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应物在德宗时期的诗歌创作
引导语：一直以来，韦应物往往被视为代宗朝大历诗人中的一员，但其实，后人眼中韦应物山水派代表诗人的地位却是因其在德宗时期的作品而奠定的，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具体内容。
一、问题的提出
作为一个身经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朝的诗人，韦应物在以往的唐诗研究中一直被归属于代宗朝的大历时代，因而被称为大历诗人。不仅古代许多诗评家把他作为大历诗风的代表人物，当代唐诗研究专家蒋寅先生也把他视为大历诗风中江南地方官诗人群中的代表加以论述[1]。但细究韦应物的仕宦履历就会发现，江南地方官的身份是他在德宗建中三年担任滁州刺史之后才得以实现的。如果从严格地把“大历”作为年号的含义出发来理解大历诗风的话，显然对韦应物大历诗人身份的认定是不太准确的。而且细究其作品就会发现，他的大部分诗歌其实是创作于德宗建中、贞元年间。以孙望先生编著的《韦应物诗集系年校笺》为基础进行统计会发现，韦应物的诗歌近600首，除去80多首无法系年之外，其中近300首都是创作于德宗建中元年之后，占据其全部作品的一半以上。虽然诗歌数量不能代表一切，但也确实说明进入德宗朝以后的韦应物，诗歌创作并没有停滞或消歇，反而有愈加昌盛的势头。此种现象在宋代时已为学者所关注，如韩驹也认为韦应物早年之所以诗名未著的原因就在于他的诗歌“晚乃工”。而且，从诗歌的内容、风格、体式等角度来考察，韦应物在德宗朝的诗歌也确实表现出了和大历时期不同的风貌。日本学者土谷彰男先生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点，将其称之为“贞元诗人韦应物”，并提出他为“元和文学之嚆矢”[2]，惜其在文章中并未作具体阐述。韦应物的创作现实和学者的这些观点无疑让韦氏在德宗时期的创作进入值得关注的视野。
二、由《自尚书郎出为滁州刺史》一诗看韦应物在德宗时期的心态
韦应物在德宗朝的生平履历还是非常清晰的，不同学者对这段经历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疑义。这段经历其实从韦应物本身的诗注中也能得到一些较为清晰的线索。如其《谢栎阳令归西郊赠别诸友生》中句下自注曰：“大历十四年六月二十三日自鄠县制除栎阳令，以疾辞归善福精舍。七月二十日赋此诗。”[3]251《始除尚书郎别善福精舍》题下注曰：“建中二年四月十九日，自前栎阳令除尚书比部员外郎。”[3]254在建中三年夏天，韦应物又出为滁州刺史，三年后在滁州闲居一段时间后，他又于贞元元年秋天，出为江州刺史。贞元三年，入朝为左司郎中，在贞元四年九月时，有《奉和圣制重阳日赐宴》诗。根据新出土的《韦应物墓志》的相关记载，陶敏先生考订其大约在贞元五年初出为苏州刺史，贞元六年末在苏州去世。有了这样一个清晰的线索，考察韦应物在德宗朝的诗歌创作情况就相对容易了。
