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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的小说

莫言 时间:2018-04-11 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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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言的《红蝗》描述的是一段人类大战蝗虫的故事。下面来欣赏这部小说

  内容简介/《红蝗》

  《红蝗》描述的是一段人类大战蝗虫的故事。莫言曾经说过,他无意去表现美的东西,经他手下之笔表现出来的都是人类最真实最原始的本能。在许多作品中都能看出他个人强烈的情感牵引着整个故事情节的发展,从《红高梁》到《欢乐》,甚至这本《红蝗》,这种掺和着个人的欲望更是得到了尽情的发泄,与其说我们在看小说,更不如说我们是在企图读懂莫言。在胶东大地高密县,50年前后发生了震天动地、触目惊心的两次大蝗灾。50年前那场大蝗灾,高密县东北乡人在四老爷的带领下耗巨资建蝗庙拜蝗神,驱赶泛滥成灾的蝗虫,但那生命力,繁殖力旺盛的蝗虫仍汹涌澎湃、连绵不断;又在九老爷的带领下毁蝗庙驱蝗神,用尽所有方法杀灭蝗虫,并请来了刘将军,但蝗虫仍灭而不绝……四老妈与他的情人也死在了那场蝗灾中…… 50年后的大蝗灾,人们在解放军、科学家的帮助下终于战胜了蝗虫……

  莫言的《红蝗》是一部谵妄现实主义的力作,有人对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对莫言的颁奖辞的翻译提出异议,原文是“他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认为魔幻两字的翻译并不准确,应为谵妄,因为莫言的现实主义描绘大多出自于自己的主观幻觉,而魔幻则较多客观因素,说谵妄更能体现莫言作品的特色,魔幻与谵妄看似相近,实质两者相去甚远。至于翻译是否准确,那是翻译专家的事,但是在《红蝗》中,似乎更印证了“谵妄”才是莫言的本意。

  《红蝗》的历史跨度长达五十年,既写五十年前(1935年)和五十年后两次蝗虫灾害。小说熔历史和现实与一炉,不仅有厚重的历史感,而且有强烈的现实感和时代感。

  小说在叙述方式上打破了时空界限,采取交叉渗透的叙述法,不再将五十年前和五十年后严格地划分为两条平行线,这样的好处是使历史和现实勾连,相结合,使两者浑为一体,其描写更带主观色彩和荒诞色彩。

  《红蝗》写了生活于五十年前和五十年后两个时代之中的两组人物。前者,如四老爷、四老妈、九老爷、九老妈、锯锅匠、红衣媳妇等;后者,如“我”、遛鸟老人、教授和姑娘、蝗虫考察队青年女专家等。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组人物之间的关系是各自独立的,彼此间没有任何联系和纠葛。即使在同一组人物中,特别是现在时这一组人物中,甚至像黑衣女人、教授和姑娘等人物是游离于作品大背景“灭蝗”之外的,可以说和“灭蝗”完全不搭界的。

  在作品中,“我”是一个现代青年,四老妈和锯锅匠死于五十年前,作品却让“我”充当见证人和目击者,这就只能说他们的死是出于“我”的谵妄的想象和幻觉,这种描写显然带有荒诞性。在五十年前,食草者家族的后代四老爷和九老爷生活的年代,他们为情欲所支配,干出了一件件丧天害理的事。为“偷情”方便,四老爷借行医之便,用药毒死了红衣媳妇的公公,继而设圈套抓奸,用“狼筅”打瞎锯锅匠一只眼,接着一封休书,将四老妈置于死地,最后在与九老爷争风吃醋中打死红衣媳妇。因“偷情”造成直接后果是三死一伤,而伤者锯锅匠的最后死亡仍与此有关。

