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是真心隐士还是被迫隐居?
在平时的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一定没少看到经典的古诗吧，古诗作为一种诗歌体裁，指的是与近体诗相对的古体诗，又称古风、往体诗。那么什么样的古诗才更具感染力呢？下面是小编整理的陶渊明是真心隐士还是被迫隐居?，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陶渊明是真心隐士还是被迫隐居?
陶渊明(约365年—427年)，字元亮，号五柳先生，谥号靖节先生，入刘宋后改名潜。东晋末期南朝宋初期诗人、文学家、辞赋家、散文家。东晋浔阳柴桑(今江西省九江市)人。曾做过几年小官，后辞官回家，从此隐居，田园生活是陶渊明诗的主要题材，相关作品有《饮酒》《归园田居》《桃花源记》《五柳先生传》《归去来兮辞》《桃花源诗》等。
提及陶渊明这个名字，似乎已经作为纯粹隐士的代名词，曾传列《晋书》、《宋书》、《南史》三史中的“隐逸”篇，可谓深入了中国文化的骨髓。是故，每每说到陶渊明，就会想到他的《桃花源记》、《归去来兮》，想到那种超然物外的隐逸情怀、那种不问尘俗世事的清醒与潇洒。在许多朝代，人们几乎都把陶渊明当作一个不关心国家大事政治形势的第一隐士、“隐士之宗”，其实事实上并非如此。
要搞清楚，陶渊明是否真心当隐士，我们先从什么是隐士说起。何谓“隐士”?据百度百科介绍，“隐士”就是隐居不仕之士。其条件，首先应当是“士”，即知识分子，否则就无所谓隐居。其次，是不仕、不出名，终身在乡村为农民，或遁迹江湖经商，或居于岩穴砍柴。鉴于此说法，历代都有无数隐居的人，并不可皆称为隐士。《南史·隐逸》云：隐士“须含贞养素，文以艺业。不尔，则与夫樵者在山，何殊异也。”这就是说一般的“士”隐居也不足称为“隐士”，须是有名的“士”，即“贤者”。如《易》曰：“天地闭，贤人隐。”又曰：“遁世无闷。”又曰：“高尚其事。”显然，是说“贤人隐”而不是一般人隐。换句话说，应当的有才能、有学问、能做官而不去做官也不作此努力的人，才叫“隐士”。
陶渊明是这样的人吗?我们分析后，不难发现他并非一开始就真心当隐士，即便是后来，不得不隐，也是出于“无可奈何花落去”，看破了红尘、看淡了名利、看透了官场，才步入了“隐居”的生活。笔者的观点如下：
其一，陶渊明的出生环境，使他贴近政治关心国事。
据资料记载，陶渊明出身于东晋一个破落仕宦家庭。曾祖父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军功显著，官至大司马，都督八州军事，荆、江二州刺史、封长沙郡公。祖父陶茂、父亲陶逸都作过太守。陶渊明在这样的家庭、这样的环境长大，耳濡目染，决定了他和政治先天就走得很近，不可能对政治和朝廷漠不关心。
其二，陶渊明的教育背景，使他充满理想满怀抱负。
陶渊明年幼时，家庭败落，八岁丧父，与母亲和小妹一起相依为命，后因生活拮据，只能投靠外祖父孟嘉。而孟嘉是当代名士，陶渊明深受着外祖父的熏陶，长大后他的个性、修养，都颇具外祖父的遗风。外祖父家里藏书颇多，给他提供了阅读古籍和了解历史的条件，在学者以《庄子》《老子》为宗而黜《六经》的两晋时代，他不仅像一般的士大夫那样学了《老子》《庄子》，而且还学了儒家的《六经》和文、史以及神话之类的“异书”。家庭环境与时代思潮，让他同时接受了儒家和道家两种不同的思想，也就是说，陶渊明性格中除了有超逸的道家一面，也有儒家的入世情怀。这也从教育上决定了陶渊明是个刻有儒家思想烙印的读书人。
其三，陶渊明的仕途经历，使他倍感失落倍加失望。
陶渊明少有大志，孝武帝太元十八年，他怀着儒家“大济苍生”的愿望，出任江州祭酒。当时门阀制度森严，他出身庶族，受人轻视，感到不堪侮辱，不久就递交了辞呈。他辞职回家后，州里又来召他作主簿，他辞谢了。
