识觉醒程度深浅不一，但是都折射出作者明确的女性意识。以下是小编整理的张爱玲小说集《传奇》中的女性意识，欢迎大家阅读浏览!
张爱玲小说集《传奇》中的女性意识1
张爱玲是我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一株奇葩，她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和她一生的杰作《传奇》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留下了光辉绚丽的一页。张爱玲小说所迸发的才情，她那独特的写作视角，以及她与文学潮汐的暗合，都使得张爱玲倍受世人关注，尤其是她的小说集《传奇》一直是人们关注和研究的热点。《传奇》这本小说结集收有张爱玲写于1943年至1945年的《金锁记》、《倾城之恋》、《茉莉香片》、《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琉璃瓦》、《年青的时候》、《花凋》、《封锁》、《留情》、《鸿鸾禧》、《红玫瑰与白玫瑰》、《桂花蒸阿小悲秋》、《中国的日夜》等，共五十万字。所收作品大多通过爱情婚姻生活的描写，展现了洋场社会里旧式家庭被历史埋葬的进程，同时以男女之间说不清道不完的纠葛，揭示了人性受到污染以及“爱的死亡，美的毁灭”的悲剧。正如周溶泉所说“张爱玲仗着女性的直感和她善悟的聪颖，在‘奇’字上下功夫，写出了由男性作导演的女性生存状态，并从她们的缺乏独立意识及卑弱的表现，来形象的说明这些可悲的女子陷入用金钱编织的罗网而不能自拔的命运的无可避免，让人们通过‘传奇’性的故事情节，看到了世间的苍凉。”《传奇》集中反映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传统意识在女性身上的沉淀，同时冲击着新时期女性解放意识的慢慢觉醒。在女性文学崛起的二十世纪，张爱玲的女性文学绽放着与同时期女作家的女性文学不同的光彩，她从女性自身的性格悲剧和人性堕落出发，挖掘出女性的落后意识进而再挖掘出她们不幸的根源，使女性文学突破了女性创作的屏障，达到了更深层次的认识。下面对《传奇》中大体塑造的三类女性形象的女性意识分别进行探讨。
一、扭曲的女性形象
《倾城之恋》中的白老太太面对儿子儿媳嫌弃女儿白流苏，想把流苏赶回前夫家做寡妇一事，也没有表现出做母亲的怜悯，她甚至给女儿指明了出路——回去领养个孩子熬个十几年，做个一家之主。掌握家庭财产大权是白老太太一生的追求，相比较白流苏的不幸来说，她更加倾向于维护封建家族所谓的“门面”，面对白流苏的进退两难，她表现出的是漠然的置身事外的局外人态度。
《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梁太太也是这一类形象。梁太太当年不顾家人反对下嫁了粤东富商梁季腾做第四房姨太太,被认为是自甘下贱,败坏门风,与兄弟闹翻。梁太太做小,与几房太太共同拥有一个丈夫,她从为人之妻一开始就具有不完全的妻性。而她嫁给富商又无子嗣,她的母性只能集中体现在侄女薇龙的身上,在她发泄完心中怨气收留接纳薇龙时,不能不说她对侄女没有一点姑母的情分可言。
《金锁记》中的曹七巧是这类女性形象的典型代表，也无疑是《传奇》中最为恐怖变态的母亲形象。“女人在此父权社会里，其作用被充当成交易的媒介，在自身的作用被剥夺之后，女人最终变成贡品被牺牲掉。张爱玲笔下的曹七巧就是在这种被充当为交易媒介的历史中，被传统社会压榨成血淋淋的一堆碎尸，彻底而近于疯狂。”
二、张爱玲的女性意识