  家族的历史有时几乎是王朝历史的缩影,一个王朝或一个家族临近衰落时,都是淫风炽烈。莫言以现代人的眼光(作品中由“我”体现)和意识,在追寻历史足迹的过程中,试图拨开历史的迷雾,对历史重新进行审视和评价,“我”在作品中,不是孤立地寻根,而是极力寻找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内在联系,并揭示出历史进步的艰难历程。作者把一些看来风马牛不相及的人物和事件眼花缭乱地捏合在一起,并不仅仅是为了花样翻新,而是确切地传达出对历史、现实、人生的浮沉的思考,这种思考还达到了哲理的深度。

  从满嘴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的四老爷、九老爷到现代在课堂上大讲“一夫一妻制”的优越性暗中却和一位年轻姑娘偷欢的大学教授,他们的虚伪是一脉相承的,这看似完全没有联系的他们,在思想品质上难道没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吗?在莫眼看来,历史与现实密不可分。既然如此,所谓彻底的反传统只能是一句空话,所谓反传统就如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这是不可能的。

  《红蝗》与以往的作品不同,关于主要人物的主要经历和结局,以往的作品总是让读者感到无可置疑,总是想让读者相信造成某一结局的客观必然性和唯一合理性。但莫言在写黑衣女人死的同时,在描述四老爷和红衣小媳妇偷情过程时,完全出自“我”的主观推断,这种主观推断有其可信性或合理性,但并不排斥其他可能性。历史已经过去了,完全复原历史是不可能的,就是对当代史,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释,这是由于社会越来越多元化的结果,何况是过去的历史呢。因此《红蝗》从人物设置到叙述方式,都给人一种扑朔迷离、恍惚不定的杂乱感。好象作品未经精心构思,只是作家随意挥洒和非理性的表现,事实并非如此,在《红蝗》中,五十年前和五十年后两组人物之间虽无外在直接联系,但大多有着更深刻的内在联系,看似无序,实质有序,看似不合逻辑,实质是一系列和历史之间反复拼贴、粘合、勾连,从而作出某种思考、推断、猜想的过程,这就是《红蝗》一书超越常规的匠心独运之处。

  《红蝗》一书具有以乱代真,以丑代美的特点。五十年前的那场大蝗灾,高密县东北乡人在四老爷的带领下耗费巨资建蝗庙拜蝗神,祭蝗大典显然幻化成人间一出闹剧,丑陋肥大的蝗虫被置于高堂庙宇之上,而孤立无助的人们却对它顶礼膜拜,人虫的位置颠倒,这样的闹剧,在神州大地上一再重演过,是人的愚昧无知,还是恶势力的恐怖使人们敬之如鬼神。但是蝗神庙并没有驱赶泛滥成灾的蝗虫,那生命力、繁殖力旺盛的蝗虫仍汹涌澎湃,连绵不断。蝗虫所到之处,只余下一片空荡大地和遍地蝗虫屎,什么都吃光了,啃绝了。于是,乡人们又在九老爷的带领下毁蝗庙,驱蝗神,用尽所有办法杀灭蝗虫,并请来了另一尊神,传说专司为民驱蝗之职的刘将军,但蝗虫仍灭而不绝。

  《红蝗》一书,打破了人们传统的审美观,反其道而行之,引入了独特的审丑观,既然人类社会中,更多的时候,是恶多于善,丑多于美,那么我们又如何能够漠视丑陋事物的客观存在呢。小说中对从淤泥中拔出来九老妈身上臭气的描写,对漂浮死鸭子、死蛤蟆池塘的描写,对大便的赞美。对死蝗虫的描写......等等世界上最丑陋、最肮脏的东西充斥期间,这种丑陋描写充满强烈的感官刺激。可以说,在莫言之前,国内没有一个人像他这样集中描写了这么多丑陋的东西,而这种丑陋的东西作为意象普遍存在着。常说,美无处不在,人们只是缺少发现美的眼光,而莫言更多地是提醒人们丑更是无处不在,只要不闭着眼睛说瞎话,眼前就有,譬如大便,譬如人类分泌的混合物。