隆安四年，陶渊明到荆州，投入桓玄门下作属吏。这时，桓玄正控制着长江中上游，窥伺着篡夺东晋政权的时机，他当然不肯与桓玄同流，做篡位者的帮凶。他在《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一诗中写道:“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对仕桓玄有悔恨之意。而《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一诗里写道“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滋?”，对俯仰由人的宦途生活，发出了深长哀怨的叹息，他对做官有些失望了。这也正是希望越大失望越大，越想入世济世把官做好，遇到的困难越大，也就越容易心灰意冷。
隆安五年冬天，他因母丧辞职回家。元兴元年，也就是公元402年正月，桓玄举兵与朝廷对抗，攻入建康，夺取东晋军政大权。元兴二年，桓玄在建康公开篡夺了帝位，改国为楚，把安帝幽禁在浔阳。此时，他正在家乡躬耕自资，见状不由得闭户高吟:“寝迹衡门下，邈与世相绝。顾盼莫谁知，荆扉昼常闭”，表示对桓玄称帝之事，不屑一谈，甚为不满，这一点说明他是非常关心政治局势的，也是有着坚定的政治立场的。
元兴三年，建军武将军、下邳太守刘裕联合刘毅、何无忌等官吏，自京口(现在江苏镇江一带)起兵讨桓平叛。桓玄兵败西走，把幽禁在浔阳的安帝带到江陵。陶渊明见时机已到，就离家投入刘裕幕下任镇军参军，这时的陶渊明是何等的积极入世，看来他先前的隐居只是不满现状罢了。
刘裕打入建康后，通过改革整顿，使“内外百官，皆肃然奉职，风俗顿改”。这让陶渊明一度对刘裕产生好感，可入幕不久，看到刘裕为了剪除异己，杀害了讨伐桓玄有功的刁逵全家和无罪的王愉父子，并且凭着私情，把众人认为应该杀的桓玄心腹人物王谥任为录尚书事领扬州刺史这样的重要的官职等黑暗现象，又使他感到失望。故而，陶渊明在《始作镇军参军经曲经阿曲伯》这首诗中写道:“目倦山川异，心念山泽居”“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由此看出，陶渊明的隐居之念又起了，儒家的入世思想和道家的出世情怀时时牵绊着他，分裂着他。
义熙元年(公元405年)，陶渊明转入江州刺史刘敬宣部任建威参军。三月，他奉命赴建康替刘敬宣上表辞职，刘敬宣离职后，他也随着去职了。同年秋，叔父陶逵介绍他任彭泽县令。那个传诵千古的“五斗米”的故事，也就发生在这个时候。上任时，他碰到浔阳郡派遣的督邮来视察，属吏说:“当束带迎之。”陶渊明叹息道:“我岂能为五十斗米向乡里小几折腰”，而且当时的县衙横征暴敛，他看不惯，遂授印去职，陶渊明这次做官做了八十一天，终于失望地离开。
至此，陶渊明十三年的官宦生活，自辞彭泽县令而结束。这十三年，是他为实现“大济苍生”的理想抱负而不断尝试又不断绝望的十三年。最后只能赋《归去来兮辞》，表明与统治阶级决裂，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坚定决心，他的隐，因此是失望之隐、绝望之隐。
其四，陶渊明的隐居生涯，是他无奈出世的被动选择。
有人说，因躲避动乱、因求取安全、因官场失意、因不满现状等原因而归隐的，实际上是对社会放弃责任，寻求自我安逸的人生态度，正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笔者不敢苟同，纵观陶渊明的家世及其坎坷的一生，直至最后辞彭泽县令，过隐居生活，一方面体现了他“淡薄名利，厌弃官场；不为五斗米折腰，刚正不阿；躬耕自资，热爱田园”的高贵精神品质，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他人隐心未隐、身隐情未隐的无可奈何心理心境。在陶渊明内心深处，隐居并不是他终极理想，更不是他真心抉择。
我们可以看到，尽管陶渊明辞官归里，过上了“躬耕自资”的生活，创作了脍灸人口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诗句，甚至常常对客人说:“我醉欲眠卿可去”，看似潇洒不俗，胜似仙人。但实际上，就连陶渊明在最富盛名的《桃花源记》通过描述桃源幽美与闲静，也是为与当时丑恶动乱的社会现实形成鲜明对比，抒发自己对当时丑恶社会和无道政权的满腔不满和强烈否定。