五四新思潮的蓬勃发展带来了妇女解放和女性寻求自身发展的潮流,从此,女性开始有了关注自身命运和自身价值的意识和可能,从此,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等思潮风起云涌。与此同时,文学界也出现了许多优秀的女性作家,她们以自己的主体身份叙说着女性形象、女性心理与女性命运,成为了当时女性和妇女解放运动的代言人。她们大都具有强烈的女性意识,具有独特的对于女性命运的关注和思考视角,为女性解放思潮贡献了自己的力量。Philip Koch在《孤独》一书中所定义的孤独是：(一)独处;(二)意识中没有别人的涉入;(三)带有反省性。张爱玲所处的社会环境造就她的性格也造就了她的文学成就。“张爱玲的叛逃，对她的生命有几项意义，她逃出父权社会中作为女儿的位置，在心灵上杀父，也摆脱了社会规定的一个女儿的身份。这一点她和萧红的经验相似，最后都把自身的伤害化为人性集体潜意识的邪恶描写。”由此，张爱玲从特殊视角出发通过对旧文化背景下女性绝望苍凉的不幸命运和殖民文化背景下尴尬失落的生存状态的书写，形成了她独特的女性意识。
张爱玲以自己的直觉观察与生活体验，理性思考了处于传统旧思想与现代新观念夹缝中的女性，首开先河地批判女性自身，对女性进行了反书写，并对男权中心主义进行解构，从而展现了作家鲜明的女性意识。
(一)如实消解“母性”
张爱玲对女性进行自审的最重要内容，是对母性的自审。20世纪“人的觉醒”的过程中，代际冲突主要体现为父子冲突，子女的反叛往往是针对封建家长制的体现者父亲，母亲则是温柔慈善、富有爱心和牺牲精神的形象。这一特点在冰心、丁玲的作品中均有体现。可能由于自身常年没得到母爱的缘故，在张爱玲的笔下，几乎没有对传统母亲的那种温柔善良，更没有对母性的讴歌。完全可以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张爱玲是对母性进行自审的第一人。
(二)展示女奴意识
张爱玲所构筑的文学世界，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个以日常生活为主体的世界，在剔除了流行的`政治话语的浓墨重彩后，她刻意展现的是人生超越时空的限制的基本体验形式，对女性自身传统意识的深刻反思和批判。这体现了她对女性命运的深切关怀，也体现了她的超越之处。
(三)“反闺秀”书写
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大多都出身于名门望族，如白流苏和葛薇龙。处于如此环境中，按理应该有大家闺秀或是小家碧玉那样的风范，可是张爱玲的小说中，通篇没有这样的“女性气质”和大家闺秀的形象。她笔下的女性无不是迫于生活的压迫为自己的将来卑微的奔波。使传统文化观念中的美好的高尚的爱情婚姻变得庸俗，传统文化里附在爱情上的柔情，以及体现在古典文学中的“女性气质”，也就消失不见。
结语
总之，张爱玲抛弃了五四以来对男女平等的神话描述，抛弃了南辕北辙的女权主义追求，转而在现实生活中寻找女性位置。她抛弃了五四时期男权中心的文化传统，她的女性意识不同于冰心的博爱，不同于丁玲的冷峻，强调了一种否定精神，即对男性权威的否定，对女性生存状态的否定。她有非同一般的勇气和敢于直面人生的自审意识。她深深渴望女性能够挣脱历史的、文化的、生理的、心理的诸般枷锁，成为自在的女性优美地生存。
张爱玲小说集《传奇》中的女性意识2
一张爱玲文学创作中产生女性意识的原因
社会因素
由于张爱玲通常是在上海家中从事文学创作工作，而这个城市的特殊社会环境让张爱玲文学创作内容中凸显出过多的女性意识。张爱玲不惜世界浮华，却拥有着冷静理智的分析能力，这一时期的上海社会中也逐渐对女性群体有着开明的态度，因此为其文学创作构建出轻松、明朗的环境氛围。
家庭因素