  莫言在小说中多次写到高密东北乡那片沼泽地里红色的淤泥,那是历史积淀的象征,是红色蝗虫、网络大便、动物尸体和人类分泌液的混合物。但莫言无力去谴责直露的野蛮,更愿意对粗犷、质朴的野性发生赞美,这种红色冲动和野性宣泄,构成了莫言小说的又一特色。即使描写五十年后的那次大蝗灾,在抗蝗中,调动了部队,还用飞机喷洒毒杀蝗虫的农药!看来人们是完全战胜了蝗虫,但作者用蝗虫考察队青年女专家驴唇不对马嘴地回答:可怜大地鱼虾尽,惟有孤独刘将军。对这种大量使用剧毒农药,破坏环保的杀虫方式提出质疑。虽然,至今没有找到更好的灭蝗方式。

  《红蝗》以五十年前后两次大蝗灾的为背景,浓墨重彩,描画了世间奇异的景象的同时,展示了人性穷奢极欲的复杂情形。从五十年前乡村生活的愚昧野蛮到五十年后“现代文明”的虚伪,都市生活的糜烂,这一切都让“我”精神生活无所皈依。在小说中,我们也最能清楚地看到人的“最英雄最王八蛋”的双重性,而人的“王八蛋”的一面,又往往与灾难构成一种合力,所谓天灾人祸是也。正如作者在《红蝗》结尾总结的:经年干旱之后,往往产生蝗灾。蝗灾每每伴随兵乱,兵乱蝗灾导致饥馑,饥谨伴随瘟疫,饥谨和瘟疫使人残酷无情,人吃人,人即非人,人非人,社会也就是非人的社会,人吃人的社会也就是吃人的社会。如果大家是清醒的,我们喝的是葡萄美酒;如果大家是疯狂的,杯子里盛的是什么液体。

  《红蝗》摘录:

  *家族的历史有时几乎就是王朝历史的缩影,一个王朝或一个家族临近衰落时,都是淫风炽烈,扒灰盗嫂、父子聚、兄弟阋墙、妇姑勃谿——表面上都是仁义道德、亲爱友善、严明方正、无欲无念。

  *被欲望尤其是被性欲毁掉的男女有千千万万,什么样的道德劝戒、什么样的酷刑峻法,都无法遏止人类跳进欲望的红色沼泽被红色淤泥灌死,犹如飞蛾扑火。这是人类本身的缺陷。人,不要妄自尊大,以万物的灵长自居,人跟狗跟猫跟粪缸里的蛆虫跟墙缝里的臭虫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人类区别于动物界的最根本的标志就是:人类虚伪!*但在以兽性为基础的道德和以人性为基础的感情面前,天平发生了倾斜。

  作者简介/《红蝗》

  莫言生于1955年2月17日,原名管谟业,山东高密人,中国当代著名作家。

  香港公开大学荣誉文学博士,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学院院长,青岛科技大学客座教授,潍坊学院名誉院长。他自1980年代中以一系列乡土作品崛起,充满着“怀乡”以及“怨乡”的复杂情感,被归类为“寻根文学”作家。2011年莫言荣获茅盾文学奖。2012年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其作品深受魔幻现实主义影响,写的是一出出发生在山东高密东北乡的“传奇”。《生死疲劳》和《蛙》这两部作品所具有的罕见的宗教情怀,使它们超越了中国作家同行,而进入了世界文学的行列。莫言的业绩,也使他当之无愧地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殊荣。在2013年2月1日全国政协第十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上通过为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创作历程

  1981年 开始创作生涯,发表了《枯河》、《秋水》、《民间音乐》等作品。

  1985年创作《白狗秋千架》。

  1986年 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

  1991年 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鲁迅文学院创作研究生班,获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硕士学位。

  1997年 以长篇小说《丰乳肥臀》夺得中国有史以来最高额的“大家文学奖”,获高达十万元人民币的奖金。

  1997年 脱离军界,转至地方报社《检察日报》工作,并为报社的影视部撰写连续剧剧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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