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字什么号什么

时间:2020-08-24 16:21:07 陶渊明 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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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渊明,字元亮,自号“五柳先生”,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然而“家贫,不能常得”;日子虽然过得很艰苦,他却能安贫乐道,忘怀得失。“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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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世背景/陶渊明[东晋诗人]

  陶渊明的时代是在典午大乱之后,正当刘裕篡晋的时候。他生在一个衰落的世家,是否是陶侃(东晋开国元勋,军功显著,官至大司马)的后人固有问题,但至少是他的近房裔孙;祖父做过太守;他的父亲似乎早就在家居闲(据《命子》诗,安城太守之说似不确。他序他的先世都提到官职,而到其父时只有“淡焉虚止,寄迹风云,冥兹愠喜”数语)。母亲是当时名士孟嘉的女儿。他还有一个庶母,弟敬远和程氏妹都是庶出。他的父亲和庶母都早死,生母似活得久些。弟妹也都早死,留有侄儿靠他抚养。原配夫人在他三十岁左右死去,续弦翟氏,帮他做农家操作。

  他有五个儿子,似还有“弱女”,不同母;在中年遭了几次丧事,还遭了一次火,家庭负担很不轻,算是穷了一生。从早年就爱生病,一直病到老。他死时才五十余岁(旧传渊明享年六十三,吴汝纶定为五十一,梁启超定为五十六,古直定为五十二,从作品的内证看,五十一二之说较胜)。

  当时一般社会情形很不景气,他住在江西浔阳柴桑,和一般衰乱时代的多数乡下读书人一样,主要靠种田过活,境况非常窘迫,人口又多,收入不能维持极简单的生活。迫于饥寒,只得放下犁头去求官。他的第一任官是京口镇军参军,那是他才二十三岁左右(晋隆安三年),两年后,奉使到江陵;同年冬天,母亲去世,他居了两年忧,到了二十八岁那年,又起来做建威参军,第二年三月奉使入都,八月补彭泽县令,冬十一月就因为不高兴束带见督邮,解印绶归田。

  总计起来,他做官的时间前后不过六年,以后再也没有出来做官。 从二十九岁弃官,到他五十一岁死,二十余年中,他都在家乡种田,生活极苦,虽偶得朋友资助,还是有挨饿乞食的时候。

  人物生平/陶渊明[东晋诗人]

  早年生活

  渊明曾祖或为陶侃(尚存争议,但二者的亲缘关系是肯定的)。外祖父孟嘉,晋代名士,娶陶侃第十女。祖父做过太守(祖父名字有二说,或名岱或名茂),父亲是个“寄迹风云,寘兹愠喜”的人,具体事迹已不可考。有一庶妹,小渊明三岁,后嫁给程姓人家,故陶诗文提及她时称程氏妹。就其父尚有一妾看来,渊明最初的家境不算太坏。八岁时渊明父去世,家境逐渐没落。十二岁庶母辞世,渊明后来作文章回忆这段往事时写道:“慈妣早世,时尚孺婴。我年二六,尔才九龄”(《祭程氏妹文》)。二十岁时家境尤其贫困,有诗可证:“弱年逢家乏”(《有会而作》)。

  渊明“自幼修习儒家经典,爱闲静,念善事,抱孤念,爱丘山,有猛志,不同流俗”。《荣木》序曰:“总角闻道”,《饮酒》其十六:“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他早年曾受过儒家教育,有过“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的志向;在那个老庄盛行的年代,他也受到了道家思想的熏陶,很早就喜欢自然:“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归园田居》其一),又爱琴书:“少学琴书,偶爱闲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亦复欢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意浅识罕,谓斯言可保”(《与子俨等疏》)。他的身上,同时具有道家和儒家两种修养。

