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观词《踏莎行·雾失楼台》精彩句欣赏
内容摘要：秦观的《踏莎行·雾失楼台》中有“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的句子。对于这句的理解，向来存在争议，至今让人莫衷一是。笔者试图通过对有关教材的错误注释，对有关教辅用书、有关赏析书籍中的不当赏析，进行辨析探究，力求通过作者生平经历，从作者思路，从词作的层次关系，从作者的表现手法等方面探求作者的原意，作出贴近文本的赏析。
关键词：为谁流下 欣赏 辨析
苏教版《唐诗宋词选读》(1)中选入的秦观的《踏莎行·雾失楼台》中有“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的句子。对于这句的理解，向来存在争议，至今让人莫衷一是。
北宋胡仔的《苕溪渔隐丛话》中的材料说：少游到郴州，作长短句云：“雾失楼台……”东坡绝爱其尾两句，自书于扇，曰：“少游已矣，虽万人何赎!”(2)可见苏东坡认为秦观的这两句是《踏莎行·雾失楼台》中最精美的句子。至于精美在何处，为什么精美，苏东坡没有说。
国学大师王国维不同意苏东坡的看法，他说：“少游词境最为凄婉，至‘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则变为凄厉矣。东坡赏其后二语，犹为皮相。”(王国维《人间词话》)(3)王国维认为秦观的这首《踏莎行》最精妙的句子是风格凄厉的“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两句，苏东坡欣赏的结尾两句“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只是皮毛，苏东坡对秦观的《踏莎行·雾失楼台》的认识是肤浅的.。
吴世昌先生认为王国维的看法也有问题，他说：“‘杜鹃’句，静安谓此联‘凄历’。又谓东坡赏其后二语，犹为皮相。余以为不然，东坡赏‘郴江’一联，正是更深一层，岂徒叹其‘凄历’哉!词下片‘砌成此恨无重数’，一‘砌’字最见功力。”(吴世昌《词林新语》)(4)吴先生的看法很有道理。按吴先生的说法“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也应是表达“无重数之恨”的。至于按什么思路，从什么角度来表达的他没有谈。
唐圭璋先生有更明确的看法，他说：“下片，言寄梅传书，致其相思之情。无奈离恨无数，写亦难馨。末引‘郴江’、‘郴山’。以喻人之分别，无理已极，沉痛已极，‘宜东坡爱之不忍释也’”。(5)唐先生认为秦观以不合常理的方式，以“郴江”、“郴山”喻人之分别，表达自己与亲人离别无穷之恨。不少有影响的评论者、欣赏者持这种“无理说”。
《中国文学名篇鉴赏辞典》中所收录的叶嘉莹所写的欣赏秦观的《踏莎行·雾失楼台》的文章就说，“在如此深望坚实之苦恨中，所以乃写出了后二句‘郴山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的无理问天之语”。(6)
《宋词鉴赏辞典》(7)收录的靳极苍所写的欣赏秦观的《踏莎行·雾失楼台》的文章说：“或解为郴江也不耐山城寂寞，流到远方去了，可是自己还得呆在这里，得不到自由，太不了解当时作者的心情了。”
苏教版教材也持此观点，课下注释对此二句说法大致有二：一说是怨恨自己不应离乡入仕，入仕后又不应卷入元祐党争;二说是因自己忠而见疑，信而被谤，故对无情之天地造物，发出究诘与呼号。
笔者认为，这种“天问式”无理说，也不妥当。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秦观的人生遭遇，了解他写这首《踏莎行》时心态，便可看出，秦观还没有“无理天问”。
秦观早年研经史，喜读兵书。曾拜谒苏轼于徐州，次年作《黄楼赋》，被苏轼夸其“有屈、宋姿”。后编诗文十卷，拜谒王安石，被王安石赞誉为“清新妖丽，与鲍谢似之”。能得到苏轼、王安石这样的赞誉，秦观对前程自然是充满信心的。
可是，秦观三次科考，前两次却未中。他受到的打击和压抑使他刻骨铭心。他痛下苦功，在苏轼的指导下，潜心科考。第三次终于考取进士。但是，他仕途十分坎坷。秦观是一个很有政治才能和政治抱负的人。在苏轼的指导下，他的策论充分展示了他经世济时的抱负和才能。他纵论国家形势，对政治、经济、法律、军事、人才等一系列重大的问题都提出了重要见解，充满着灼热的现实感和积极用世的精神，因此受到新党毁灭性的诬陷和迫害。
由于亲近苏轼，他被视为“旧党”，从此受迫害不断。元祐二年，他被苏轼、鲜于侁以“贤良方正”举荐秦观于朝，被以“莫须有”的罪名诬告，受到阻滞。元祐五年，回京任秘书省正字，元祐六年又被诋毁罢官。元祐七年授宣法郎，由秘书省正字升国史院编修官，参加修《神宗实录》;元祐九年，哲宗亲政，新党还朝，旧党遭罢黜外放，秦观先被贬杭洲通判，因御刘拯告他修《神宗实录》时诋毁先帝，于是在去杭州途中，又被贬至处州监酒税;在处州时写了《千秋岁》词，被诬告私写佛书，获罪削秩，贬往郴州。削秩是把所有官职和封号除去，是对为官者最严重的惩罚。秦观身心受到极为严酷的打击，悲痛至极，几近绝望，在此背景下写了《踏莎行·雾失楼台》。他的憧憬和绝望，他的接二连三的不幸遭遇，他的冤枉和屈辱，心中无限的哀怨和痛楚，咬噬着他，逼迫他写下了《踏莎行·雾失楼台》。他要抒发无限的哀怨和痛楚，要流露实现理想的绝望，但是，他没有恨天，也没有怨地，也没有恨别人。政治上绝望之后，他后悔他的人生追求，后悔自己趟了官场这道浑水。他不敢怨恨迫害他的人，他更不敢怨天恨地。屈原作为宗室重臣写作《天问》，尚且引起顷襄王的怨怒，而被放逐。这时的秦观还未失去理智，大胆怨天尤人。因为此时的秦观仍是被编管人员。不久被移至横州编管;元符元年(1098年)，被移迁雷州编管;元符三年(1100年)被召回，被复命为宣德郎，被放还横州，就证明他在郴州时的心理状况还是比较理智的。
我们再具体分析一下作品的思路，也可以看出“无理天问说”的不妥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