因此，陶渊明的这种隐居，显然是因天下“无道”才隐的，并没有完全完全超越现实和政治。他笔下的人间仙境桃花源，何其美好，何其诱人，不啻就是他理想社会的一种向往。试想，倘若世上真有桃花源，那还需要隐居做什么呢?出于这样的分析结论，笔者斗胆以为，陶渊明留下那么多诗文，述说他超然世外，快乐如仙，其实无非是想告诉大家，他的隐居是迫不得已的，是无可奈何的。人在逆境中，为了愉悦心情，刻意营造一种不同的心境，相信不少人都有过。
面对“国破山河在”的严峻事实，但凡有理想有抱负有壮志的莘莘学子，都不可能做真正的隐士，何况陶渊明这样怀有“大济苍生”愿望的有志之士?我想，这也许才是我们需要认识和理解的陶渊明，切莫被千余年来对他所谓“不关心不过问国事正事”的“真正隐士”之评价所误导。否则，这个误读误判，在经历了千余年之后，还可能继续下去，岂不悲哉?
陶渊明：真隐士是心隐，因为心远地自偏
隐士文化一直是中国文化中意味深长的现象。中国的隐士大概能分成几种类型。
第一类是从来都抱有隐居的志向，他们看透了历史与社会，看透了自然与人生，不愿意在浑浊的世界里浮沉俯仰，于是就隐居山水田园之间。孔子在路上遇到的一些人，比如楚狂接舆等就是这样的隐士。当然这一类型中比较纯粹的隐士是庄子。庄子明明可以靠才华吃饭，魏国、楚国人要请他去做大官，他就是不愿意，他说自己宁愿做在污泥中打滚的自由自在的乌龟，也不去庙堂上做死了被人供起来的祭品。
第二类隐士是经历了或官场或情场或各种不如意，觉今是而昨非，干脆回到田园山林，隐居起来，不再过问世事，自己逍遥。
第三类就是假隐士。有的隐士非要跑得远远的，好像不跑远，就会有人打扰，影响清修。他们专门跑到世人最为关注的地方假装隐居，其实就是想混个名声，好为下一步去朝廷做官做好准备。比如唐朝好多假隐士，就喜欢跑到距离长安不远的终南山隐居。李白就是这样，四川有多少好地方适合隐居，他不去，偏偏跑到终南山隐居。还有一个叫卢藏用的也是一样，所以后来就有了讽刺假隐士的“终南捷径”之说。
田园诗之祖隐士陶渊明不是一开始就隐居的，但他却是中国隐士们最为纯粹的人，他的隐居，是心隐。
大部分隐士都很有钱。他们有良田，有仆人，有美酒。他们不干活，就是每天假装看风景，然后写一些言不由衷的话。而陶渊明的隐居，是亲自干活，早上去种地，晚上扛着锄头回家，累了就喝点酒，醉了随处一躺，和那些不识字的农人聊聊天，然后在月光清冷的晚上回家，写诗睡觉生儿子。
陶渊明一开始并非想做隐士，他在荒凉的世界上，看透了世态炎凉。也就是说，他是被生活搞得没有办法，然后就写了一篇《归去来辞》，宣告自己这回是真的要回归田园，做个快乐的农民了。
陶渊明早年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后来发现，所有的积极进取，所有的忠君报国，在现实面前就是一个笑话。魏晋时代，在老庄思想的影响下，玄学之风大盛。陶渊明很显然也受到了老庄思想的影响。老庄思想其实并不复杂，老庄思想特别是庄子的思想，其实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一是自然，二是随便。自然就是这个事情原来是什么样，应该是什么样，就按照自然状态去发展，你不要去干扰，干扰了也没有用，除了惹了一身烦恼，你不会改变任何东西。随便是一种命运观。命运怎么样，你就怎么样，你不要去和生活拧巴，也不要和命运拧巴。这个态度庄子叫做“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而陶渊明也有一首诗，明确地表达了这种观点：“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
这种随便自然的境界，庄子叫做无心无情。而陶渊明很显然也接受了这种观点，唯有无心，才能最真，才能感受田园生活带来的美。虽然陶渊明种地技术不咋地，有的年份一贫如洗，饭都吃不上，但是陶渊明仍然能从田园生活中，得到天真自然的审美感受。