通过资料记载，张爱玲出身于一个贵族家庭，父亲和母亲都受过良好的教育，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这优质的生活环境使得张爱玲为后期文学创作打下了夯实的基础。从小张爱玲就被父母教育学习琴棋书画，这也与她后期在文坛上的成功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由于张爱玲的母亲是一个受到西方教育的贵族千金，因为不满张爱玲父亲的一些行为，所以愤愤离家出走，而张爱玲的父亲则是一个深受封建思想影响的传统男性，对父女亲情十分冷漠，而这对张爱玲的幼年有着较大的负面影响，诸多原因汇集起来决定了张爱玲日后的文学作品风格与基调――主题内涵多数展现出人类内心的丑恶，社会的黑暗邪恶。
自身因素
由于特殊的家庭环境让张爱玲从小受到负面影响，并且以女性视野最为独特的高度对当时社会环境与状态进行重新而完整地审视，这使得她在日后的文学创作中淡漠了被亲情纠缠的一切伤害。并且加上张爱玲自身性格相对内向敏感、理智冷淡，因此她会以讽刺而冷漠的状态与情绪去观察这个世界，去小心触碰社会的冷暖。在张爱玲高中的时候就创作了流露出浓郁女性意识的小说《霸王别姬》，并且在中学毕业调查的`时候写出了“最恨有天才的女子忽然结了婚”这句渗透了其对女性问题思考后的结论。可以说，出生于贵族家庭，却“享受”了没落贵族的悲凉，这些矛盾的身世感触在张爱玲年幼的心灵中蒙上了一层阴影，也为她的文学创作增添了悲剧意识。
张爱玲文学创作中女性意识的审视与剖析
几近泯灭的母爱
纵观张爱玲文学创作，对女性群体有着重新的审视，尤其是对“母亲”角色的剖析。我们看到的传统文学作品中描绘的母爱几乎都是和蔼、圣洁、温柔的代言词，尤其是同时期的女性作家冰心等人，在自身创作中用尽全力去讴歌母爱，在她们的文字下，母亲是一个能给予人们安逸、美好港湾的圣人角色，可以让我们在遇到困难、无限伤感的时候去躲避风雨。但是，反观张爱玲的文学作品，却将笔尖触及到母亲内心的最底层，用一种理性的角度去看母亲内心的苦痛与崩溃的精神，去深入了解母亲心灵深处那难以让常人察觉的无意识的所在。在张爱玲的小说作品中的母亲形象通常分成了两大类：一种类似于小说《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的梁太太等，这些女人有着美丽的外表，内心却长期压抑着情感，对金钱有着无限的控制欲，平时有着残暴的行为;而另一种母亲形象类似于小说《小艾》中的席五太太、《鸿鸾禧》中的娄太太等，这些女性形象并没有被张爱玲刻画出清晰的面容，原本是一些在小说中可有可无的角色，这些女性并没有自己的思想历程，只不过在生活中去小心翼翼地讨好丈夫、照顾孩子，随着周围人们的思想波动而变化。
在小说《金锁记》中的曹七巧，本来是一个在封建传统社会中常见的女性角色，但是她的出现又显得非同一般。曹七巧并没有传统母性的神圣光环，只不过是一个传统封建父权社会的殉葬品，但是却也是父权社会的合谋者，表现出自身人性的丑恶一面。曹七巧一生中背负着沉重的黄金枷锁，禁锢着一生的情欲与爱情，并且亲手扼杀了儿子长白与女儿长安的一生幸福。在曹七巧的一生中，获得黄金是她的毕生愿望，是一辈子想要去得到的东西。渴望美好幸福的爱情，但是这种生活幻想却断送于大哥手中。在姜家，曹七巧也曾经为爱情挣扎过，但是这唯一的一次却被自己的小叔子断然拒绝，因为这个女人并不是小叔子棋盘上需要的棋子。在经历了漫长的等待后，曹七巧终于拿到了财产，这次她直接拒绝了小叔子的主动示爱，因为她想要去保护好自己唯一的信念所在――黄金。爱情这时候只不过是多余的东西，这一次的拒绝行为让她彻底失去了把握情感的机会，成为了金钱的奴隶。
疯狂盲目的情爱
我们看到，在张爱玲笔下不管是新派的女性亦或是旧派的女性，几乎都难以脱离对男性的依附心理。在旧派女性群体中，她们缺少着一种主观自觉性，认为女性天生就是要依靠男性的，而找到自己附庸的男性就是需要来借助婚姻这个唯一的手段，而步入婚姻殿堂才是一辈子最终的归宿。而在新派女性群体中，她们顺其自然地去接受了现代社会产生的物质文明，大谈西方世界的恋爱，经常参与到一些社会活动中来，但是从内心来说，依旧愿意成为男性社会中的奴隶，即便这些女性群体外表似乎脱离了封建传统家庭，但是从本质上来说是永远不会脱离生命中男权控制自身的轨迹的。
