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秦观描写思乡的诗

时间:2020-11-02 09:28:57 秦观 我要投稿

北宋秦观描写思乡的诗

  引导语:有关描写思乡的诗,大家知道诗人秦观的有哪些?下文就是小编收集的2首,欢迎大家阅读学习。

北宋秦观描写思乡的诗

  《阮郎归·湘天风雨破寒初》

  年代: 宋 作者: 秦观

  湘天风雨破寒初,深沈庭院虚。

  丽谯吹罢小单于,迢迢清夜徂。

  乡梦断,旋魂孤。峥嵘岁又除。

  衡阳犹有雁传书,郴阳和雁无。

  《踏莎行·郴州旅舍》

  年代: 宋 作者: 秦观

  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

  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

  译文

  雾迷蒙,楼台依稀难辨,

  月色朦胧,渡口也隐匿不见。

  望尽天涯,理想中的桃花源,无处觅寻。

  怎能忍受得了独居在孤寂的客馆,春寒料峭,

  斜阳西下,杜鹃声声哀鸣!

  远方的友人的音信,寄来了温暖的关心和嘱咐,

  却平添了我深深的别恨离愁。

  郴江啊,你就绕着你的郴山流得了,

  为什么偏偏要流到潇湘去呢?

  背景

  此词为作者绍圣四年(1097)作者因坐党籍连遭贬谪于郴州旅店所写。表达了失意人的凄苦和哀怨的心情,流露了对现实政治的不满。

  绍圣四年,作者因新旧党争先贬杭州通判,再贬监州酒税,后又被罗织罪名贬谪郴州,削去所有官爵和俸禄;又贬横州,此词作于离郴前,写客次旅舍的感慨。

  元祐六年七月,苏轼受到贾易的弹劾。秦观从苏轼处得知自己亦附带被劾,便立刻去找有关台谏官员疏通。秦观的失态使得苏轼兄弟的政治操行遭到政敌的攻讦,而苏轼与秦观的关系也因此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有人认为,这首《踏莎行》的下阕,很可能是秦观在流放岁月中,通过同为苏门友人的黄庭坚,向苏轼所作的曲折表白。

  秦观《踏莎行》中抒发思乡之情

  "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

  连用两则友人投寄书信的典故,极写思乡怀旧之情.

  “驿寄梅花”,见于《荆州记》记载:“鱼传尺素”,是用古乐府《饮马长城窟》诗意,意指书信往来.少游是贬谪之人,北归无望,亲友们的来书和馈赠,实际上并不能给他带来丝毫慰藉,而只能徒然增加他别恨离愁而已.

  因此,书信和馈赠越多,离恨也积得越多,无数“梅花”和“尺素”,仿佛堆砌成了“无重数”的恨.词人这种感受是很深切的,而这种感受又很难表现,故词人手法创新,只说“砌成此恨无重数”.有这一“砌”字,那一封封书信,一束束梅花,便仿佛成了一块块砖石,层层垒起,以至于达到“无重数”的极限.这种写法,不仅把抽象的微妙的感情形象化,而且也可使人想象词人心中的积恨也如砖石垒成,沉重坚实而又无法消解.

  作者秦观文学贡献

  秦观诗文亦为北宋一大家。明胡应麟于《诗薮杂编》卷五言:“秦少游当时自以诗文重,今被乐府家推做渠帅,世遂寡称。”秦观诗感情深厚,意境悠远,风格独特,在两宋诗坛自成一家。散文以政论、哲理散文、游记、小品文最为出色。其策论文笔犀利,说理透彻,引古征今,富有说服力和感染力。

  黄庭坚认为秦观诗只是尽情挥洒胸臆,专任自然,并未去刻意构想、苦心经营,这点颇类似李白诗的“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其实,秦观也并非不讲究文辞的细密精致,只是不显出过份人为的痕迹,而别以清畅流丽之态示人而已。他的“诗似小词”,若换用李清照《词论》的话,是“秦即专主情致,而少故实”。纵观淮海词,则多为纯情任心之制。所以,冯煦《蒿庵论词》云:“淮海、小山,古之伤心人也。其淡语皆有味,浅语皆在致,求之两宋词人,实罕其匹。”也许,正是在这种特定意义上,可以说秦观词与李白诗歌的主流艺术精神是一致相通的,故也不必过为计较,他们二者在艺术风貌上凄婉绵邈和飘逸豪放的显著差异。

  不言而喻,秦观词的艺术精神是多层次多元化的,如今来谈论其主流部分,但却不意味着可以以之总揽全体;从另一方面说,这种艺术精神的形成到成熟,也经历了他的整个创作生命,存在着一个不断变化而发展的过程,始终呈动态流动形状。如果将上述者置放于词史、乃至文学史的大视野中来观照,或许便能够更清晰全面地认识其意义与价值取向。

  秦观在某些特定环境情势,即“淮海秦郎天下士,一生怀抱百忧中”,如忆旧、迁谪时制作的这第三种类型的词,已使原来侑饮娱兴、按拍协歌的传统价值归属摒退于很次等,甚或无相关连的幕后位置。而另外却命其担荷起诗歌在古典诗教理论里的'代言情志功用,遂成为自我主体心态意绪的特定物化形式,以之满足他叹喟命运悲剧、宣泄人生愁烦的现实精神需要。

  在这里,秦观径直将个体生命存在的种种缺憾纳入词中,再也无须假助以往闺思离怨之类的惯有模式,或故为饰辞托言以求深隐婉约之姿。对于上端,他一般仅只聊借来增大词的容量与弹性,故得能在保留其主流性的本色风情韵调之际,又平添出若许的沉咽清悠意味,特见空濛隽远之致。因而向来与周邦彦一齐被推许作“词家正宗”,“大抵北宋之词,周、秦两家,皆极顿挫沈郁之妙。而少游托兴尤深,美成规模较大,此周、秦之异同也”(陈延焯《白雨斋词话》)。

  他的这种艺术精神,多曾熏染影响到后来的许多词家,如李清照、姜白石,直到宋末之周密,、王沂孙、张炎等,皆缘于生平身世国运而寄慨于词,更大程度上朝向诗化的道路认同、复归,乃至逐渐衍变为长短不葺的诗,相互间益愈以辞采意格相高,更加倾注到“娱己”的旨趣。虽然他们出于各自的才情藻思,所作风格面貌多有不同,甚或成为相对独立之支派。但从总体而言,却改造、更新,或者说更大程度上发展、扩张了花间、南唐以来的传统艺术流派,使之不断勃发充溢着生命活力,不至于趋向僵枯沉晦的末路。这其间,秦观的贡献是必须给予充分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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