  致仕生涯

  二十岁时,渊明开始了他的游宦生涯,以谋生路。《饮酒》其十:“在昔曾远游,直至东海隅。道路迥且长,风波阻中途。此行谁使然?似为饥所驱。倾身营一饱,少许便有馀。恐此非名计,息驾归闲居”即是回忆他的游宦生涯。在此阶段他为生活所迫出任的低级官吏详情已不可考。在短暂的居家生活后,二十九岁时,他出任州祭酒(此官职具体负责事务尚待考),不久便不堪吏职,辞官归家。不久,州里又召他做主簿,他辞却了此事,依旧在家闲居。隆安二年(公元398年),渊明加入桓玄幕。隆安四年初(公元400年)奉使入都,五月从都还家,于规林被大风所阻,有诗《庚子岁五月从都还阻风规林》,表达了他对归家的渴望和对园林对旧居的怀念。一年后因母丧回浔阳居丧。三年丁忧期满,渊明怀着“四十无闻,斯不足畏”的观念再度出仕,出任镇军将军刘裕参军。此时他的心情是矛盾的,既想为官一展宏图,可在出仕后却仍然眷念田园,“目倦川途异,心念山泽居”(《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义熙元年(公元405年)三月,渊明为建威将军刘敬宣参军,经钱溪使都,有《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诗云:“晨夕看山川,事事悉如昔”,“眷彼品物存,义风都未隔”,“园田日梦想,安得久离析”,动荡于仕与耕之间已有十余年,他已厌倦了也看透了官宦生活。

  隐居生活

  义熙元年(公元405年)八月,渊明最后一次出仕,为彭泽令。十一月,程氏妹卒于武昌,陶渊明作《归去来兮辞》,解印辞官,正式开始了他的归隐生活,直至生命结束。此时的渊明,政治态度入于明确的时期,思想上也入于成熟的时期。不同于之前的躬耕生活,这时的他是有意识的了:他这样做,而且也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以往的田园生活似乎是中小地主,此时却是劳力出的更多,也就是更接近于一般农民的生活。期间他创作了许多反映田园生活的诗文,如《归园田居》五首、《杂诗》十二首。义熙四年(公元408年)六月中,渊明家中火灾,宅院尽毁,被迫迁居。义熙十一年(公元415年),朝廷诏征他为著作佐郎,渊明称病没有应征。义熙十四年(公元418年),王弘为江州刺史,约于此年或稍后一二年结交渊明,二人之间有轶事量革履、白衣送酒。元嘉元年(公元424年),颜延之为始安太守,与渊明结交,有轶事颜公付酒钱。元嘉四年(公元427年),檀道济听闻渊明之名,去看望他,赠以粱肉,并劝他出仕渊明却拒绝了他,所赠粱肉也没有收下。同年,渊明卒于浔阳。

  情感生活/陶渊明[东晋诗人]

  诗人的思想和感情不能分开,诗主要是情感而不是思想的表现。因此,研究一个诗人的感情生活远比分析他的思想更重要。

  朱光潜·《诗论》

  他和我们一般人一样,有许多矛盾和冲突;和一切伟大的诗人一样,他终于达到调和静穆。从他的诗里,我们可以领悟到他的“冲澹”,却可能让不知道这“冲澹”是从几许辛酸苦闷得来的。他一生饱经忧患,并不像许多人想的那样悠然自得,极端贫穷时,到了“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的境地,他虽不怨天,但是叫儿子们幼而饥寒,他尤觉良心有愧。穷还不算,他一生很少不在病中,诗集之中多有忧生之嗟,可见迟暮之感与生死之虑时常在渊明心中盘旋。尤其是刚到中年,不但父母都死了,原配夫人也死了,不能不叫他“既伤逝者,行自念也”。这世间还有谁能给他安慰呢?他对于子弟,本来“既见其生,实欲其可”,而事实上“虽有五男儿,总不爱纸笔”,使他嗟叹“天运”。至于学士大夫中的朋友,大半和他“语默殊势”,令他起“息交绝游”的念头。连比较知己的象周续之、颜延之一班人也都转到刘宋去忙着做官,他送行时说:“语默自殊势,亦知当乖分”,“路若经商山,为我稍踌躇”,这语音之中有多少寂寞之感!