应该说，出任滁州刺史是韦应物人生后期一个十分重大、关键的事件，他在这段时期的诗歌创作也格外丰富，大概有近130首，占了其后期全部创作的近一半。而且，从任滁州刺史开始，韦应物三领外藩，除了任职左司郎中一职时身在长安，人生后期大部分的时光都是在江南一带度过。在这样特殊的时空环境中，韦应物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呢?这在他初任滁州刺史时所作的《自尚书郎出为滁州刺史(留别朋友兼示诸弟)》一诗中透露出了一些端倪，对于我们理解贞元时期韦应物的诗歌创作情况和复杂心态是大有助益的。该诗全文如下：
少年不远仕，秉笏东西京。中岁守淮郡，奉命乃征行。素惭省阁姿，况忝符竹荣。效愚方此始，顾私岂获并。徘徊亲交恋，怆悢昆友情。日暮风雪起，我去子还城。登途建隼旟，勒驾望承明。云台焕中天，龙阙郁上征。晨兴奉早朝，玉露沾华缨。一朝从此去，服膺理庶甿。皇恩傥岁月，归复厕群英。[3]263
首四句点题，交代了他离开长安出为滁州刺史的事实，但还有一个关键的信息在于“少年不远仕，秉笏东西京”八字。韦应物本是京兆杜陵人，唐时有俗谚“城南韦杜，去天尺五”。出身显赫的韦应物在玄宗时已经入仕。据《韦应物墓志》载其仕历云：“丱角之年，已有不易之操。以荫补右千牛，改□羽林仓曹，授高陵尉、廷评、洛阳丞、河南兵曹、京兆功曹。……除鄠县、栎阳二县令，迁比部郎。诏……领滁州刺史。”可见他在任滁州刺史之前，虽为官九任，但一直围绕着京兆府和河南府两地。从他所担任的官职来看，也一直不算太高。现在有机会为政一方，担任要员，这对于韦应物来说不啻政治生涯中的“春天”，不能不使他受到一些鼓舞。所以下文四句说自己“素惭省阁姿，况忝符竹荣。效愚方此始，顾私岂获并”，他对于自己本来担任的尚书比部员外郎一职已经很惭愧了，觉得自己名不副实，现在居然要去担任滁州刺史，就更难免诚惶诚恐了。这固然是作者的自谦之词，但也确实说明他对担任滁州刺史一职有受宠若惊的感觉。但作者转念一想，既然担任了这一职位，就不能庸庸碌碌，既然有了这样难得的机会，就应该竭忠尽智，有所作为，“效愚方此始”，真让人有一种信誓旦旦的感觉。但是，作者越是信誓旦旦，越让人从中听到了几许言不由衷，几许畏难，几许矛盾，几许复杂。
这种心理的产生和韦应物的家庭出身、时代背景、个人经历均有关系。首先，京兆韦氏的出身一方面带给了韦应物他人没有的荣宠，另一方面，这样的家族必然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经世致用的家族氛围或者说家族文化基因。和先辈们的时代虽然已经不同，但有所为的思想是潜藏在韦应物内心深处的。其次，出生于开元年间，又担任过玄宗右千牛一职的韦应物切身地见识过、经历过盛世的繁华，在那个时代享受过恣意的生活，他回忆这段时光时的诗风也曾经那样狂放不羁，带有盛唐格调，如《温泉行》《燕李录事》《逢杨开府》等均是如此。但时代的车轮不会因任何人而发生改变，安史之乱的变故一时之间“惊破霓裳羽衣曲”，王朝的盛世就这样突然消失在他的面前，他所承受的心理打击要远重于其他同龄人。最后，在任滁州刺史以前，韦应物一直在仕与隐中徘徊。从韦应物进入仕宦生涯开始，就像一条有规律的波浪线一样，一直在仕与隐中腾挪转换：担任玄宗侍卫时因安史之乱隐居武功宝意寺，代宗时任洛阳丞因惩办不法军士被讼去官后居于同德精舍，代宗时任河南府兵曹参军因病去官后复居于同德精舍，大历十四年因连坐京兆尹黎幹由鄠县令改任栎阳令，旋即辞官寓居澧上善福精舍。当然，从上述经历来看，诗人虽然隐居的原因往往是因为战乱、罢免、疾病、获罪辞官等不得已的因素，但实际上隐居也一直以来像一个无法抵挡的诱惑一样吸引着诗人。这种吸引既是中国古代文人功成身退、泛游五湖的心态使然，同时也是诗人一直以来沉沦下僚的仕宦经历对他经世致用心态的消磨作祟。