懂得了这些，我们就能正确地理解他的最有名的一首诗：《饮酒·其五》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陶渊明用这首诗告诉我们，如何才是真正的隐居，如何才能真正将生命融入田园生活，做个任性天真自然的隐士。
他说：将房屋建造在人来人往的地方，却不会受到世俗交往的喧扰。问我为什么能这样，只要心志高远，自然就会觉得所处地方僻静了。
在东篱之下采摘菊花，悠然间，那远处的南山映入眼帘。
傍晚时分南山景致甚佳，雾气峰间缭绕，飞鸟结伴而还。
这里面蕴含着人生的真正意义，想要辨识，却不知怎样表达。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陶渊明明确提出了自己的隐士观。隐士有心隐和身隐两个层次。身隐就是想找一个没有人打扰的地方，寻找清静。但就像是打坐一样，身体或许如一潭古水，内心却波涛澎湃。心不静，则世上无清净之地。所以陶渊明说，真正隐居的态度是，你把房子建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上，只要你的心静如水，那么你只能听到自己灵魂的声音，红尘世事如云烟过眼，甚至根本就不入眼，不入心。所以唐朝的白居易认为，大隐很难做到，他就选择中隐，就在朝廷做官，但是又不为俗务所拘。
“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
这也是对陶渊明的大隐观的致敬。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心静了，你就会发现与众不同的美。人要做个真人，天性淳朴，朴素没有机心，就会得到与众不同的审美体验。原来在人心中的那些再普通不过的景物，在真的隐士心中，却散发着迷人的光辉。一圈矮篱笆，数丛淡雅的菊花，它们都在无心生长。而一抬头，就看见了那悠哉悠哉的南山。
陶渊明的心态是悠然自得的，他与大自然已经融为一体，他发现，远处的南山，似乎也悠哉游哉。这种人与物、人与自然高度契合的境界，中国哲学中叫做“天人合一”。在后世的诗人中，有很多人也体会到了这种境界。比如李白在面对敬亭山时，写道：“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而辛弃疾也写道：“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似。”李白与辛弃疾的这种心态与写法，其实都是从陶渊明这儿偷来的。或者我们也可以说，陶渊明、李白与辛弃疾，在天人合一中实现了心灵的同频共振于我心有戚戚焉。
陶渊明看到，傍晚时分南山景致甚佳，雾气峰间缭绕，飞鸟结伴而还。飞鸟是陶渊明的一个隐喻，是说他自己。飞鸟朝去夕回，山林乃其归宿；自己屡次离家出仕，最后还得回归田园，田园也为己之归宿。
陶渊明在《归去来兮辞》中曾这样写道：“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这句话其实就是陶渊明隐居的初心：一切都是无心而为，一切都不需要彷徨迷惑天人交战，想回归田园了，就回去；累了，就回到自己家乡，享受家园的味道。
这就是无心，唯有无心，才能认真，唯有无心，才能真正享受田园的乐趣，而不是慌慌张张无限焦虑地假装隐居。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陶渊明从自然的美景中，想到了人生的乐趣。事实上，人生的乐趣何须多说？只要你自己感到快乐就行了，在这种快乐面前，所有的语言都是苍白的，都是失真的。就像人与人的关系，懂你的人，不必说；不懂你的人，说了也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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