纵观张爱玲笔下塑造的角色，多数都失去了求生的能力，这些女性群体都希望在身边有个依靠，必须先去解决生活中的物质困境。这些女性除了去担任“女结婚员”角色外，并无一技之长，因此张爱玲也曾经说过：“每个人都拥有追求安稳的想法，这也可以叫做妇人性。”这里所说的追求安稳，就是能够找一个值得托付的男人去把一生幸福押上。而最能够对应上这个观念的代表就是小说《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主人公经历了曲折的情感经历，而这场经历正是一场寻求安稳爱情的大冒险之旅。在离婚之后，白流苏离开了前夫的家中，独自来到娘家居住，但是哥哥和嫂子骗取了她的全部家产，然后恶言恶语地去排挤她。之后邂逅了留学生范柳原，白流苏为了与他在一起，从上海追到了香港，但是却发现这个男人对自己并非真心，这让白流苏十分痛苦与挣扎。本来想回到上海的娘家，但是依旧怕兄嫂排挤自己，所以为了能够安稳生活，又转身投入了范柳原的怀抱，即便当一个情妇的角色也无所谓了。曾经张爱玲在书评中写道：“在电车上的女人使我悲伤。女人……女人一辈子口中所讲的就是男人，念得也是男人，怨的更是男人，直到永远。”因为对男人的依赖，女性在爱情这个高层次领域也逐渐形成了对男性的依赖感。一个男人的爱与不爱，就是每个女人生活的核心价值所在。成为一个封建男权社会中被认定的女人，就是张爱玲作品中塑造女性角色的最好归宿。“如果一个女人即便再完美，但是得不到异性的爱，那么也就无法得到同性群体的尊重，而女人们就是贱在了这一点。”
张爱玲文学创作中女性意识的独特性及价值分析
首先，小说中有着严厉的文化批判。这一时期的辛亥革命并没有从根基上去动摇封建主义，而社会中的军阀混战，让中国社会与民族长期处于水深火热的危难之中，而这时候产生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始了。我们深入剖析“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主题精神，或许有助于我们去深入理解张爱玲文学创作中凸显出来的女性意识深层所具有的文化批判思想。例如，小说《金锁记》中的女主人公曹七巧，从年幼时期显现出来的泼辣活泼性格到中年时期近乎癫狂变态的模样，一方面是因为压抑的情欲与金钱作祟，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了归根结底是因为黑暗的封建社会制度影响。国内文学评论家于清曾经在作品《寻找张爱玲》中这样说过：“张爱玲小说中凸显的女性意识中展露出了‘女性原罪’的思想，这是她对于传统民族文化心理建构的有力补充，也是对当代女性思想发展的杰出贡献。”
其次，能够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女性小说创作注入全新血液。可以说轰轰烈烈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促进了新时期女性思想的觉醒，诸多女性作家群体开始争相去寻找与肯定自我价值，努力想要去摆脱传统封建社会中的腐朽思想强加给她们的思维模式，并且通过不断的审视自我、发现自我、发泄自我的形式来体现自我的价值。而在这一时期的张爱玲，也与其他女性作家一样，借助自传体的文学体裁来进行真正的女性创作尝试。在我们细细品味张爱玲的作品时，能够看到一种深度解剖了的人性自私面，并且因为有自己生活经历的原型，所以能够超越别的作家，到达其他人无法超越的高度与深度。可以说，小说中人物的内心感受，就是张爱玲的内心感受，从整体上覆盖了她的主观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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