他早期的《赠王侍御》一诗中说：“自叹犹为折腰吏，可怜总马路傍行。”[3]78昔日豪放不羁，任性妄为的豪门公子哥已经被这黑暗的官场磨去了棱角，更何况政治环境愈加恶劣。之后，在《高陵书情寄三原卢少府》中，韦应物感慨“直方难为进，守此微贱班。开卷不及顾，沉埋案牍间。兵凶久相践，赋徭岂得闲。促戚下可哀，宽政身致患。日夕思自退，出门望故山。君心倘如此，携手相与还。”[3]66-67在宦海中沉浮数载的`作者此时已经产生了“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无奈之感，难免发出“日夕思自退，出门望故山”的“循吏倦还”之叹了。近藤元粹评价此诗曰：“使高士有归与之叹，世自有任其责者。”[4]确为的评。所以，在这样特殊的心境下，被任命为滁州刺史的韦应物无异于在政治上被打了一针强心剂，这让他似乎又燃起了一些斗志，但念及以往的遭遇，又会让他的政治热情在不自觉中大打折扣。这种矛盾心态在韦应物的心中无异于一种煎熬，这样的煎熬及如何解决这种煎熬自然而然会成为其德宗时期诗歌的一个主题。
对于奉王命而不得不“中岁守淮郡”的韦应物来说，既然决定了要“效愚”，那么就没有办法“顾私”，也就是他私心中不愿离去的亲朋好友们——“徘徊亲交恋，怆悢昆友情。日暮风雪起，我去子还城”。韦应物本身就是一个极为重情的人，不管是对朋友、亲人还是对百姓、国家乃至对大自然的美丽景色和田园风光都充满了热爱之情。身在动荡社会环境中的人们在心理上本就易于重情，再加上韦应物本人性情之所在，所以，浓郁的情感是韦诗中极为重要的一个特质。以他对兄弟而言，韦诗中相关作品非常多，难怪黄徹感慨：“尝观韦应物诗，及兄弟者十之二三。……余谓观此集者，虽谗阋交瘉，当一变而怡怡也。”[5]况且以韦应物四十余岁的年龄，且没有爱妻(其妻已于大历十二年去世)相伴的情况下离开他十分熟悉的环境和亲人，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主政，多少会有些畏难之情。在这种心理下，对亲友的依恋更加强烈，本也是人之常情。况且，从唐人观念来说，在仕宦上一直重内而轻外，因此，从韦应物本身的心理来说，他眷恋着朝廷和皇帝，渴望能够有机会早点回到长安，回到朝堂上来。这样的心态在这首诗的末尾得到了反复抒写和强调：“云台焕中天，龙阙郁上征。晨兴奉早朝，玉露沾华缨。”在远去的道路上，诗人忍不住遥望长安城，此时的长安城中那高耸入云的台阁、观阙是那样的壮观而亲切，曾经的自己每天都会来到唐宫之中，得觐天颜，得商国是，到了明早，这样的场景却再也不会出现了，而只能是“一朝从此去，服膺理庶甿”。离去之后，对于百姓的治理是自己一直牢记心中的事情，“皇恩傥岁月，归復厕群英”，假如皇恩浩荡，看到我这番勤勉的工作，也许能让我早些回来，得以厕身于朝堂群英之间吧。
三、韦应物在德宗时期创作的新倾向
之所以如此详细地分析上述诗歌，是因为在这首诗中所展现的复杂情思恰恰暗示了韦应物在贞元时期创作的新质素。
(一)吏隐生活方式的选择与表达
在江南的仕宦生活中，韦应物最终选择了“吏隐”的生活方式解决了困扰他大半生的仕与隐的矛盾，而这一方式的获得和江南绮丽的风光密不可分。正因如此，山水景物的描写也成为他贞元时期诗歌创作的重要方面。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后人眼中韦应物山水诗人、隐逸诗人的身份及其典型的清雅闲淡的诗风，实际上更多是通过他在建中、贞元时期的创作才得以实现的。
