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清廉轶事

时间：2022-12-02 19:16:03 王安石我要投稿

王安石清廉轶事

　　王安石，字介甫，号半山。抚州临川（今江西省抚州市）人。中国北宋时期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改革家。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王安石清廉轶事，仅供参考，欢迎大家阅读。

　　王安石是北宋的政治家，也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他为官清廉，一生锐意改革积弱成习的朝政，虽然因为得不到朝中重臣的支持，从而功败垂成，但他忧国忧民、不计个人毁誉的精神，仍为后世所推崇。

　　北宋的大文学家

　　王安石很珍惜时间，年轻时曾在韩琦手下当幕僚，因经常熬夜读书，从不参加当时官场上极为重视的宴会，一度使韩琦怀疑他是否沉迷于酒色，才不参与关系自己未来前途的应酬。

　　王安石不但是一位儒者，对于佛、道两家也有相当的造诣，他对诸子百家采取兼容并蓄的态度，所谓“江海不择细流，故能成其大”。此外，他知道作者的原意，很容易被后人所曲解，因此在读诸子百家的著作时，从不拘泥于注释，尽量自己去理解原文。苏东坡评王安石读书为“网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糠秕百家之陈迹，作新斯人。”由此可知，他有自己独立的见解，不只是单纯的接受书上的知识而已。

　　他写作的态度非常严谨，脍炙人口的名句“春风又绿江南岸”，其中的“绿”字据说改了十几次才定下来。他诗文方面的成就，对北宋文学影响很大，故被后人推祟为唐宋八大家之一。

　　平生行止，清白无污

　　王安石虽贵为宰相，却生活简约，且“不溺于财利酒色，视富贵如浮云”。他为官清廉的事迹很多，甚至连攻击他的政敌，也不得不承认他“素有德行”、“平生行止，无一污点”。

　　有一回，有人送王安石两件古物：古镜和宝砚。他看了以后，问道：“这镜子和砚台有何用处?”对方回答说：“这镜面光滑透明，不但近照人影一致，且可远照两百里的景物;还有这砚台石质又细又密，只要呵一口气，就能得水磨墨。”他听了以后哈哈大笑说：“两件都算是稀奇宝物，但对我而言却没有什么用处。吾面不及碟子大，哪要什么能照两百里的古镜?再说我有个习惯：写字前必先取水磨墨。你这砚台就算能呵得一担水来又如何?”说完后就把古镜和砚台还给对方了。

　　他担任宰相期间，得了气喘病，大夫开的药方中，有一味是紫团山人参，但是这种药走遍京城也买不到。有位官员听说此事，就送了一些过去，可是他坚决不受，有人劝他说：“你的病要此药才能治好，何必拘泥于这些小节呢?”他回答说：“我这一辈子没吃过紫团山人参，不也活到今天?现在就算不吃它，还能立即死去吗?”

　　王安石面色黧黑，门人忧之，去问大夫时，大夫说：“此垢污，非疾也。用藻豆洗面可除。”有一个人知道后，就要送他一些藻豆，他笑道：“天生黑于予，藻豆其如予何?”;有人对他说：“公面有墨，我送点园荽给你，洗之当去。”他也笑道：“天生黑于予，园荽其如予何?”

　　他清廉到几乎严苛的程度，在当时追求名利的官场中，格外显得难能可贵。

　　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自幼随做地方官的父亲迁徙各地，奔走南北的生活经历中，他看到了地主、官僚对百姓的欺压;也目睹地方势力所造成的民劳财匮的状况。后来，自己到各地任地方官期间，对当时北宋积弊成习的'社会现象，更有深刻的体会。

　　在朝廷为官时，他也发现北宗王朝在一派繁花似锦的背后，其实已经是积重难返了。造成此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太祖时期设计的官、职、差遣分离制度，与科举、恩荫、荐举等选官制度结合起来，演变出大批的冗官、冗员。据说当时有官职没有差事的人，竟然占官员总数的一半以上;此外，宋朝财政管理也十分的松散，导致年年出现入不敷出的现象。各种不合理的弊端，让他体悟到朝政再不改革，是相当危险的。

　　他曾向宋仁宗上万言书，但未被采纳。宋神宗即位后，他两度出任宰相，于是开始积极推行新法，新法内容包括：青苗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市易法、保甲法、将兵法及科举制的改革等，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王安石变法”。

　　新旧党争

　　因新法抵触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故从头到尾都遭受很大的阻力，加上未充份地沟通，使司马光、欧阳修等大臣认为其违反祖宗之法。得不到朝中重臣的支持，他只好启用吕惠卿、蔡京等小人，逐渐使原本利民之法，反而成了扰民之政，以致最后连太后都出面干预了。王安石见新法至此，知道改革的路已走到尽头了。失望之余，从此退出朝政，不再过问国事，开始接触佛学，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

　　王安石罢相后，由旧党掌权，开始逐步地废除新法;哲宗稍长，为制衡太后的专横，又重新启用新党人士，但新党中尽是些小人，只想报仇，对于什么新法、旧法，根本不感兴趣，从而开始清算旧党大臣，使原本的新旧党争，最后完全变成意气之争了。

　　是人为?还是天意?