  思想性格/陶渊明[东晋诗人]

  安贫乐道与崇尚自然,是陶渊明思考人生得出的两个主要结论,也是他人生的两大支柱。

  “安贫乐道”是陶渊明的为人准则。他所谓“道”,偏重于个人的品德节操方面,体现了儒家思想。如“匪道曷依,匪善奚敦”(《荣木》)。“好爵吾不萦,厚馈吾不酬。……朝与仁义生,夕死复何求”(《咏贫士》其四)。他特别推崇颜回、黔娄、袁安、荣启期等安贫乐道的贫士,要像他们那样努力保持品德节操的纯洁,决不为追求高官厚禄而玷污自己。他并不一般地鄙视出仕,而是不肯同流合污。他希望建功立业,又要功成身退,像疏广对疏受所说的“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他也考虑贫富的问题,安贫和求富在他心中常常发生矛盾,但是他能用“道”来求得平衡:“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颜。”(《咏贫士》其五)而那些安贫乐道的古代贤人,也就成为他的榜样:“何以慰吾怀,赖古多此贤。” (《咏贫士》其二)他的晚年很贫穷,到了捱饿的程度,但是并没有丧失其为人的准则。

  崇尚自然是陶渊明对人生的更深刻的哲学思考。“自然”一词不见于《论语》、《孟子》,是老庄哲学特有的范畴。老庄所谓“自然”不同于近代与人类社会相对而言的客观的物质性的“自然界”,它是一种状态,非人为的、本来如此的、自然而然的.世间万物皆按其本来的面貌而存在,依其自身固有的规律而变化,无须任何外在的.条件和力量。人应当顺应自然的状态和变化,抱朴而含真。陶渊明希望返归和保持自己本来的、未经世俗异化的、天真的性情。所谓“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归去来兮辞序》),说明自己的质性天然如此,受不了绳墨的约束。所谓“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其一),表达了返回自然得到自由的喜悦。在《形影神》里,他让“神”辨自然以释“形”、“影”之苦。“形”指代人企求长生的愿望,“影”指代人求善立名的愿望,“神”以自然的之义化解它们的苦恼。形影神三者,还分别代表了陶渊明自身矛盾着的三个方面,三者的对话反映了他人生的冲突与调和。陶渊明崇尚自然的思想以及由此引导出来的顺化、养真的思想,已形成比较完整而一贯的哲学。

  总之,陶渊明的思想可以这样概括:通过泯去后天的经过世俗熏染的“伪我”,以求返归一个“真我”。陶渊明看到了社会的腐朽,但没有力量支改变它,只好追求自身道德的完善。他看到了社会的危机,但找不到正确的途径去挽救它,只好求救于人性的复归。这在他自己也许能部分地达到,特别是在他所创造的诗境里,但作为医治社会的药方却是无效的。

  陶渊明是魏晋风流的一位代表。魏晋风流是魏晋士人所追求的一种人格美,或者说是他们所追求的艺术化的人生,用自己的言行、诗文使自己的人生艺术化。以世俗的眼光看来,陶渊明的一生是很“枯槁”的,但以超俗的眼光看来,他的一生却是很艺术的。他的《五柳先生传》、《归去来兮辞》、《归园田居》、《时运》等作品,都是其艺术化人生的写照。他求为彭泽县令和辞去彭泽县令的过程,对江州刺史王弘的态度,抚弄无弦琴的故事,取头上葛巾漉酒的趣闻,也是其艺术化人生的表现。而酒,则是其人生艺术化的一种媒介。陶渊明可以说是魏晋风流的杰出代表。

  陶渊明读书的故事

  陶渊明最后一次做官,是义熙元年(405年)。那一年,已过“不惑之年”(四十一岁)的陶渊明在朋友的劝说下,再次出任彭泽县令。有一次,县里派督邮来了解情况。有人告诉陶渊明说:那是上面派下来的人,应当穿戴整齐、恭恭敬敬地去迎接。陶渊明听后长长叹了一口气:“我不愿为了小小县令的五斗薪俸,就低声下气去向这些家伙献殷勤。”说完,就辞掉官职,回家去了。陶渊明当彭泽县令,不过八十多天。他这次弃职而去,便永远脱离了官场。

  此后,他一面读书为文,一面参加农业劳动。后来由于农田不断受灾,房屋又被火烧,家境越来越恶化。但他始终不愿再为官受禄,甚至连江州刺使送来的米和肉也坚拒不受。朝廷曾征召他任著作郎,也被他拒绝了。

  陶渊明是在贫病交加中离开人世的。他原本可以活得舒适些,至少衣食不愁,但那要以付出人格和气节为代价。陶渊明因“不为五斗米折腰”,而获得了心灵的自由,获得了人格的尊严,写出了一代文风并流传百世的诗文。在为后人留下宝贵文学财富的同时,也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他因“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高风亮节,成为中国后代有志之士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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