前文已经提到，韦应物在担任滁州刺史之前，其生活状态一直在仕与隐中转换。在以往仕、隐生活的交错中，作者内心的矛盾主要源于其“围城”心理——为官之时渴望退隐，退隐之时又希望为官，既想要自由又想要权势，即所谓“轩冕诚可慕，所忧在絷维”[3]439。那么，到底该如何解决这一困境呢?大历诗人们的偶像谢朓早就为后世的官僚文人们探索出了一条“既欢怀禄情，复协沧州趣”[6]的“吏隐”之路，而来到了江南的韦应物在感受到江南的绮丽风光后，也自觉地走上了这条道路，并在山水诗的创作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有学者曾专门研究韦应物在滁州的诗歌创作情况，并得出这样的结论：“韦应物只在滁州生活了三年，但他的诗歌有将近五分之一是在滁州创作或与滁州有关的。特别值得重视的是，对韦应物诗歌思想艺术风貌产生深刻影响的‘吏隐’思想是在滁州正式形成的。因此，是韦应物把闭塞荒芜的滁州古郡带入了中国文学史，而滁州这片土地又滋养了韦应物的诗歌。”[7]虽然学者的研究只是立足于滁州，实际上，不仅仅是滁州，江州、苏州又何尝没有滋养韦应物的诗歌呢!笔者据陶敏、王胜友两先生的《韦应物集校注》统计，在韦集中，登眺之作共15首，创作于德宗朝的则有10首，占全部作品的三分之二;游览之作共58首，其中作年不详的13首，创作于德宗朝的共计28首，也是在大历时期创作的将近两倍。可见，相比大历时期，韦应物登山临水之作的数量在德宗朝有了很大提升。之所以如此，一方面作者本是一个“所爱唯山水”[3]451的性情中人，现在终于有机会来到秀丽的江南山水之中，自然会兴起一种别样的感慨。作为滁州刺史的韦应物曾写下《游琅琊山寺》：
受命恤人隐，兹游久未遑。鸣驺响幽涧，前旌耀崇冈。青冥台砌寒，绿缛草木香。填壑跻花界，叠石构云房。经制随岩转，缭绕岂定方。新泉泄阴壁，高萝荫绿塘。攀林一栖止，饮水得清凉。物累诚可遣，疲氓终未忘。还归坐郡阁，但见山苍苍。[3]472
担负着“恤人隐”职责的诗人毕竟堪称循吏，所以郡内人事的处置不能不占据诗人绝大部分的时光。因此，“久未遑”的畅游一旦有机会得以实现，其喜悦的心情就真的是难以言表了。带着这样的兴致去游山玩水，难免让自然万物“皆著我之色彩”了。不仅如此，在游山玩水中，身心得到了愉悦，世事的牵累也终于得到了排遣，然后依旧能回到现实中，回到自己的职位上——“还归坐郡阁”，其中蕴含的精神实质和南朝小谢的吏隐生活又有什么区别呢?除此之外，诗人在滁州所作的《再游西山》一诗中说：“南谯古山郡，信是高人居。自叹乏弘量，终朝亲簿书。……出身厌名利，遇境即踌躇。守直虽多忤，视险方晏如。况将尘埃外，襟抱从此舒。”[3]452表达的也是长时间在仕与隐之间犹豫、徘徊，诗人虽然仕途偃蹇，但自己宁愿得罪人也要坚守自己正直的品格。况且，现在自己来到了滁州，一直以来抑郁的胸怀也能得以舒展了。《南园陪王卿游瞩》中也说自己“形迹虽拘检，世事澹无心。郡中多山水，日夕听幽禽”[3]450，以郡中山水景色作为自己游览骋怀的媒介。《夏至避暑北池》中有“昼晷已云极，宵漏自此长。未及施政教，所忧变炎凉。公门日多暇，是月农稍忙。高居念田里，苦热安可当。亭午息群物，独游爱方塘。门闭阴寂寂，城高树苍苍。绿筠尚含粉，圆荷始散芳。于焉洒烦抱，可以对华觞”[3]479，也很典型地体现了诗人在公事之余游赏景物的生活方式。这样一来，既能“专城宠”，亦能“逍遥池馆华”[3]451，何乐而不为呢。