　　后人往往将改革失败，归咎于王安石的刚愎自用，可是后来宋朝不但遭到金国攻陷北方，且最后一任皇帝更是被逼得跳海自尽。北宗王朝的结局，充份说明宋神宗时期，确实已到非改革不可的地步了。

　　那么变法之所以会失败，是新法不好造成的吗?其实王安石的新法，对于宋朝的弊端可以说都是切中时弊的良法。曾经反对新法的苏轼，在外任官期间，亲眼看到新法的便民之处，从而认识到反对派的偏执与保守，他给友人的信中说：“吾侪新法之初，辄守偏见，至有异同之论……回向之所执，益觉疏矣。”由这一段话中，可以得知新法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既然新法是良法，又非改革不可，那为什么变法还会失败呢?除了人为的因素之外，或许可以说是天意如此吧!

　　个人介绍

　　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晚号半山，谥号“文”，世称王文公，自号临川先生，晚年封荆国公，世称临川先生又称王荆公，江西临川延寿乡(今东乡县黎圩镇上池村)人，中国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改革家。王安石变法对北宋后期社会经济产生很深的影响，已具备近代变革的特点，王安石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精神推动改革，力图革除北宋存在的积弊，推行一系列措施富国强兵，是中国十一世纪伟大的改革家。在文学上具有突出成就，是唐宋时期八大家之一，即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和宋代的苏轼、苏洵、苏辙、欧阳修、王安石、曾巩。

　　其诗“学杜得其瘦硬”，擅长于说理与修辞，善于用典故，风格遒劲有力，警辟精绝，也有情韵深婉的作品。著有《临川先生文集》，现有《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著名散文《游褒禅山记》。

　　个人恩怨

　　说到苏东坡的政敌，最难措辞的莫过于王安石了，然而事实上又绝对无法回避王安石，因为两人不但分属两个政治营垒，又是上下级关系，而且彼此之间还有纠缠不清的私人恩怨。王安石去世后，中书舍人苏轼为其撰《王安石赠太傅》的"制词"，足见关系的不一般。

　　东坡一入仕途就陷入了新旧党争，他的父亲和弟弟、他敬爱的朝中元老、他的亲朋好友，几乎无一不是站在旧党一边的。当然，更重要的是东坡本人的政治观念与新法南辕北辙，他的学术思想也与新学格格不入，忠鲠谠直的他不可能违心地对方兴未艾的新政沉默不言，他势必要成为新党的政敌，也势必要与新党党魁王安石发生冲突。

　　苏洵与王安石素不相协，嘉祐年间苏洵以文章名动京师，王安石却未有一言褒奖。王安石的母亲去世，朝中大臣纷纷前去吊唁，苏洵独不前往。东坡对其父写《辨奸论》是不以为然的，认为有些话说得太过分。东坡对王安石的文才也非常赞赏，曾称道王安石所撰的《英宗实录》为本朝史书中写得最好的。

　　但是东坡对王安石好为大言诡论的行为非常不满，曾在祭刘敞的祭文中予以讥刺。熙宁二年(1069)，东坡上疏论贡举之法不当轻改，神宗非常重视，当天就予接见，然后又想让东坡修中书条例，王安石阻拦并力荐吕惠卿。同年，东坡为国子监举人考官，策题以历史上君主独断或兴或亡之事为问，王安石大为不悦。神宗又想让东坡修起居注，王安石却说东坡不是“可奖之人”。神宗说东坡文学出众，为人亦平静，司马光、韩维等大臣都称道之。王安石回答说东坡是“邪险之人”，还说1066年东坡遭父丧时，韩琦等赠送赙金不受，却利用运丧的官船贩卖苏木入蜀，还说此事是人所共知，所以东坡虽有才智和名望，但只能当个通判，不可大用。

　　然而王安石却绝非奸佞小人，他与苏东坡的矛盾仅仅是政治观念的不同，为了推行新政，王安石当然要打击，排斥清洗反对派，但也仅仅是将其降职或外放，从不罗络罪名陷害对手，也从未企图将对方置于死地。甚至，当“乌台诗案”发生时，已经辞官的王安石还挺身而出上书皇帝，营救朋友兼政敌苏东坡，直言“岂有圣世而杀才士乎”。要知道王安石与苏东坡长期政见不和，而苏东坡却正是因为蔟击新政而罹祸，王安石却能摒弃私见主持公道。更何况，当时不但苏轼本人已经屈打成招，就连他自己的许多亲朋好友都噤若寒蝉，无人敢为苏东坡说一句话，而王安石这时却是一个被皇帝和百官厌弃的人，此时他受尽攻击遍体鳞伤，又痛失爱子家破人亡，一人孤独在家独守贫寒，在这种情况下他还能冒险在苏东坡的亲友都不敢为他说话时上书皇帝为他申冤，正因为个人品德高尚，所以他可以不顾个人好恶宁肯冒着危险在别人都不敢为苏轼说话，甚至连其亲朋好友都不敢为其说话时在自己失势的情况下仍然挺身而出为苏轼向皇帝直言鸣冤，真可谓高风亮节！

　　同样，苏轼对王安石的不满也仅仅限于政治观念上，苏东坡不但在王安石落难之后写诗给他，说“从公已觉十年迟”，而且在代宋哲宗所拟的敕书中，高度评价自己的这位政敌，说正因为天意要托付“非常之大事”，才产生王安石这样的“希世之异人”，并称赞他“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期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

　　此外，王安石的品行不论是他的敌人还是朋友都十分敬佩，无话可说。王安石质朴，节俭，博学多才，在当时士大夫中有极高威望，且是历史上惟一不坐轿子不纳妾，死后无任何遗产的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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