南宋葛立方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
烟霞泉石，隐遁者得之，宦游而癖此者鲜矣。谢灵运为永嘉，谢元晖为宣城，境中佳处，双旌五马，游历殆遍，诗章吟咏甚多，然终不若隐遁者藜杖芒鞋之为适也。元晖《敬亭山》诗云：“我行虽纡组，兼得寻幽蹊。”《板桥》诗云：“既欢怀禄情，复叶沧洲趣。”自谓两得之者。其后又有鼓吹登山之曲。且松下喝道，李商隐犹谓之“杀风景”，而况于鼓吹乎!韦应物、欧阳永叔皆作滁州太守，应物《游琅琊山》则曰：“鸣驺响幽涧，前旌耀崇冈。”永叔则不然，《游石子涧》诗云：“麕?鱼鸟莫惊怪，太守不将车骑来。”又云：“使君厌骑从，车马留山前。行歌招野叟，共步青林间。”游山当如是也。[8]
其中谈论的中心虽然是游山之道，但文中把韦应物和谢灵运、谢朓相提并论，并将他们都称之为“宦游而癖”“烟霞泉石”者，实际上正是注意到了三者在吏隐生活方式上的一致之处。而这样的生活对于韦应物来说，正是他在德宗朝担任滁州、江州、苏州刺史后，所走过的从不自觉到自觉投身于山水美景的同时又无法彻底忘怀世事的复杂心路历程后最终选择的结果。因此，研究德宗朝韦应物的创作情况从作家心灵史角度来说，就有了不可取代的价值和意义。那么，沉浸在山水风光中的韦应物始终不能忘怀的世事到底是什么呢?
(二)思亲恋阙之情的反复抒发
对于韦应物来说，始终徘徊在他心间令他无法忘怀的就是亲友和故乡长安。而且，长安对于诗人来说不仅仅是故乡之所在，它还是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是在藩镇割据的背景下士人们实现政治理想和抱负的唯一舞台。江南固然有它的魅力之所在，但所谓月是故乡明，江南美景也无法从根本上消除诗人对故乡长安的思念。如其《游灵岩寺》：“吴岫分烟景，楚甸散林丘。方悟关塞眇，重轸故园愁。”[3]454《陪王卿郎中游南池》：“鹓鸿俱失侣，同为此地游。……终忆秦川赏，端坐起离忧。”[3]449这些在江南创作的诗歌无不透露着诗人对故园秦川的怀念和眷恋以及自己无法回到政治中心的失落和抑郁。
初来江南的诗人已经年近半百了，再加上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带来的体弱多病，独在异乡为异客的诗人难免倍加思念亲朋，他诗集中大量的思亲念友诗都是创作于江南时期。以其诗集中的寄赠和怀思两类作品进行统计的话会发现，在145首作品中，去掉系年不明的3首怀思之作，其中92首(包括寄赠之作79首，怀思之作13首)均创作于德宗朝。这样的数字恰恰说明，在江南的韦应物往往习惯于将其对亲朋的种种情思通过诗歌的方式进行传达和展露，以排遣自己内心的孤独之情。
四、韦应物在德宗时期创作的特殊价值和意义
从微观角度而言，韦应物在德宗时期对特定题材的关注无疑为他在诗史的演进中确立了一席之地。但如果对他在德宗时期的创作进行综合、宏观地考察，就会发现他在这一时期的创作无论是对于其个人还是对于整个中唐诗史来说都有着更为深远的意义和价值。
(一)个人诗坛地位的确立
就诗坛地位而言，韦应物在江南尤其是滁州、江州、苏州担任刺史期间，和各路文人的酬唱往来活动非常频繁，一定程度上形成了相对松散但以韦应物为中心的文人唱和团体。文坛领袖地位的确立客观上使韦应物能以自己的创作对周围的文人和当地的文坛产生较大影响。
作为地方要员、一方郡守的韦应物除了官僚的身份之外，还在官舍举办文会。《郡斋雨中与诸文士宴集》即对其官员和文人身份交融下日常生活的写照。在江南屡次担任刺史的韦应物本身是一个较为典型的诗人，他和周围文人的往来酬唱亦成为时人追慕不已的文坛佳话。而这样的特点通过他刺史——文人的身份自觉不自觉地影响着周围人的创作，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皎然向韦应物献诗时舍弃自己擅长的近体诗而选择了韦应物本人较为偏爱的古体诗，虽然这样的讨好之举并没有得到韦应物的认可，但却非常鲜明地表现了拥有显著地位的官僚文人在文坛上的影响力。
(二)诗史的影响
和大历诗人不同的是，韦应物诗歌始终对现实比较关注，也就是白居易所说的“才丽之外，颇近兴讽”[9]。皎然在《答苏州韦应物郎中》中开篇即说：“诗教殆沦缺，庸音互相倾。忽观风骚韵，会我夙昔情。荡漾学海资，郁为诗人英。格将寒松高，气与秋江清。何必邺中作，可为千载程。”[10]由皎然的评价也可见在当时诗教沦丧的情况下，韦应物一直坚持风骚的现实主义精神，诗风上格高气清，成就不俗。不仅如此，在诗体的选择上，韦应物也特立独行，在古体诗的创作上远远高于同时代的其他文人。这在近体诗盛行的时代大潮中似乎有些不合时宜，但这既是韦应物个人好尚之所在，同时也是他在德宗时期身处江南，较少受到主流诗风影响的结果。据研究者统计，就韦应物可以系年的五言古诗来说，建中之前共计91首，建中之后共计94首，[11]虽然在数量上似乎相差不多，但结合韦应物贞元六年就已去世的事实会发现，进入德宗朝的韦应物在诗歌创作上对古体诗的坚持与发展。学者在客观考察韦应物的创作后将他称为“大历诗坛上一支独异的花朵”[12]。与大历诗坛诸人创作的异貌似乎正暗示了他在建中、贞元诗坛诗风有所变化的原因所在。而无论是对现实的关注还是对古体诗的重视，正暗合了元和诗人在诗歌题材、诗歌体式上的趋势和走向。因此可以说，韦应物以他充满个性化的创作展示了一位得时代风气之先的诗人在文学发展中的敏感力和创造力，而他的创作倾向经过贞元文人的进一步发酵在客观上无疑为元和文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因此，文章开头部分提及的学者评价他为“元和文学之嚆矢”的内涵也就通过他在德宗时期的具体创作得到了解答。
五、结语
客观来说，韦应物作为由大历进入贞元的作家，德宗时期已是其人生的中晚期，儒家所谓君子“三戒”中明确提及“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13]。可见，意满自得、安于现状本是人老之时的常态。韦应物的诗歌创作也难免受此心态影响，如果没有求新的意志、人生的变故或者其他外因的刺激，他也很可能就会延续其在大历年间的风格和主题，继续在新的时代和环境中浅斟低唱着过去的旋律(而这也正是大历诗人中虽然有颇多生活到德宗时代但却无法将其称为德宗朝诗人的原因)。幸运的是，因为个人境遇、生活环境、地域文化的诸种变化与影响而使韦应物的诗歌创作在新的时代下呈现出了不一样的风貌，进而也使其创作在新的时代环境中焕发出了新的生机和活力。而有鉴于上述已经论及的内容，韦应物德宗朝诗人身份是应该得到重视和承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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